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下午，北京通州区白庙村村民、43年“黑户”武志成领到一张临时居民身份证。这位在这个伟大国度生长了62年的男人，拿到了自己第一张身份证件，标志着他有了国民身份，拿到了国籍“护照”，成为户籍意义上的“中国人”。拿到临时身份证的一刻，他的妻子失声痛哭，这个男人也眼含热泪。
武志成在这43年中，因为没有国民身份，没有证件证明自己是“中国人”，由此“无论看病就医还是出门探亲坐火车住旅馆都处处受限”。退休后，他也因不能证明“自己就是自己”，而无法领到退休金。更严重的是，他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检查，被误会，成为“类偷渡”过来的可疑分子破坏分子。他说，感觉自己“活得像贼一样”。
据媒体报道，之所以有司4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拒绝为给他办身份证件，是因为他的身份资料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不全。于是各种推托各种借口各种人性的冷漠映照在有权力为国民办证的宝座上的人的肥肥的脸上，他的身份证明在权力者无情的作弄下，40多年不得不生活在黑户那黑暗的日子里。
在这个无身份证件几乎寸步难行万事难做的国度，显然无人关注武志成遭受的种种禁锢，更无人会设身处地地感觉他内心的痛楚。而他更无法想到的是，有些贪腐官员及其家属，手头有好几个户口及身份证，甚至已经有不同的国籍护照，无论买房买车入干股开矿山，还是四海为家，一遇风吹草动即逃之夭夭，都不在话下。而处于社会低端的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在一个村庄皆可证明他真实存在“他就是他”的情况下，竟然可以无法得到一个身份证明，竟然无法证实他是有户籍的有身份证的中国人。
对于很多国家，公民出生于其国即视为其国民，即永久视为其国民身份。而在我们这儿，生于斯长于斯，竟然可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需要证件来证明自己。如果我拿不出一个身份证件，就可以无法自证清白，就可以被视为可疑分子，就可以无法出门无法看病，这是何等可怕的现实。要知道，一个人的证件可以损毁，可以灭失，一个人也可能丧失记忆，可能有很多极端情况的存在，那么，在无法证明自己的情况下，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难道有关部门就可以无视其国民身份吗？就可以40多年不给一个公民办理身份证件吗？
或许，武志成这种现象确实比较极端，存量确实可能很少，我们无需为此制度太多悲观情绪，对办理身份证件的部门以及失职的官僚也不需要太过指责，毕竟事情不是解决了吗？我们“正能量”的制度设计，要求的是感谢政府能够终于弥补，这就是重大事故的发生，正是责任官员们出场作秀显示自己“亲自到场指挥抢救”受到媒体赞扬的机会，至于事故发生需要责任官员承担责任，那最多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儿，而且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宣传视角也必须是显示官员的伟大素质。
为此，出现伤害性只是个体，且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这类身份证事件，我们需要的不是反思，而是抓紧忘记。更何况，事情不是解决了吗？武志成不是拿到身份证了吗？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问责，在政府看来不仅仅是小题大作借题发挥，更可能的居心叵测，其背后可能会存在敌对势力。
但在我党严格进行的反四风的春风下，我们现在不可以因为事情已经解决，而宽容原谅甚至故意忘记。只要有这种怪现状存在，我们每个人就不得不深以为忧， 我们就有必要思其根源，就有必要为可能的漏洞与弊端做不懈的痛斥与揭露。我们需要共同追索这类事件的根本原因，需要追求类似事件永远不再发生的解决方略。
要知道，如果一个在祖国大地上光明正大地生下来并活了60多岁的老人，居然都无法得到身份证明，那么，因为计划生育违规而生于这个国家的千千万万的孩子，那些无钱交计划生育罚款而一直处于“黑户”身份的孩子，他们是否应该在祖国大地上得到子民的身份证件？如果一个活生生的人，生于此却无法被身份认同，那么作为同胞，我们都应该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