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情十味》第一部《二十三》定稿
二十三
含笑而过
刘积才刚下了吉普车，就见有人指着他说：“刘局长来了，刘局长来了。”他这才认出是罗晓春来，刘积才和驾驶车的陆忠实师傅说了声：“几年不见的老朋友了。”陆师傅边去开后车门边说：“刘局长，你去吧。东西我来下。”刘积才急忙迎上去握着罗晓春的手说：“罗主任，你好，你好。”罗晓春双手握着他的手说：“刘局长，又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你好你好。”然后转头对了后面的两个人。“你们两个，快去帮着师傅下东西呀。”他摸着刘积才粗毛料的衣服袖口。“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在省里政府里就是省政府里呀，和过去就是不一样了。”刘积才笑笑说：“罗主任，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罗晓春说：“你不知道？我是奉杨书记和王县长的命令，专程来这里接你们的呀。”刘积才说：“专程来接我的？”罗晓春说：“是呀，我们都在这东川矿务局的招待所里等了你们一天一夜了。”他凑近刘积才。“快请人家下车呀。”刘积才看他一眼说：“请谁下车呀？”罗晓春说：“你媳妇呀。”刘积才奇怪的看着他说：“什么媳妇？”罗晓春笑了说：“不，爱人。就是你爱人呀。”刘积才笑了起来说：“我爱人？我没有结婚，那来的媳妇爱人呀？”罗晓春笑了说：“对对对，结了婚才是媳妇，才是爱人。现在是朋友，现在是朋友。”他拍拍刘积才的肩。“就是请张书记的女儿――张静同志下车呀。是不是在后排睡着了？她，我可是认识的时间比你还长哟。”刘积才笑了说：“她们医院有事，没有来。”罗晓春不信的去打开前车门伸头进车里看了看，对着刘积才“唉”的叹息一声说：“我怕她现在骑马不习惯了，还专门雇了轿子和滑杆呢。”刘积才说：“她会骑马？”罗晓春说：“当然了，那时，他们也属部队编制，张书记还是张政委，从过了长江后，我就一直给张政委当通讯员了，骡子，马，毛驴，张静她那样没有骑过？那时候，她虽小，但最喜欢骑的就是东洋的高头大马了。”刘积才笑了说：“对对对，战争年代，有马骑，已经就很不错了，听是听她说过，还说要和我比骑术，但我从未见她骑过，我还以为她在吹牛说笑话呢。”罗晓春说：“吹牛说笑话？她在湘西骑马，还立过二等功呢。那是一次在路上遭遇土匪，她还骑上张书记的那匹大洋马上，还没骑稳，张书记就急忙调转马头，边用手枪朝大洋马的屁股上一拍边喊：“宝贝，快跑，抓好了。”她妈妈，
吃完饭，罗晓春叫何进程去退轿子和滑杆，叫刘道和守着房间，他才和刘积才出了招待所去散步。
刘积才说：“罗主任，你们的肃反审干怎么样？”
罗晓春说：“还能怎么事，瞎忙吧。一天到晚大多时间都是听文件读报纸，隔靴搔痒的批胡风反党集团。但他具体的反党事实是什么，三十多万字的万言书只有些掐头去尾的几句。到底全部的内容是写了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一句话——空对空。”
刘积才说：“运动这样忙，而且还牵扯到每个人的问题，杨书记和王县长派你们来接我，而且还到东川来接，太不应该了嘛。”
罗晓春说：“刘局长，你想想，你第一次回家，杨书记派人接过你吗？”
刘积才本想说王县长叫黄万炳和李达金在蒙姑接待了，但他摇了摇头说：“没有，也没有这个必要嘛。”
罗晓春说：“这就对了嘛。”
这一次杨天武为什么会派专人接他呢？原因有其六，一，刘积才在省委宣传部任综合局的局长了。二，使他多少清楚了张车文这么多年虽是闲置在家，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而且还是县委书记的待遇。这证明了张车文原来关系的不可动摇性。三，陆秀青从省人事部付部长升成了正部长，掌握了干部调动的权力不说，他要是在省委领导面前随便那么一说都不得了。再加上陆秀青，不说和省委省政府一帮人的其它关系了，就是一个工作关系也不得了；四，特别是现在的肃反审干，说不定闲置的张车文就又成了他的上级，不，是上级的上级；五是张车文一个人承担了镇反扩大化的错误，对他是有恩的。六，刘积才就要和张静结婚了，他们联起手来，就更是如虎添翼了。所以，当王大安把刘积才和张静要回乡探亲的消息高兴地告知杨天武时，杨天武当时就作出了派专人去东川接刘积才和张静的决定。
刘积才笑了说：“那时候，大家都有难处嘛。”
罗晓春说：“难处？如果你那时候就是省委宣传部的局长，如果你那时候就确定了和张书记家的关系，什么事情都没有难处了。”
刘积才说：“罗主任，杨书记还不至于是那样的人嘛，我们和杨书记王县长必然是患难与共过的嘛。”
罗晓春说：“患难与共过是患难与共过，此一时彼一时呀，就是在那种时候，他也是让张书记一个人承担责任嘛。”
刘积才说：“这个事，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误杀了不该杀的这么多人，总得有一个人来负责吧，书记是一把手，他不出来负责，难道他还会把责任推给杨书记，王县长、张局长他们吗？！”
罗晓春说：“反正杨书记的为人呀，凭我这几年来的观察，我认为他没有过去那么地道，最看不得的是他有时候的那官架子，但比其他同他一样级别的干部，他又算是好的了，但他比起张书记，王县长来，又差一截了。”
刘积才说：“我倒是认为杨书记还是个很正直的人，其它的，我倒一样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来。”
罗晓春说：“你猜猜他叫我接你的名誉。”
刘积才说：“这我可猜不出来。”
罗晓春笑了说：“以接战斗英雄的名誉。”
刘积才说：“以接战斗英雄的名誉？”
罗晓春说：“是呀，好像你是前几天才当的战斗英雄一样。就为这。我看不起他。”
刘积才笑了笑说：“不管以什么名誉接，一切路上的费用，都必须由我来出。”
罗晓春说：“你这又何必呢，又不是你要他安排来接你，而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刘积才说：“罗主任，这小便宜，我可不占，而且也占不得。”
罗晓春说：“你是不是怕以后说不清楚呀？”
刘积才点了点头说：“不是怕说不清楚，而是为什么要让人来说呢？！为这等小事，被人背后议论，戳眷梁骨，不值得。”
