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智识阶层的努力，一个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是不可能建立的。智识阶层的使命就是提供知识，知识当然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那么首先就会刺激智识阶层去创造知识。这个是春秋战国社会文明大发展的根本动因。

能不能解决社会遇到的问题，能不能符合真实地解决社会遇到的问题？这是检验智识阶层是否合格的清晰指标。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中国社会已经长期受到因社会人均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智识阶层就是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

学术自由其实是针对探索如何解决社会问题而言的。我们知道，自然有其本身的真实，智识阶层探索自然时要遵循其本身；那么人与社会呢？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人与社会有其本身的真实，智识阶层在探索人与社会时要不要遵循其本身呢？这时，天子或君主等政治组织强行下达一个“指示”，一个“精神”，强行规定一个“目的”，智识阶层依据这些去探索解决之道行得通吗？尽管人与社会要“柔”得多，可以扭曲很多，可以歪曲很多，但真实依然。

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看似可笑的问题呢？因为人与社会比起自然更加艰深。智识阶层在创造人文科学时更加困难，更加不易。人与社会太复杂了！

古中国社会的智识阶层在春秋战国时期享受着难得的自由，整个中华社会陷入混乱与纷争中，唯独智识阶层可以停下来思索。这是一幅多么悲催的画面！又是一幅在残酷中带有一点美丽的画面，让我们心有感触。

尽管古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是一个象征，就像一个孱弱的年幼的皇帝，他现在没有行使他的无边的权力的能力，但“天理”在，“法理”在。一有机会他就会让你看到他恐怖的权力，你不得不匍匐在他权力的脚下。古中国社会的“天子”就是这样的。个人、社会组织与社会的界线模糊混沌，让强人可以随意地越过这个模糊混沌的界线，毫不费力地侵害他人、侵害社会组织，侵害社会。无论是社会财富产权的不明确，还是个人的、社会组织的权利不明确都是如此。

所以，越模糊混沌越对强人有利！反过来，强人最喜欢模糊混沌！

社会封闭是模糊混沌的背后推手，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不会容许模糊混沌的。亲兄弟一旦不允许外人插手，模糊混沌就是注定的。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

家庭和宗族的封闭促使整个社会封闭，社会封闭使得个人、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混沌，一切社会问题解决起来就复杂难搞了。

社会封闭与社会分化是一对孪生兄弟，而社会分化的危害是怎么往大了说都不为过的。社会财富产权不明确、社会界限模糊混沌、社会分化等，这一切都是社会封闭的产物，所谓“一龙生九子”，一个祸害生出百个祸害。

大中华地区的“国际社会”有利于学术自由，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迫使那些高高在上的君主等政治组织“礼贤下士”，广揽人才。这又是一幅悲催的画面！

养士习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渐渐形成的。权贵豢养有学识的人，多悲催的事情呀！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然而在那个时期，智识阶层竟然对此不以为耻，说明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已经严重扭曲了！这样的智识阶层怎么可能走向独立呢！又怎么可能称职呢！

老聃的“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实则蓬累而行”，鲁迅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所以，独立应该是智识阶层成员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取向。“功成名就”则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取向，“得时”可以顺便“功成名就”，但不可以在失去独立的情形下“功成名就”。

功利主义是一剂毒药，百害而无一利。智识阶层如果接受功利主义诱导，创造出来的知识必然是毒药。这样的文明也是“假”的文明。

应该说学术自由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前因。不是说某个社会组织提倡学术自由，社会就会形成学术自由，没有这么简单的。但学术自由确实是社会文明大发展的一个有利的前因。

三是社会大变迁。这一条才说到了点子上，刀刃上。社会形态大变迁是社会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最本源的前因，但不是说它就一定会产生社会文明大发展，还需要一些由社会形态大变迁产生的倾向于社会文明大发展的各种要件，比如学术自由，比如智识阶层的成熟等等。换句话说，社会形态大变迁与社会文明大发展之间需要一座或几座桥梁，没有这些桥梁，也是不行的。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社会形态大变迁是社会一切发展变化的根本前因。当然可以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前因，只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前因。社会形态大变迁与社会文明大发展之间需要一些纽带，需要一些中转站，如上面提到的学术自由。

我们还没有比较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通常是比较模糊地一笔带过，不加细究。

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简洁地思考社会文明大发展的前因，它有至少三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成熟的智识阶层。社会文明的大发展当然是指产生大量的具有高度国际学术水准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是由智识阶层创造出来的。

