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e案九：给“特定关系人”定罪，应一视同仁

2014年5月19日，贵阳中院公开审理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程孟仁及其情妇何文受贿案。检方指控，程孟仁伙同他人共同或者单独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57万余元，何文伙同他人共同收受人民币共计1804万余元，均应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受贿罪罪名，何文声称“我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只是自己做生意，我不知道这个受贿的定性有没有问题。”

很明显，检察院起诉何文“受贿罪”，是将其定性为程孟仁的“特定关系人”了。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该意见同时规定了对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及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的处理。

全国首例被以“特定关系人”身份判受贿罪的，也是一名交通厅长的情人。八年前，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的情人汪沛英，作为赵詹奇的“特定关系人”成为一起受贿案的被告，并领刑7年。此后，类似案例虽时有发生，却很少见到贪官的老婆、情妇同样以受贿罪受审，一些个案因此遭到社会质疑。如作为“裸官”标本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其众情妇及老婆均在宝鸡自来水工程大发其财，就没有被追究刑责，还有很多高官的情妇赚得盘满钵满，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多数连赃款都没有追缴。特别是号称“天下第一情妇”的李薇，不但没有被作为“特定关系人”追究刑责，重拾自由后摇身一变而成了“百亿富姐”，堪称奇葩案例。该案对众多高官情妇，无疑具有极强的鼓励效应。而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高官，妻子不可能不知道丈夫的贪腐行为，而且很多都是丈夫收钱的帮手，但却很少有与丈夫一起领刑的。

此外，目前刑法罪名混乱，也是导致“特定关系人”难以接受法律应有惩罚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张曙光情妇罗菲，涉案198万元，如果以“特定关系人”的身份认定其犯受贿罪，或将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如果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起诉，罗菲或将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差别巨大。

东城检察院以罗菲涉嫌受贿罪报送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市检二分院将受贿罪变更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虽然北京市二中院最终还是以受贿罪判处罗菲有期徒刑5年，但这后一个罪名的“备胎”作用也是显而易见。

很明显，检察机关在对贪官“特定关系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以何种罪名追究刑责，确实有“选择性使用罪名”的嫌疑。因此笔者呼吁，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给“特定关系人”定罪时，必须一视同仁，一律以受贿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