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基因食品无需谈虎色变
2013-11-07 09:48
转自天涯杂谈
转基因食品我们应该持什么立场？我认为应该不要轻易持立场，而是多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尤其是在基因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那些科学家们的意见，而不是瞎起哄、瞎嚷嚷。
转基因食品可以讨论，但不要动不动扣帽子，比如动不动就以“与利益集团勾结”、“美国的阴谋”等等压人，除非你真的有这方面的证据。
我不相信支持转基因技术的院士们都是“收了利益集团的好处”，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们把一生的心血都献与科学事业，我不认为凭着利益集团的几个钱就能够让他们说出反科学的也违背良心的话；当然我也不相信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是收了传统非转基因食品利益集团的好处。我也不认为推广转基因食品是“美国的阴谋”，因为美国是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第一大国，并且美国国内不需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任何标识，2011年的
最近我国关于转基因食品方面的声音特别热闹，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反对转基因食品最剧烈的专家往往是对基因技术毫无所知的专家，比如某财经大学的某位教授，国防大学的某位教授，等等，他们的意见还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和拥护，甚至被赞为“中国的良心”、“国家的脊梁”等等，而支持转基因的院士则被斥为“卖国贼”、“祸国殃民”。这就好比一群人宁可相信厨子大谈兵法却不相信诸葛亮，宁可相信木匠大谈卫星导弹的原理却不相信钱学森，实在是疯了！
蒸汽机技术曾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并长期引领世界，但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由于对新的技术反应缓慢，逐步被德法等国赶超最后不断衰落。二十世纪后期，信息技术是美国长期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力量。二十一世纪，生物技术和太空技术有可能成为主宰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要考虑的问题是吃得更好，活得更长寿，这就涉及到遗传工程、基因技术等生物科学领域的高技术；地球已经显得越来越小，人类未来的出路在太空，因此谁先掌控更先进的太空技术，谁就占领未来的制高点。
转基因技术是否会引发新的技术革命并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尚未能定论。对转基因食品应该慎之又慎，这点倒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必须要建立科学严密的风险评估机制及风险控制系统，但绝不能让某些门外汉的“砖家”“意见领袖”们把它一棒打死；要实现“中国梦”，就绝不能重新回到义和团砸火车、拔铁轨的时代。
附：国内反对和支持转基因的一些专家学者
坚决反对者：
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
经济学家郎咸平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顾秀林
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学者、时评人，以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红色文化享誉国内外）
“三农”社会问题专家李昌平（提出“三农”问题而出名）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
解放军少将、军事评论家彭光谦
明确支持者：
杨焕明院士：转基因本身没有毒
朱英国、谢华安两位杂交水稻育种院士对转基因水稻的坚定支持态度
中科院院士李振声，中国工程院院士旭日干、朱英国等50多位科技工作者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积极支持国家推进转基因生物产业，并呼吁加大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研发与产业化的力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尽管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支持转基因植物和动物。我们现在实际上吃的都是转基因的。转基因本身没有毒，它们同别的基因有什么相互作用也被研究得一清二楚。”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转基因育种不能再落后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校长、知名植物生理学家许智宏吁推进产业化
另外，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比较倾向支持转基因这边。他表示，今后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虽然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目前在国际上领先，但如果不加强分子育种技术研究，短则五年、长则十年，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就要落后国际水平了。”他强调，转基因水稻的试验要做，不能说有人担心，就停滞不前；抗虫性转基因水稻可以从昆虫等小动物中做试验，但不能放开做人体方面的试验；对于抗虫性转基因水稻的推广要特别慎重，要做好系统的安全评价。他表示：“愿意第一个报名，做抗虫性转基因水稻的试验者。”
参与签名支持转基因食品的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及简介
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绿色革命之父，培育出丰产、抗锈小麦品种，获得1970 年诺贝尔和平奖。因终生帮助克服全球饥荒，于2007年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
詹姆斯·沃森（James Waston）——美国分子生物学家，20世纪分子生物学的牵头人之一，发现遗传物质的DNA的双螺旋结构，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项发现为基因疗法、转基因作物、生物克隆技术和ＤＮＡ鉴定技术搭建了平台。
蒂姆·亨特(Timothy Hunt)——英国生物化学家，由于发现细胞周期中的关键调节因子，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彼得·杜赫提（Peter C. Doherty）——1995年获得拉斯克奖（基础医学研究），1996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保罗·德罗斯·博耶（Paul D. Boyer）——美国生物化学家，因阐明三磷酸腺苷生物合成的机理，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Oscar Arias Sanchez）—— 哥斯达黎加政治家，两次当选总统，因成功推动签署中美洲五国和平协议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保罗·伯格（Paul Berg）——由于在DNA重组上的贡献，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有DNA重组大师之称。
菲利浦·夏普（Phillip A. Sharp）——因断裂基因的发现，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道格拉斯·奥谢罗夫（Douglas D. Osheroff）——发现氮气的超流动性，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美国生化遗传学家，因合成核酸，揭开了遗传密码的奥秘，于196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E. Smalley）——发现碳元素的第三种存在形式—C60，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爱德华刘易斯（Edward Lewis）——发现控制早期胚胎发育的重要遗传机理，并利用果蝇作为实验系统，发现了同样适用于高等有机体(包括人)的遗传机理，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悉尼·布雷内（Sydney Brenner）——选择线虫作为新颖的实验生物模型，找到了对细胞每一个分裂和分化过程进行跟踪的细胞图谱，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维绍斯（Eric Wieschaus）——发现控制早期胚胎发育的重要遗传机理，并利用果蝇作为实验系统，发现了同样适用于高等有机体(包括人)的遗传机理，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库珀（Leon N. Cooper）——创立超导理论(BCS理论)，于197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费希尔（Edmond H. Fischer）——因在逆转蛋白磷酸化作为生物调节机制的发现中作出巨大贡献，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欧拉（George A. Olah）——因在碳氢化合物即烃类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德·迪夫（Christian de Duve）——发现溶酶体（细胞内的一种细胞器，处理细胞摄入的营养物质并分解较大的颗粒），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莫利纳（Mario Molina）——阐述了对臭氧层产生影响的化学机理，证明了人造化学物质对臭氧层构成破坏作用，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人工合成核酸，并发现其生理作用，于195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格拉雷（Donald A. Glaser）——发明气泡室，于196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合成下丘脑释放因素，于197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谢尔登·李·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提出亚原子粒子的弱作用的电磁作用的统一理论，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马里·莱恩（Jean-Marie Lehn）——因在分子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新贡献，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罗伯茨（Richard J. Roberts）——因断裂基因的发现，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参考资料
参与签名的科学家名单（截止到目前，共计3451名科学家）
25 Nobel Prize Winners in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