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学毛泽东以提高公文处理水平
目前，在我国的党政机关处理公文都是文秘人员承担的工作。我国现在的秘书在古代，特别是在明清时代，相当于衙门里的专职师爷，或“书记、文案、幕僚”等称谓。他们是精于此道的专职公文写作人员。
我们现在机关公文的起草工作，做党政领导尤其是“一把手”，是很少亲为的。但伟人毛泽东却与众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亲笔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是古今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一是他的亲政勤政本色，二是他才华横溢、得心应手，也是他人难及。
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讲话靠稿子，几乎到了没有稿子就不会讲话，自己从来不起草文稿，有些公文和会议讲话“假、大、空”。我看这些领导干部很需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在改变工作作风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公文处理水平。
一、自己为主，别人为辅
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界大国执政党的领袖却亲手起草的公文无数，其公文种类包括决议、报告、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
为了在党内倡导一种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还把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处理公文作为一种工作要求并作出具体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他首先以身作责，率先垂范，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就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为什么要强调不能依赖秘书并坚持亲自动手的原则呢？因为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他认为草拟公文是一个领导干部起码的素质，人民共和国的各级领导不是旧衙门里的老爷，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认为新中国所面对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理所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和水平往往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才干。
以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的情况为例，他在一年时间里亲手拟写的电报就达408封，有人说夺取政权靠枪杆子，也靠笔杆子。笔杆子里出思想、战略、策略和方法；枪杆子才是这些战略、策略和方法的行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毛泽东作为一代策略家、军事家，他的手有两样东西不摸，一是不摸钱，二是不摸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统一思想定策略，才使千百万拿枪的解放军如神兵天将。
二、严肃认真，准确平实
毛泽东不仅自己在处理公文方面严肃认真，而且在指导身边工作人员处理公文时也殚精竭虑，不厌其烦，对许多细节问题也严肃认真，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如：
1953年4月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1958年6月中央党刊《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泽东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还有词人韦庄《荷叶杯》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对如此情况，有些人觉得这不该是大人物应该做的事，却不知象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都常常这样做。周恩来还常常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是一对一的工作指导。行文风格通俗、准确、平实，一针见血地说出思想和要求。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他同样都容不得半点含糊。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东拉西扯、穿靴戴帽。
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与给什么人听的，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就一定要通俗易懂，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深入浅出的。1948年4月毛泽东草拟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九百多个字的文稿，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三、 短小精粹，易懂明了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泽东一贯提倡公文的短小精粹，他在指挥三大战役中自己起草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800字；对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等大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700多个字。又如，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仅仅100多个字，其中还包括了“三个”永垂不朽，乃短小精粹，内容慨全，层次与句式讲究，用词精到。
四、文字简洁，逻辑清楚
毛泽东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作为公文是讲平实无华的，一般易陷于枯燥无味，但毛泽东写公文还能求得生动、幽默、感人。他常常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还有几分潇洒，表现出了他的大文人之气质。
公文即应用文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是：准确明了、简洁清楚，宁可不求美，也不能啰嗦。毛泽东十分反对一些啰啰嗦嗦、文不达意的文稿，
毛泽东认为公文要起宣传动员、指导工作、调动情绪的作用。他还指出：“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
机关应用文（公文）在文字上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如果用得好事半功倍，当然一般需要高手才能把握得住。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能当上官的人文章应该大都过得了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自古以来多有佳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即当时的一份公文，却留存于中国的文学史。我们在《毛泽东选集》中就可以看到不少精美的应用文，如《祭黄帝陵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等。（左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