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一个取得成功；而极少数成功了的国家，他们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这是我在昔日的皇家园林朗润园等待了七个小时后，向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当然，严格意义上，这不算个问题，我只是希望听到他亲口对这个观点做出解释。因为似乎只有这样，大众才有意愿去了解他的坚持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核。他曾因为表达“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有8％的增长潜力”而备受质疑。

　　幸运的是，林毅夫或许不会再是抱持此类观点的少数派了。2015年12月14日，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理论创新”的风口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

　　如果说林毅夫在北大有一双“儿女”，那么1994年他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到北大担任主任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儿子，专做政策研究与建议；刚刚挂牌的这个中心算是女儿，专责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将成为他的理论基地。

　　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早在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就已经孕育，“新结构”的名字是为了区别于已有的结构主义。他的世行经历使他扩展了视野，更多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套理论主要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结构变迁，核心包括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

　　理论的东西或许稍显复杂，但它就像是一副眼镜，可用来观察真实世界。正如林毅夫本人所言，新结构经济学正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尤以今年为胜。相信各大投行都接到了很多客户需求，急迫的想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研究团队一字摆开他们最拿手的数学工具，建模计算得出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了技术创新不足的拖累。

　　中国经济下行真因技术创新不足？

　　从上面的这段视频可以看出，林毅夫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有着独立的判断，他运用的工具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频后半段引述的李光耀与克鲁格曼的辩论，一下子把分析中国问题的视野，扩大到了世界格局的背景之下。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究竟需要一套什么样的理论，来帮助制定本国的发展政策？有趣的是，我发现中国执政党制定的发展政策，与林毅夫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观点，惊人一致。那么，到底是谁借鉴了谁？

　　林毅夫在本期《高端视点》栏目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以下为林毅夫接受FT中文网《高端视点》视频访谈的文字选编。

　　你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他们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能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原因吗？

　　那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发达，一定有一本“真经”，按照他们的理论来做是能成功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忽视了理论的适用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经常也会所谓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所以，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理论也老在变。这样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作为参照系，难免有缘木求鱼的情形。

　　真正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我想就必须了解发展中国家它存在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所能动用的条件是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哪些是最好的方案才行。

　　就是了解我们有什么和我们能做什么，其实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要点。祝贺你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不是说明，你的这套理论体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更为成熟的阶段？

　　应该讲，你的总结是对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出发，然后根据他所有的资源禀赋，看看什么东西能做得好，然后把做好的做大做强。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它都能够变得有竞争力，也便能够发展的比较快速，然后可以逐步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觉得，这是思维方式的180度转变。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当然开始在学界有争论，但我很高兴越来越多人也逐渐接受这个观点，也开始以这个为切入点来研究问题。不过，刚刚开始，还处于论商阶段。

　　所以，虽然已经有点影响，在国际的主流学界也有一些大师级的、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对这样一个观察问题的方向给予高度的赞赏，可是理论框架还刚刚提出来，当中还有很多需要给予模型化，需要有实证的检验。并且，必须要在实践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这就是说理论要结合实际。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实有很多人好奇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到底做对了些什么？我觉得你或许有答案。这个答案会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方式来消除扭曲”吗？

　　我们渐进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用双轨制的一轨，对旧的产业给予保护补贴来维持稳定；二方面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必要的因势利导。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和资源，并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以我们才能够维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

　　如果说你即使是渐进，即使是双轨，但不是按照充分利用你的比较优势，然后形成竞争优势，再去利用后发优势的话，那么即使“渐进的双轨”也不见得成功。

　　所以，中国发挥了后发优势，在2000年以后实现了超预期的发展。那么，这种超预期的发展有没有给中国带来比较优势的变化？就个人经验来说，我在商场里看很多衣服的产地，已经从江浙变成了柬埔寨、越南等国家。

　　这很正常。因为你有二三十年快速发展，资本积累非常快，所以你的要素禀赋在变化。比如说八九十年代，我们当时还是低收入国家。中国在2001年之前是低收入国家，当时资本非常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所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你刚才讲的这些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但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人均GDP2014年达到760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资本积累的情形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劳动力就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我们的比较优势变化了，过去有比较优势的现在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那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是，在新的要素结构禀赋之下，我们还有不少比较优势。那么，应该按照新的比较优势来提升我们的产业，来推动我们的技术进步。这样我们就能够维持经济继续相对比较高速的增长。

　　这个问题，结合中国的国情，其实就牵涉产业政策。“十三五”规划里提到，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更多。“更好”的意思可能是要建设“有为政府”，这恰恰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相近。你觉得这是不谋而合呢，还是中南海吸收了你的理论研究成果？

　　我不敢讲是中南海吸收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但我想改革开放前面这30年的过程，跟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预测应该是比较一致的。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所得出的政策建议，跟我们当前的政府提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也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比如，宏观政策要稳。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国际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有相当的稳增长的必要性。然后，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当然必须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要有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的精神，去寻找新的机会。但是企业家本身的情况，比如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你不给他激励，那么没有人愿意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是不是成功，不仅决定于他自己的企业家精神，还决定于政府是不是在人力资本、金融、法制、基础设施上面提供了必要的完善，这个也不是企业家自己能做的。所以，政府就要发挥这种因势利导的作用。

　　因为政府所能用的资源和他的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把政府这些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执行能力，更好的、有选择的使用，这种选择的使用就是产业政策。

　　所以，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来讲，是必须要有产业政策的。但这个产业政策要用得准，用来支持符合我们的潜在比较优势，然后把它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总的来讲，你可以看看新结构经济学它整个理论分析框架，跟我们政府做的基本上是比较符合的。不过，我想这更多的是不谋而合。更多的是，只要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是政策决策还是理论分析，应该会大致相同的。

　　毕竟，按照这套理论逻辑，必须要经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发挥市场的力量从企业端实现资本积累的加速，积累到了一定的量，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才会变成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再经过漫长的积累，最终实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可对于一个人均寿命只有75岁的国家来说，如何能奢望它的国民耐心等待结构转型完成的那天？就算是对执政者信誓旦旦要打造“有为政府”的宣告，民众也只会看看自己头顶的那片蓝天是不是已被雾霾遮挡，答案自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