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容易治庸难
——兼议腐败激励问题
贺永顺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工作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称赞，也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力支持。因为反腐败工作持续推进，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较之以前有了明显改善，为政者胡乱作为的现象有所遏制。但是反腐似乎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为官不为”的现象有所增加，很多官员、很多企事业单位干部或是体制内人员，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干脆选择什么也不做或是选择尽量少做了。
这种现象已经在今年的两会上受到关注，中纪委也明确提出既要反腐败，更要治庸治懒和为官不为，这显然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只有人人都不乱作为，且人人都积极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如果只是关注乱作为而不解决不作为，那么对下一步的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显然是不利的。不过，依笔者之见，与治理贪腐相比，治理庸懒更为困难！
为什么会出现庸懒现象，我们可以先来简单分析一下。特别需要澄清的是，庸懒现象并不是反腐以后才有的，由于中国社会一直忽视建立激励机制，甚至长期以来始终存在反向激励机制，为官不为或是庸人当政、懒人当政甚至坏人当政的现象自古即有而且长期存在。现行体制内人员同样在薪酬标准和职务晋升上，一直缺乏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挫伤了相当一部分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导致很多人想干干不了或是越干越吃亏。如果努力工作的人总是得不到合理回报或合理使用，如果总是存在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不干的比干事的更受重用，出于人性中自利的本性，整个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将无法调动起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庸懒形象。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尽管好了很多，但在很多部门、很多行业内仍然广泛存在，特别是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还比较严重。这类部门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痕迹很重，离市场激励比较远，另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也确实比较难以进行绩效考评，客观上比较容易养懒人和庸人。
那为什么在反腐和中央八项规定之后，这个问题似乎又变得更加严重了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所谓“灰色激励”的问题，或者说就是以前存在所谓的“腐败激励”现象，也即在正常的激励无法到位的情况下，通过采取非正常的激励方式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社会激励不足的补充。例如，公务的工资是国家法定的，而且完全是按级别来发放的，与干事情的多少基本没有直接关系，这种机制显然无法起到激励作用，机关普遍存在干与不干或干多干少工资不受影响的问题。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或是为了鼓励那些愿意多做事的员工，有的单位就会通过额外发放一些补贴等“小恩小惠”的做法来实现激励；在一些有项目任务的单位，为了体现对干事职工的关照，可能会在工资外额外发放一些辛苦补贴，或是任务完成后允许他们出去考察旅游一下，至少会允许他们喝一顿酒、吃一顿饭来表示慰问，甚至会默认他们接受施工方的“心意”；对一些需要经常加班的员工，领导也会在适当时候给他们一个红包或是允许他们吃几顿饭，等等。这些做法在八项规定前的很多单位都很普遍，或者说已经是一种公开的潜规则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辅助的激励机制，客观上起到了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用，维持了那些干事多的职工的心理平衡。
在政府机关的高级领导中事实上也存在此类问题，书记、市长乃至省长为发展地方经济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又不得不天天与豪商巨贾打交道，再看看自己十几万元的工资收入心理难免失衡。讲奉献、讲为人民服务，讲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一种道德说教，在巨大的心理失衡面前其实是苍白无力的，这从一些贪腐官员的忏悔书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明。因为我们的制度长期以来过分强调道德教化，基本不考虑这些高级官员的合理激励，现行各类制度也就基本没有体现对高级官员的合理激励，甚至根本就没有承认高级官员一样需要合理的工资收入，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的官员都是焦裕禄，这样的制度设计很难保证官员不腐败。寻于那些位高权重、工资不高又升迁无望的领导干部，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他们大多数都会通过收取钱物来获得激励补偿。这些腐败行为让一部分领导的人心理得到了某种平衡，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收入的存在，估计会有更多人早就选择什么也不干。在十八大之前，中央对此情况应该是心知肚明，基本上也是默认各级官员与商人做朋友或是勾肩搂背，甚至认为这些都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
在事业单位其实同样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由于现行体制缺乏有效或是正确激励，医生的正常工资水平无法体现其技术能力，在政府迟迟拿不出有效措施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卖药或是收红包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这种以药养医的事实政府好象也默认了。老师可能也会对自身的工资待遇不满意，他们在体制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就会通过课外补课来获得补偿，等等。其实各行各业都会存在这种情形，如果人们不能从体制内获得激励，又无力改变现状，他们就会设法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激励。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几乎是潜规则盛行，只有是有那么一丁点权力的人，都会设法从中获取自身利益，贪一点、腐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广泛盛行的文化，就在于现实激励机制不尽合理，人们从心理上认可并仿效此种做法。