二是宽松的学术自由。成熟的智识阶层形成了，但社会不提供宽松的学术氛围，他们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全部“浪费”掉了。学术自由是由倾向平等价值观的社会形态提供的，但可笑的是，古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自由是由社会纷争和混乱附带提供的，一种战争副产品。

三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创造知识需要存在的“真实”，成熟的智识阶层、宽松的学术氛围，再加上很好的研究素材，基本上就会产生高水准的知识。这个“很好的研究素材”可遇而不可求的，剧烈变迁的社会形态会产生诸多激烈的社会问题，这个就是“很好的研究素材”。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的累积。尽管知识都是社会创造的，但正如牛顿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社会文明的大发展需要社会文明的一个长久的积累。

以上，我们结合一些学者的共识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现象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它忽视了一个古中国社会特性的原因——社会的高度分化。

“百家争鸣”现象并不是良性的。大多数学者只看到它好的一面，却对其不好的一面“充耳不闻”，或者认识不够。这也是一些学者对于百家争鸣“叶公好龙”的部分原因，百家争鸣缺乏共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的至理名言。人类社会有着一个本质的趋向，社会形态可以有很多种，但幸福的社会形态只有一种。

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人与人类社会比自然、宇宙更加复杂，但人、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都是同质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也是同质的。它们都是知识。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没有那么多学术流派，偶尔产生学术争论，那也是极少的，并且都是在遵循求实精神的原则之下。在光的本质的争论中，双方都是牛顿力学的支持者。

一种普遍的观点，学术流派与社会阶层紧密相关。观点的不同，其本质在于立场的不同。在马克思学说中，人文科学的学术流派被高度政治化，被刻意地视为某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利代表。依据这种观点，古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没有那么好了。“百家”学术流派，社会分化成“百个”阶层，多么分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严重撕裂，社会融合将多么艰难！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多么痛苦，何来幸福呢！

社会形态的本质趋向要求社会形态趋同，差异不可避免，但趋同是根本。社会文明反映社会形态，没有共识的学术流派反映分化的社会形态，可以说，社会文明的共识度标示社会的融合度。所以，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可以是不同的，也必然是不同的，但他们的共识度却越高越好。社会文明的共识度越高，表明这个社会越融合，社会分化越小。相应的，社会冲突、社会纷争就会越少、越小。这样的社会才是我们渴望的！当然，这同样是在肯定社会差异的基础上。

社会分化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根由，是一切社会弊端的病灶。社会分化是一个有毒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把社会差异与社会分化混为一谈，社会差异不同于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社会差异的极端化，合理的社会差异是良性的，是我们渴望的。

因此，学术流派不是多多益善，太多的学术流派不是一种好现象，它所反映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但“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极端，是社会垄断扼杀了社会竞争，是集权独裁抹杀了自由民主，都是令人遗憾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在共识度很高的基础上产生合理的学术差异，进而形成良性的学术流派现象。这样的学术流派将不会封闭，也不会很多，更多的将是以个人的特质表现出来。

我们要抨击学术流派的封闭，它会虚拟引导人与社会组织倾向于更加封闭的社会形态。这犹如政治上的社团主义，它是有害的。封闭的就是倾向于垄断的。所以，我们要抨击各种各样的封闭。

我们来探讨一下封闭的起因，封闭与分化互相加强，狼狈为奸。应该说，社会分化与社会封闭都是来源于社会差异的极端化。差异是无法避免的，但社会差异需要约束，无约束的社会差异就会如脱缰野马，差异就会极端化。所以，“顺其自然”有时候是非常有害的，这是老聃哲学的最大弊端。在这种情形下，“顺其自然”是虚假的，是不会形成“无为而无不为”的局面的，只会造成脱缰野马般混乱与无序。最可怕的就是，“顺其自然”造成的后果给社会垄断与社会集权制造很好的“借口”。

这是可悲的！

社会形态的变迁是由社会人均生产效率的提升推动的，这是一种判断。这个判断给出了一种社会形态变迁的解释，这个解释是符合真实的！社会形态的变迁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的解释力度很弱，需要形成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观点，社会人均生产效率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社会差异的极端化造成了社会封闭与社会分化，进一步造成社会文明的迟钝现象，社会文明的迟钝进一步造成社会错过探索社会形态变迁的最佳历史机遇，增加智识阶层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当古中国的奴隶社会迟滞了对社会形态变迁起因的探索，错失了最佳的历史机遇，这就注定了几千年后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悲剧。

