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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乏真正的经济学家，然后缺乏相应的企业家，两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一类，中国缺乏指导企业家的经济学家
   
现在指导企业家的工作，好象与经济学家无关，大都由培训机构，咨询机构的头头完成，以营销，战略，内训，加上各大学开办的MBA、EMBA班。这些当中，前几门类实际属于补课，补原本就应该知晓并运用的，但基于中国急需各类创业，机会多，先办事后学习那种；后者主要致力于所谓圈子营销，整合资源。
   
真正能够起到培训培养企业家，指导企业家的，有点关系也有点基础的实际就是MBA。
   
统计方面显示真正在企业实体中扛大梁的，主要是有着真正MBA身份的高管，当然事后他们也随大流去在前面加了个E，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说自己的主要精力愿意放在MBA授课上而不愿意放在EMBA上。
   
这是个一针见血的说法，多数人都愿意与有钱人交道。
   
二类，中国缺乏象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国有资源或国家财富的经济学家
   
刘军洛在一篇文章中问：为什么中国在国外买什么输什么？
   
因为中国缺乏象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国有资源或国家财富的经济学家，让企业家象做企业一样去经营国有资源还马虎，象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国家财富，如把外汇交给企业去经营，承担不了最终风险，以前外汇经营便是委托类似企业去做的，后来调来有专家职务的外汇领导，指导着做。
   
中国有宏大的国有资源，也有庞大的国家财富，急需一批有企业家的头脑的经济学家去运营管理经营，结果为什么失望呢，多数都只愿意做智力咨询服务，而把经营层面的事情归纳到企业家身上，有些东西，靠企业家的头脑无法完成，企业家有个先天毛病，就是唯利是图，没有战略观，我指的是经营国有资源与国家财富这一块，象目前利用外汇，买卖金银或者美元债务之类，充其量算是一种投资或投机业务，不算是真正有经营。
   
三类，中国缺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推广结论的国是型经济学家
   
巴菲特为什么理解的企业家或者选择合作伙伴的观点，吃餐饭都得花大价钱呢，人家给出的东西有用。
   
实证研究好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陆续有人开展，到现在不过二十年，但主要领域，一块是会计统计方面的实证研究，另一个是引进新鲜研究范式，主要围绕学院派来开展的，多数与资本市场相关，最核心的就以信息披露管制为主，没有触及到宏观经济层面的实证研究。
   
即使有研究，但结论往往停留在发表上，发表了课题也就完成了，经费就可以报销了，后续工作基本没有什么运用。中国缺乏那些把实证研究成果予以实践的，并且在话语权上有一定保障的国是型经济学家。
   
为什么象蔡昉，刘鹤，王沪宁，余永定，林毅夫，厉以宁，吴敬莲等数得出几个人，更有张五常先生认定中国有五个半经济学家，汪丁丁说有三个半，他们的依据就是把知识转化成力量。
   
张培刚四十年代在哈佛的时候便闻名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界，直至2013年去世，其中有二十年，因为怕冷，每年冬天都是在招待所渡过的，重要研究时间都在八十以后，笑话吧。
   
曾经他就想把发展经济学在武汉集聚到一块，结果没有成型。
   
四类，中国缺乏决策型经济学家
   
好多经济学家自己便把自己固定在参谋的位置，所以在中国有个笑话，或者是真言吧，股评专家买股票不及大妈。更也有说，淹死的往往是特别会游泳的。
   
现在的中国，有了强大的基础，雄厚的实力，积累的人力财力也差不多，急需有人运筹帷幄，经济学家首当其冲而不是还停留在研究研究并参谋参谋上。
   
真正决策科学的教育也很欠缺，基本放在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上，会计统计决策形同虚无。
   
基础信息决策是会计统计应该秉持的，但还应该有云决策，把这些信息上升到一个综合层面，并嫁接经济学家的头脑与智慧，形成决策程序与决策机制。
   
时代呼唤决策型经济学家，直接有根有据提出决策模型，而不是把三峡工程拿来，让外国的机构提供信息到模型的论证，再在国内各方面专家那里提供意见，最后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