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此类情况，据史料记载明代与清代官员的工资很低，当政者也非常清楚这种情况的存在，但从来不去研究如何解决各级官员的合理需求，而是默许官员进行适当的腐败以弥补俸禄不足，最后甚至干脆将这种腐败加以合法化，允许官员在收税的同时进行一定比例的提成，而根本不思考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率的薪酬激励制度。用默认腐败来实现对官员的激励或是来消除官员的不作为，无异于饮鸠止渴，最后肯定是造成无官不贪、无官不腐，这种教训是非常值得吸取的。
以是我们对"灰色激励“或是"腐败激励”进行了阐述，当然决不是为腐败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在社会激励机制不合理的情况下，这些腐败行为确实起到了某种激励作用，也维持了部分干部做事的积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旦反腐败将这些长期存在的“腐败激励”或是“灰色激励”消灭了，原本在非正常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激励平衡被打破了，就必然会挫伤那部分原本从中获得激励的人的积极性，也就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为官不为或是庸懒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确实要直面，而不能视而不见。
中国的腐败问题确有一部分是因为体制内的激励不合理造成的，甚至是被政府长期默许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政府只管反腐败而不管合理的激励需求，调动社会积极性是很难实现的，治庸治懒也会成为一句空话。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沉下心来认真研究一些合理诉求的解决办法，而更多是通过一些空洞的说教来糊弄，或是通过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这些说教其实连说教者本身都不会信服，何以让社会大众信服呢？最终说教者也会默认一部分人通过腐败的形式来进行自我补偿，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各级社会管理者深思。诚然，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建立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仅涉及到如何进行各个行业、各个人群的绩效考评问题，其实还涉及到社会财富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对此毫无作为或是消极对待，只做一只将头埋在沙子里的驼鸟。
正是因为建立激励机制是如此困难，所以我们说治庸治懒、治理为官不为要比反腐要困难得多。官员可以在高压之下不腐败，但你很难通过高压来调动他的积极性。腐败是外化的东西，而庸懒更多是内在的东西，你很难通过外在的约束措施来解决。
反腐主要是告诉你不能做什么，你的底线在哪里。对于反腐，我们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清晰的要求，这些法律法规其实早就广为人知，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该拿的不能拿，只不过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去认真执行罢了。现在中央大力反腐，本质上就是将那些原本就有的要求重新提出来认真执行，从稻草人变成真正的刚性约束。做到这一点本质上并不难，只是认真执行已有的法律法规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我们新建立太多的东西。反腐的难度主要在于是否动真的，当然也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也会有很大的阻力。
与反腐相比，治庸治懒则主要是希望你多做事情、积极做事情，这就需要调动各级官员的内在积极性，需要认真研究不同对象的需求。治庸的关键在于建立激励机制，重点不在“破”而在于“立”。而激励机制的建立又是管理学中的难题，激励的对象主要是人，激励的前提是要尊重人，人的需求又各不相同，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同，有的工作比较容易考评，有的工作却很不容易考评，如何去准确评价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劳动成果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纵观世界各国，社会管理的绩效评估是最难的，有时根不可能量化或是很难量化，激励机制的建立就变得更加困难，治庸治懒也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治庸的工作绝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也很难通过纪委、法院等强力部门的惩罚措施来解决，而必须要正视目前我们激励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建立起相对合理的激励机制才能解决。对于各级政府官员以及体制内人员来说，不仅其工资薪酬要相对合理，其晋升过程也要规范科学。而事实上，各级政府中的吏治问题以及各行各业内的选人用人问题，在中国长久以来都没有真正解决好，用人中的反向激励问题十分严重。如果上去的都是坏人，好人根本上不去，或是好人上去后也变坏了，现在反腐不让坏人干坏事了，剩下的当然都是庸人和懒人了！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单位内部职工的待遇，很多情况下还是存在严重的大锅饭，分配体制机制极不合理，公务队伍普遍是按级别拿工资而不是按岗位拿报酬，看门的处级干部要比干事的科级干部工资高很多，一线工作人员与二线工作人员的工资毫无区别，等等，这些分配方式如何能激励人们去多干事？其他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的反向激励问题也同样严重。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依笔者看来治庸治懒、治理为官不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非常困难的。
总而言之，当前的高压反腐败只能解决乱作为的问题，而不作为或是不积极作为的庸懒现象，则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来解决。反腐和治庸是两个性质和起因都完全不同的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也需要通过不同的主体来解决，治庸治懒涉及到的内容显然要更加复杂。也只有反腐反贪和治庸治懒两者双管齐下，才能既解决乱作为的问题，又解决不作为和懒作为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活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