等到社会形态的变迁严重冲击社会财富分配的时候，社会封闭与社会分化已经非常极端了，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会不可调和，社会纷争与混乱就不可避免了。人们的情感与认识都会形成固化，严重不利于社会融合，社会阶层就会产生互相敌视，时代情感产生重大变化。

当老聃在《道德经》中发出这样的呼吁，“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时代情感已经变得悲观。这犹如英国近代社会曾经出现的勒德分子，只不过英国社会的勒德分子很少。社会形态的严重分化，社会陷入混乱和纷争中，老聃依稀感知到这一切都是社会人均生产效率的提升导致的，社会财富的丰富冲毁了既有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老聃看到了社会的变迁，并肯定了社会的变化不可阻挡，但他非常悲观。这种悲观严重阻碍了他对人与社会的探索。

时代情感是瞬息万变的，尤其在一个时间节点上。伟大的时代总是容易逝去的。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一定感触颇深。他成长于伟大的伯利克里时代，但他随即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雅典城邦由盛而衰。大众民主的弊端十分明显。他严厉批评大众民主的不足，社会在传递善的价值方面非常无力，雅典社会的衰弱不可避免。这充分说明人与社会是异常复杂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组织能够改变的。

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作为古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它的产生来源于具体的时代。

我们在社会文明大发展的探讨中获得了一些共识，并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的特有原因。下面，我们结合一个泛泛的例子来探讨功利主义的形成与危害。

历史资料的缺乏让我们很为难，但借助思辨逻辑的推演，我们可以推演一个大致的泛泛的例子。生活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人们会感受到社会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在青年的时候是积极的，但随着人的老去而心生悲戚，变得悲观。普通人的生活更加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何不从一个普通的奴隶主与一个奴隶的生活去看这个时代呢？

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悬殊，一个是老奴隶主家的嫡生次子，一个是卑微的奴隶的儿子。他们生活在西周的中期，社会安定。这家奴隶主是在西周的初期发家的，早先管理着比现在大得多的土地。他的爷爷总对他说，“你的祖先是一位勇敢善战的将军，因为军功被封了爵。但过了几代就衰败了，但总算留下了大片的田产。”

古中国社会没有遗产继承方面的法律，差不多遵循男嗣“平均继承法”，父亲的财产平均分配给他的儿子。女嗣是没有继承权的。由于家庭的封闭性，这种继承惯例从来没有被打破。由于一夫多妻，男嗣一般是比较多的。这冲击家庭财富的规模，尤其使得贵族的财富加快衰败。而君主的权利却是无法平均分配的，所以君主具有巨大的优势。

和他的几个兄弟比较起来，他更加热爱生活，尊重知识。李青和狗仨一转眼都已经成人。李青的父亲已经去世，从他的父亲那里，他和四个兄弟平分了田地，他继承来的一百多亩地在一个向南的坡面上，外加东面的一大块杂树林和一片草地。狗仨是他拿三个很壮实的年青奴隶换来的，狗仨原本被分给了老大。

狗仨是一个很聪明的青年，是一把种庄稼的好手。对手工制造也很擅长，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制作耕犁的能手。李青与狗仨感情很好，非常器重狗仨。

李青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对奴隶比较宽厚，他的父亲从没有折磨和杀过奴隶。

西周中期的社会，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很快。社会人均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在农业生产方面，犁的改进与耕牛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多迫使人们去增加粮食产量。在努力提高亩产的基础上，人们渴望去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同时搞家庭畜牧业。

奴隶们的婚姻家庭是不受社会保护的，全凭主人的慈悲。一个有着朴素人道主义的奴隶主会适当顾及奴隶们的婚姻和家庭，尽量避免拆散。李青就是一个具有朴素人道主义的人，他允许奴隶们结婚，组成他们的家庭，并顾及他们的子女。

狗仨在李青的允许下结了婚，并育有两子一女。狗仨尊重和敬畏李青，并对李青报以感激之情。他加倍地勤奋劳作，以报答主人的恩情。

奴隶们养了一些家禽，李青默许了他们的行为。他乐意奴隶们改善生活，这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奴隶们感到幸运，他们有一个好主人。对于掌握着对方的生死大权，他的善意与合作总会受到欢迎的，换来对方的感恩与合作。当然，他要让对方明白他的善意。

