与产业界合作，就意味着转基因科学家被收买了吗？
作者： 刘杰
2015-09-14 14:47
转自基因农业网
基因农业网（刘杰）编译：凯文•福尔塔(Kevin M. Folta)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位植物学教授，他从孟山都和其他的一些公司收到过差旅费。查尔斯•本布鲁克（Charles M. Benbrook）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名研究学者，他从全食和有机谷这样的公司那里得到赞助，用于差旅和实验研究。
其实这些事实对于其自身来说本不重要。但是如今关于美国农业的未来的争论层出不穷——“大”和“小”的争论、传统食品与有机食品的争论、到底是应该在农田耕种还是在实验室的争论。而这些科学家们正处在这些争论的反方，再加上《纽约时报》的不当描述，导致他们被推到公众面前，成为了关于实验经费、利益冲突和科学道德等问题的避雷针。
这一切都是从美国一个非盈利的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组织（Right to Know）要求查看那些强烈捍卫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的邮件开始的。（由于这些科学家们都在公立大学工作，所以他们的邮件遵循档案公开法。）随他们的邮件被公开，科学家们与产业界合作的证据立即引发了各种非难、针对性的谴责和网络上的谩骂。尽管这个调查曝光了几个科学家的有问题的邮件，但福尔塔却成了众矢之的。
紧接着，《泰晤士报》在星期五刊登了一篇大篇幅的文章，不仅直接将这本就复杂的事件的主流引向更深入的检查，而且还申请公开本布鲁克的邮件内容。本布鲁克是一位有机食品捍卫者——因此也算得上是与福尔塔“对立”的人。
《泰晤士报》选择的划分从比例上来说是有失偏颇的，我相信与生物技术公司合作的科学家远比那些与有机食品行业合作的人要多。但是却通过一个有效的方式使问题复杂化。它帮助遏制了“膝跳反应”：很难让“回归地球”的倡导者站在产业界人士的立场上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还要推翻他们自身本来的立场。
面对所有这些关于科学家纠葛的报道，我们要做的绝不应该是幸灾乐祸。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停止对自身阵营的欢呼与对对立阵营愚蠢的嘲笑，并询问：利益冲突是何时成为一个问题的，对此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为了转基因食品的报道，我曾与福尔塔和本布鲁克都进行过交流，想直接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我首先联系了本布鲁克。他说他不愿意加入这场纷争，但是会考虑一下——然而当天他并没有给我回话。这样我就被晾在一边，而他则接受了《泰晤士报》的采访，使得《泰晤士报》可以进行后续报道，并且本布鲁克对于《泰晤士报》几乎知无不言。他告诉记者Eric Lipton他所知道的大学的立场，至少是一部分，这样一来记者们和决策者们就会更多地关注他的工作。“我也曾经为一个隶属于产业界的组织工作，该组织也从产业界获得经费赞助，可是人们根本不听。”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本布鲁克表示自己与福尔塔立场相当：
“今年本布鲁克博士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职位没有任何变化。本布鲁克博士说到，就像孟山都和其他公司赞助佛罗里达大学或直接赞助福尔塔博士一样，那些有机公司也会出于一样的理由给他一些资金。”
“他们想影响舆论，”他说，“他们本可以自己进行那些研究，并将信息放在自己公司的网页上。但是这样一来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自卖自夸。一场该死糟糕的纷争正围绕这件事展开，而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地占据更大的优势。”
当我与福尔塔联系的时候，他并不赞同这一类比。“事实上本布鲁克个人从产业界收取了128,000美元的酬金，而我并没有从公司收到过任何私人的薪酬。”
福尔塔多次强调：在公布的邮件内容显示孟山都为他报销差旅费并提供25,000美元的资金（当争议爆发后，学校将这笔钱用在了其他的地方）。在赞助这个生物技术教育项目之前，他与孟山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告诉他，如果他所说的“没有任何关系”是指 “没有资金流入他个人的银行账户或是用于资助他的研究项目”，我将会更加同情他的现状。
福尔塔说他以后会将眼光放长远点。“我本应该将我与孟山都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完整地公开出来，”他说到，但是当时他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很多公司都会给福尔塔报销差旅费，用于支付他参加会议、做报告等的费用——紧接着他问我，他是否有必要将它们全部一一列举出来？
他说他真正的错误是没有意识到舆论观点的重要性：他本应该将自己与孟山都的每一份协议都展示出来，因为人们对这个公司尤为关注。但是，他也受到了佛罗里达大学法务处的审问，并且“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并没有产生利益纠纷，那些公开的信息足够说明问题。”
是否有种方法可以超越派别之争？
