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期的中国皇权运用“外儒内法”来治理国家，这种笼统的说法难以将每个朝代每个皇帝分类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按照最高统治集团治理能力的强弱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将国家治理形态分成A、B、C三种，并发现一些帝制时代的规律，比如权力的边界模糊，历史上越来越集权的倾向，权力和责任极度不匹配，B型社会封杀创新，在社会发展中“制度”比人强。
一、外儒内法的悠久传统
传统上认为，中国历史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清末，都是一个儒家社会。但孔孟等正宗儒家学说与后来儒家的观点差别很大，前者极力倡导的是“周礼”，即周公在西周初年所实施的那套制度，其理想是重建数百年前的西周社会。孔子向往的国家是这样的：皇帝施行仁政，百姓遵守法纪，父慈子孝，家庭和睦，诸侯与各级官员尊敬皇帝，爱护百姓。整个社会就好比一个大家庭，主要用礼仪、感情和道德教化来维系。
当然这样的理想很高尚，而现实往往很尴尬。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尚且矛盾丛生，难以和睦相处，更何况一个千百万人的国家？所以古典儒家的硬伤在于，作为一种道德主张可以，但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毫无可操作性。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卖力宣传他的学说，到头来四处碰壁，甚至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真正原因。
法家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只有靠强权的统治者依据透明、客观的法律来实施奖惩，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尤其是有些法家认为“王在法上”，统治者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只是一种统治工具。尽管儒家和法家都信奉社会秩序，但是前者提倡自律，家庭和国家要遵循传统的礼制，而后者坚信严刑峻法才是最好的治国之策。
董仲舒之后的儒家其实已经“改头换面”，其后历朝历代的统治术是“外儒内法”。即在价值观念上是以儒家重视人、以人为本、合理分配利益等观念为原则，而在具体措施上以法家的观念建立政治架构，以法治观念治国。“儒”、“法”两种思想从汉代起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二、帝制时代的三种类型
以上观点用以解释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有一些大而化之，究竟儒法怎样糅合，其间的比例如何？有没有中间的过渡形态？缺少具体到某个朝代某个皇帝进行分析的说服力。笔者在此不揣冒昧，试图提出一个解释框架，若有错处，还望方家慷慨赐教！
中国有两千余年的帝制，情况比较复杂，有时候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有时候皇权也被诸如权臣、外戚、诸侯、太监架空，有中央稳定掌握权力的时期，也有权力争夺、胜负未分的混乱期。我在这里可以按照最高统治集团治理能力的强弱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分为以下3种情况：
第一种是A型社会，即最高统治集团能力强，道德高。这应该属于理想的儒家社会，例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能力出众，而且有胸怀，包容而有仁爱之心。虽然做不到孟子所说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起码能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通过勤政和自律来发展经济文化，选贤任能，重视民生。
第二种是B型社会，即最高统治集团能力强，道德低。道德低在此主要是私心重且冷酷多疑，不体恤治下的百姓，不尊重所用的官员，比如秦始皇时代，隋炀帝和朱元璋时代，以及清代的康雍乾。这是法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要依靠利益刺激和严厉惩罚来保持社会稳定，了解其最好的读本是《韩非子》。这种社会有效率，甚至经济方面很富裕，但是以牺牲臣民的自由和尊严为代价。
像汉武帝、武则天这些能力强，但在道德方面毁誉参半的情况，应该介于A型与B型社会之间。因为能力和道德这两个变量，在两个端点之间有大量的空间，所以更多的情况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混合形态。
第三种是C型社会，也就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集团能力弱。最高统治集团的道德高低在这里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对社会的控制力或影响力很小，中央权威处于真空状态。这时一些地方实力派必然会乘势而起，以填补中央权力的空缺，形成一种分权或者割据状态，比如三国时期，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等。
这种割据状态，有时会出现一定时期的均势状态，任何一方都无力打破平衡，这种短暂的和平近似于无政府状态。有时就变成持续战争和动荡时期，此时就是丛林法则大行其道，有枪就是草头王，城头变幻大王旗。
三、由此引出的几点看法
①权力的边界模糊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体系之下，作为家长的皇帝拥有名义上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诗经·小雅》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皇帝独享权力是不现实的，因此适当分权、各负其责是明智之选。A型社会是主动的、友善的、合理的分权，B型社会是不分权，C型社会是被动的、混乱的分权。