农业生产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有经验的农民在不断尝试改善农具，以提高生产的效率。在西周时期，冶金技术在不断发展，这为犁铧的铸造材质提供支持。铜犁已经广泛使用，它比石犁的效率要高得多，且不易损坏。铁犁更加省力，更加快速，同时韧性更好，更不易损坏。李青和狗仨密切注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他们关注着冶金技术的新进展。

李青任命狗仨管理农业生产，以及他的五家奴隶，共二十一个男女奴隶，其中包括了狗仨自己一家。李青允许奴隶们建立自己的房屋，在东面的草地上。奴隶们在自家的房屋前开垦一些菜地，并围起木栅栏，把家禽圈起来。一些七八岁的男孩已经到了放牧的年龄，李青家养了好几头牛和马，还有几十头绵羊。李青的几个孩子常和他们一起玩耍，他们叫李青的孩子小主人。

李青支持狗仨的想法，努力改进生产农具，并允许奴隶们开垦荒地。新开垦的荒地允许奴隶们自己耕种，除了上缴部分粮食，其余的可以留给自己。奴隶们的生产积极性，生活积极性更加大起来，他们感受到一种新时代的气息。

这些变化让李青收到实际的财富，他的财富要比保守的几个兄弟多了很多。开放的思想让李青更加富有，更加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无法冲破社会的现实约束，他没有意识给奴隶们自由，整个社会压制这种意识。李青对奴隶的友善已经招致了包括他的几个兄弟在内的周围人的严厉批评，说他坏了祖宗的规矩，与奴隶们走得太近，不分尊卑。他们说，“奴隶应该有奴隶样子，主人应该有主人的样子！不能尊卑不分，坏了祖宗的规矩！”

掌握了社会财富分配权力的人何必去辛苦地创造财富呢？把别人的财富掠夺过来不就可以了，无情地掠夺奴隶们创造的财富不是很好吗？至于该不该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多少？这个问题何必去思索呢？别人在我眼里就是“物”，只管掠夺，也没有社会财富产权的明晰界限，只要能够掠夺过来就好了。别人反抗了，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愤恨地让一点，而且大骂“人心不古”，失了“天理”。掠夺别人是“天理”，如老聃的人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至于穷人们能不能活下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社会秩序总是对统治阶层有利的，“天理”总是在富人们一边。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只会对统治阶层有利。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天理”上！出在“法理”上！“天理”是什么？“法理”是什么？不在孔丘的嘴里，也不在儒家、法家学者的嘴里，而在每个人的平等与尊重里。天理是人的平等与尊重！

“对立”、“极端”都是无能的。把事物看成是对立的是一种无能的表现，简单粗暴！否定平衡与融合是无知的。社会可以融合所有的人，一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可以惠及所有的人，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否定这个就是一种无能！当然，在社会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学理上却要大力肯定！在逻辑上要大力肯定！

功利主义的兴起压制了求实精神！占卜是一种巫术，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形式和表现。为什么要占卜呢？占卜吉凶。为什么要占卜吉凶呢？趋利避害！功利主义凸显！人们不再严肃地探究事物本身的变迁趋向，而是简单地归结为神秘主义。既然可以通过占卜来“解决问题”，那又何必去费力探究事物本身呢！

但人与社会终究还是要探索事物本身的，不过，有了功利主义的阻碍，求实精神不得彰显。在功利主义的阴影下，创造出来的知识体系只能是臆造和虚妄的，在解释力上只会是牵强附会的，东拉西扯的，比如“阴阳学说”、“八卦学说”等。五行学说后来也演变成了牵强附会的学说，解释力严重不足。其实，这些学说应该都是自然哲学的范畴，当人文科学形成的时候，这些学说就应该定格在那个历史时期里。

当古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成熟的智识阶层形成了，他们努力遵循求实精神的引导，创造了辉煌的社会文明。我们在老聃的《道德经》中，在孔丘的《论语》里很少看到神秘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它们突破了神秘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禁锢。当然，尽管他们努力挣脱神秘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束缚，但依然带有两者的影子。在老聃哲学与孔丘哲学中，老聃哲学是一座丰碑。尽管后来的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在很多地方又回到了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八卦学说里，但在老聃哲学里，在孔丘哲学里，很少见到它们的踪影。

我们庆幸有了春秋战国时期辉煌的社会文明，尽管它不是尽善尽美的，但给了中国文明一个不朽的高峰！这个文明高峰在同期的人类社会里是罕有的，在四个文明古国中是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