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科学治国论》一文发表在草根智库上，有网友评论道“搞科研，要能力。行政，不要能力，而是要心态平常，依法办就可以了。”我相信这种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所以觉得有必要回复一下。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观点是有一定现实基础和历史依据的，别说什么能力治国，现今的那么多贪官，国家不也照样统治；中国古代不乏昏庸无能的皇帝和贪官污吏，不也照样统治几百年？但是那叫统治，不叫治国。统治不需要官员要多高的能力，能力太高了反而对上级是一种威胁。

　　西方管理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对于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减轻了他的负担。由于助手的平庸，不会对他的权利构成威胁，所以这名官员从此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只能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我在《治民妙招：分化瓦解、让人民搞内斗》一文中说：
　　“中国古代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比如汉朝是刘家的天下，唐朝是李家的天下，宋朝是赵家的天下，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总之，全然不是老百姓的天下。这一家一姓要想统治稳这么大一个国家并非易事，所以只能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制造矛盾，让下属之间、让人民之间内斗不断，这样才没有精力与他们斗。
　　但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国民变得极为自私自利，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时间长了会憎恶统治者乃至同胞，会产生一些极为变态的想法，比如盼望异族能入侵灭掉整个民族。要不然，蒙元满清是很难入侵这么大一个国家的。”

　　导致上述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所批判的血缘治国。本来打天下、创建王朝和财富帝国的第一代领导一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在他们重病、年老将要死之时，他们不是将权位和巨额财富传给与他们同样有能力的人，而是将权位和巨额财富传给自己的儿子。然而正如我在《世袭制缺乏遗传学依据》一文中所阐述的，人的能力并不具有遗传性，并不是父母越有能力子女就越有能力。世袭制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权位和巨额财富常常沦落到了那些无能之人手里，这些人由于能力低下所以只能采用柏金森所说的方法，“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和采用我所说的方法，使用分化瓦解在上属之间制造矛盾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和管理，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王朝或企业都效率低下矛盾重重。
　　这从本质上讲是血缘治国所导致的悲剧，我们不能将其当作合情合理的现象来加以肯定，而是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个精诚合作高效率的国家。血缘亲情只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属性，将其上升为社会制度——世袭制那就不对了，事实上人类社会的重大恶果都是由血缘亲情上升为社会制度所导致的。在古代，人才辈出的时代常常是在乱世，比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平时期反而是压制人才的时期。

　　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实践已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是用共和制取代了中世纪的王权世袭制。共和制是君主制的对立面。君主制是典型的私天下，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君主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权力，并通过血缘关系世代相传。共和制则相反，“共和”的观念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怎样实现天下为公？那就是分权制衡，让某权力部门、某人都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让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各权力部分按什么规则运行？那就是制定宪法，按宪法的规定运行。这样真正至高无上的是宪法，而不是某权力部门、某人。如何选拔有才能的人？那就是选举和考试。选举更适合议会这样的反映民意的机构；考试更适合司法这样的需要专业知识的机构；而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用两者结合的方法最好，即先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候选人，然后用选举的方法从候选人选出多数人都满意的人才。

　　有趣的是，西方的企业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最初的企业一般为个人企业，即企业属于一家一姓私有，并在老板的后代中世代相传。后来逐渐出现了合伙企业、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现今有点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企业，纯个人企业只是极少规模的微型企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业务的拓展，一些企业开始对传统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变革。CEO（首席执行官）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之一。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原来董事会手中的一些决策权过渡到原有经营层手中。CEO虽不是企业的出资人，但它对重大决策有拍板权。
　　在国外，对CEO的约束主要不是董事会，而是企业中一个称为战略决策委员会的机构。这种战略决策委员会才是支持或否定CEO经营决策的主要权力机构。在许多国家，组成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人员大部分不是企业中的人，更不是企业的出资人，而是社会上从事企业管理、经济学、法学等方面专业的知名人士。所以说，是人力资本控制了企业，而不是出资人，出资人的利益仅仅表现在产权的利益回报上。CEO的设立，体现了能者为之，以人为本和为人力资本合理定价的思想。

　　实行能力治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要比单纯的搞科研意义大的多。许多国家并不是不存在有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顶级科研才能的人，而是因为国家制度的原因不能有效培养这样的人才，反而是大搞愚民教育，从而埋没了这些人才，葬送了这些人才。
　　只有实行能力治国，才能最有效的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让这些人才得到最有效的发挥，这样就会出现千千万万个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特斯拉，以及其他领域的人才。这样的社会才能发展的最快。能力治国，再辅之于保护弱式群体的福利国家政策，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完美的。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完全是靠融入以美国为核心的体系，靠卖苦力、卖资源发展起来的，但真正最有价值的资源——人的才智，却被压制着。如果能解放这方面的资源，以中国的体量，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超过美国最多一代人的功夫。
　　我上本地论坛，常常看到一些网友发的对本地发展很好的建议，如果能将这些民间的建议通过有效的途径变成政府政策，那么这样的国家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我在《中国政改应从县级半自治开始》一文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方案，但我对它在当今实现并不抱多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