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将迎来新节点

陈柳钦

     12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2015中国改革论坛”上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其中，距上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上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召开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次会议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1978】13号文件）。该文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镇的城市工作基本思路，并首次将城市发展规划定义为刚性规划，基本建立了此后30多年时间中城市建设和发展工作的基本思路。同时，该文件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路径和办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重新恢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严重破坏的城市建设秩序，提供了基本路径和方法。

37年前的那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理念，那时的重点在于发展，当时即便是大城市也主要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各方面基础设施还很落后。37年后，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入“城市社会”，势必带来城市管理模式、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形态的根本变化，城市发展理念、规划和管理体制亟须改革完善。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一个转折节点，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11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城市工作。该次会议对未来中国城市工作定下基调：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城市宜居性、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加强城市工作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本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很可能是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重大转折点。一方面将从更高层面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为中国城市下一步的走向定一个调子，从而更好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另一方面将对事关中国城市发展的若干重大议题做出回应，并将形成方向性的共识；同时将释放新型城镇化的需求，或将在海绵城市、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棚户区、危房改造等领域拉动巨额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另外，有望在会议上讨论的城市人口规模、住房政策取向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将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说城市发展是一列火车，规划就是引导火车前行的轨道。然而，近年来很多城市在“摊大饼”中频频突破规划约束，一些城市更是“一任领导一任规划”，城市蓝图成了一纸空文。城市规划是否科学，关系着城市发展的全局。一旦规划出了问题，城市损失动辄数百亿，伤害的是市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未来如何在科学合理基础上强化城市规划的法治化，是改革完善城市规划的重要方向。因此，本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将主要着眼点应该落在规划上，在既有经济体量和建设能力上，结合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这两大方向，更着重强调规划城市的布局结构。

城市工作之所以得到空前重视，在于随着城镇化率超过50%，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要素，城市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远较过去农村人口占主体时紧密。一定程度上，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发轫于农村的改革实现了生产力的初次解放，那么在城镇化率过半后，城市的改革则事关生产力能否获得再次解放。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到70%之间是城市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意味着更多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未来的城市工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更加重要。做好城市工作是推进城市化的必要举措，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应有之举，城市工作是消化地产库存的有效途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国仍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要意识到未来城镇化进程应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我们不仅要从纯粹经济的角度去考虑，从功能性的角度去考虑城市的发展，而且要从提升生活品质，培养人文美感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建设我们的城市。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