我见过有太多的人谴责福尔塔，却对本布鲁克选择无视。我也见过有人用对待福尔塔的方式对本布鲁克挑刺。但是，如果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必须要同时考虑这两个科学家的做法。两个人都收到了差旅费、两个人都与那些企图影响政策和舆论观点的公司及激进分子有邮件来往、通过曝光信息，两个人本可以变得更清白。在最新一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本布鲁克声明自己与产业界没有利益冲突，然后在一系列的敦促下，他公开了他的邮件内容。
你可以说凡是从商家那里拿钱的人，或是花大量时间与公司代表合作的人，都是道德败坏的毒瘤，但是这一点都说不通。与公司合作是许多大学的任务的一部分——这在许多公共科学家的工作描述中都有文字记载。大学要依靠产业界提供的资金，并且历史中一些重大的科学成就都是在私有研究中完成的，而非公立。另外，比起让科学家们离群索居，我更希望他们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活动，并促进公众与科研界的交流。
当然，得知人们什么时候被付以报酬还是很有用的。在我看来，与自己的团队交流和与其他组织交流并得到一些资金上的帮助，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学者出差去发表一个公开的证词，那么他们自己付款和公司报销他们的差旅费用是有区别的。假如有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如果我知道为他宣传会得到好处、或是他们只是因为太过激动而愿意发邮件把这件事告诉我，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当一些人公开自己潜在的利益冲突时，这会使得我更加信任他们。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妇产科医生Aaron Caughey，他也是我第一本书中的英雄之一。他在一次有关在家分娩会减少剖宫产术的报告之前特意暂停下并提及他曾帮助鲍勃红磨坊食品公司工作过。这一曝光与他演讲的主题没有一点联系，并且仅仅只用了几秒钟来说这件事情，但是却让我感受到Caughey在尽他的最大努力使人们减少对他的偏见。
让我们走出洞穴
我认为，科学家们被产业界收买了这样的观点是植根于于对科学家的使命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哲学家Bruno Latour用“柏拉图洞穴”这一类比来描述这种期望：我们都在洞穴里，但是我们却想理解墙上的影子——然而将影子投射进洞穴这一现象的本质和真理却在洞穴之外。在这一类比中，科学家们就是走出洞穴看到真理然后将真理传达回来的那些人。
如果这就是你去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利益冲突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会在我们提供真相的时候把意识形态或金钱利益掺杂进去。但是La Tour的认为世界从来都不是这样运转的：我们从未从自然界中剔除，我们从未与事件的本质脱离，科学家也并没有获得真理的特殊途径，每一个科学都是由证据组成的社会建构，也会被偏见和世界观所影响。
科学家也是人。有些科学家会怀有（有时会激昂地提出）政治见解，或是与商业公司和宣传团队有邮件往来，或是从那些喜欢他们做法的公司那里收取一些报酬，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老实说，假如福尔塔和本布鲁克不与产业界的人交流我反倒会感到比较惊奇。
这些都不会改变我想要接触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从未奢望从科学家口中获得真相。我对待他们就像其他的信息来源一样，尽我最大的努力找出他们话语中的关键因素。我认为这些科学家反省并且谦卑的精神难能可贵。同时，我发现与有强烈个人观点的科学家对话是很有用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我们要去仔细审视这些观点。
从长远来看，科学总是在自我修正的。强烈的个人观点、文化的偏见和不清不楚的钱财都会影响科学家们的陈述，或是影响科学家们将这些陈述传达出去的能力。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能够得到重复并且实验方法经得起反复的推敲，那么这些都不足挂齿。就像《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写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学术工作是妥协的……”
产业界和政治组织不能改变科学证据——他们只能影响公众认知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专家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家本身，科学的传播者，甚至是那些着眼于科学证据而非政治因素（不管有多么崇高）的记者，他们可以对科学的社会建构吹毛求疵并阻止那些想企图把清水搅浑的行为。
作者Nathanael Johnson为环保网站《谷物》(Grist)
作者，原文链接：http://grist.org/food/are-scientists-who-collaborate-with-industry-tainted/?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tweet&utm_campaign=socialflow
来源：基因农业网
原文网址
http://www.agrogene.cn/info-27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