健康的分权需要明晰的权力边界，而中国文化之下这一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或者是大家都不会认真对待的，这种模糊性导致后来权力不断向皇帝专制倾斜。例如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当时要求皇帝圣旨必须经过中书省、门下省盖印背书，才能生效。垂拱三年（687）武则天命令当时的肃州刺史王本立问罪宰相刘炜之，被刘反问“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意思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但最终结果，还是尊重规则的刘炜之被违反程序地赐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专家学者常常用这个案例来论证唐代“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效果不错。
②越来越集权的大趋势
同样是外儒内法，但程度差异很大，汉唐时代相当于一个桃子，桃肉是儒家，桃核是法家；明清之际，好比一只西瓜，瓜皮是儒家，瓜瓤是法家。法家相对于经典儒家，更提倡集权专制，由此儒家成为法家的遮羞布。回望历史，相比而言秦朝、隋朝，以及后来的宋元明清相对来说是中央集权，而东周（包括春秋时期），汉晋以及唐朝相对分权。当然也存在着两种观念和势力的激烈冲突，削藩经常会引起反弹和叛乱，宋明的强干弱枝政策导致边防力量薄弱，外患频仍。
从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来看，从A型社会转向B型社会的这种集权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元朝由蒙古族建政，对汉族实施了严苛的管制和镇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几乎全面继承了这一高压统治态势，通过海禁、户籍、路引、连坐等制度让整个国家稳定可控，当然副作用是几乎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及活力，从一个商业繁荣的开放国家变成一个封闭守旧的农业国家。清朝继承了绝大多数的明朝传统，明清两代500余年，中国从世界上的发达地区彻底沦为落后国家。
在周朝，有诸侯跟皇帝分权，汉唐时期，豪门大姓实力较强，门阀跟皇帝又分权。宋代之后，门阀实力大减，加之科举制成熟，皇帝从平民中选拔官员，虽然开明君主也受到文官集团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权力分配的筹码越来越多地皇帝转移。到明清两代，皇权终于走向最大化的独尊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的呆板化、教条化成为其后皇权专制的帮凶。“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其中有丝毫的情感与道理吗？有的只是权力的蛮横和嚣张。
③权力和责任极度的不匹配
简单而言，道统就是根据儒家传统来评价一个朝代或皇帝是不是顺应人心、合乎道义，而治统是治理国家的权力系统，主要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军事实力。宋代之前儒家士大夫阶层还可以运用“有道无道”来评判皇权，等到明清两代，治统道统合一，“君师”合一，皇帝既是“拥有枪杆子”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拥有“笔杆子”的儒家天命的阐释者，掌握了相当大的舆论“话语权”。
随着集权的不断发展，统治集团拥有巨大的权力，将整个国家当作私有财产，任意挥霍践踏，却不必承担丝毫的责任。平民百姓没有丝毫的权利，却拥有无限的责任。每一次治乱循环，B型社会与C型社会间的更替，民众都成为受害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以及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④B型社会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大敌
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是中国本土思想的一次百花齐放，而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是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百家争鸣，这些思想哲学的高峰往往发生在C型社会，而史记、唐诗、宋词等文学繁荣大多发生在接近A型的社会，或奠基于A型社会。而B型社会一般伴随着文字狱等思想管制，蛮横的权力压制了自由的思想，思想和文学创新就被迫进入低潮期。
⑤一个仅靠统治者自律的社会是靠不住的
两千余年的帝制，A型社会屈指可数，加起来不过100年。老百姓期盼明君贤相，结果常常是失望。历史上幸运出现的“明君盛世”是一种典型的人治，皇权在没有有效外部约束下仅靠自律，很难制约其千奇百怪的各种欲望，能够见效的情况实在是小概率事件。而B型和C型社会离现代文明更遥远，由此可见，一个仅靠统治者自律的社会是极其脆弱的！国家要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好的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而非自律。
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延安谈话，说到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探讨怎样才能走出这一“兴亡周期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是唯一出路，只有依靠广大民众的“权利”来制约官员的“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国家才能进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认识到这一点很难，而实现这一点更是千难万难。
春秋时代的杨朱因为“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言论，长期以来被批评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我则认为他是主张“个人权利”的伟大先驱，“拔一毛”事虽小，但属于个人权利，操之在我，任何人不能以道德、道理甚至暴力来进行胁迫。只有每个人大力张扬其个人权利，斤斤计较于个人权利，社会才能转向良性发展。由此可见，“一毛”虽小，却是个人权利的象征，是文明社会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