罗晓春说：“刘局长，你放心，我们专门有招待费，而且，我已经让人把它列在流水帐上去了。”
刘积才说：“罗主任，你的心意我领了。就是为防万一，这钱，我还是得付的。”
罗晓春说：“刘局长，你我多年的兄弟不说了，单凭我跟随张书记出生入死多少年，如果你私人一定要出，那就也该我来出。”
刘积才知道他是真心的，就说：“你的收入可没有我行，让你来请我的客，不行不行。”
罗晓春说：“就算我请老师行不行？”
刘积才说：“请老师？”
罗晓春说：“是呀。请你教我写作呀。”
刘积才本想说我没有这个水平，只能互相学习，但他立即认识到，讲这样的话，对罗主任来讲，不是谦虚了，而是一种虚伪了，就说：“教，可以。但让你出钱请我，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你工资比我低。”
罗晓春笑了说：“我还不至于缺这点钱嘛。算了，我也不想和你争，我们来个君子协定，老板收谁的，就谁出。”
刘积才说：“你想靠人熟呀，行不通的。”
罗晓春说：“行得通行不通，这也是公平竞争嘛。”
刘积才说：“不说这个事了，说说你们是怎么抓到刘应天的。”
罗晓春说：“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猜他躲藏了四五年，躲藏在什么地方？”
刘积才笑笑说：“这我可猜不到。但我知道了。”
罗晓春说：“就躲藏在他家的水磨房里。”
刘积才说：“水磨房这么小，也搜查过多次。特别那两间工房和园子里有怀疑的地方，都挖地三尺也没有发现什么呀，怎么就能藏这么久，而没有被人发现呢？”
罗晓春说：“可能是搜查的时候，他早从下水口出城了。或者是先逃出城了，后来才发现他家磨房的下水口很大，可以进入磨房内外的。进出城方便得很。”
他们真没有发现地下室。刘积才彻底放心了说：“哦，我忘了，那磨房好像又是分给他家的。”
罗晓春说：“是呀，听说本来他老婆带着傻子，要分一间有门面的房子给他家，他老婆也不要，非要那磨房。现在看起朱，肯定就是因为那磨房是通着城外的吧。”
刘积才说：“审出什么来了没有？”
罗晓春说：“这死老头硬得很，什么也不坦白交待。听说杨书记、王县长都给公安局有关案件的人打过招呼，说刘应天是重要人犯，可能专署或者省里要来提审。不准对他刑讯逼供。”
刘积才在心里笑了说：“你对刘应天怎么评价？”
罗晓春说：“说实话，他在地方上做了很多好事呀。”
刘积才想：高岗、饶漱石、杨凡、潘汉年他们没有为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如今他们都成了反党分子，反革命，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如果反党集团真的能成立，其实党内互相之间有些意见，最多也就是有个人恩怨。为什么不在政见相同的全体下求大同存小异呢？非要搞个你死我活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反对党存在，对反对意见更是宽容了。而且有反对的，有不同意见，也是对我们的监督，便我们少犯错误，或防止错误的发生嘛。动不动就把提意见的人搞成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特别是连同自己的同志都如此。不！他们是争权夺利。在争权夺利中，高岗、饶漱石他们成了毛泽东他们的手下败将。高岗、饶漱石他们就成了异己。或者是高岗、饶漱石他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他们要更大的权力。要更大的权力，在毛泽东他们来说，就是夺权。毛泽东他们不一下把高岗、饶漱石打成“反党联盟”才怪。接着又把高岗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高岗本就是我们共产党的。知道败在毛泽东他们手上了，毛泽东他们会搞得他生不如死，所以，高岗才会自杀的。接着把跟饶漱石只有工作关系的杨凡，潘汉年也连在了一起。也把他们打入“反党集团”中。并把杨凡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大杀特杀行动以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三千三百多人”的罪而遭逮捕判刑。最冤的是潘汉年，本是他们的高级情报领导。因毛泽东到上海的当天遭台湾飞机轰炸，就毛泽东的一句：“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而立即遭逮捕。胡风，一个学者，怎会就成反革命了呢？而且还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事实到底是为什么呢？！哦，毛主席他们对《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及《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冯雪峰的批判……，不！这是毛泽东他们在进行意意形态的统一。过去我们批判蒋介石是独裁，想集思想于一个脑袋。今天我们的党中央毛泽东是怎么了？！他在心里点了点头：高尔基说：“在一个文盲和没有文化的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尤其不可饶恕的无理性的犯罪行为。”延安整风时的“同志”式不是同志式，而是毛泽东钦批。从《延安整风》开始，又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接连几年的文艺整风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毛泽东都在搞意识形态的统一工作。从《延安整风》对文学、电影、哲学、思想，乃之人身个体等一系列的批判，不但针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而且还针对自己党内的人。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到“民族形式”问题，延安文化界随即展开了讨论。在重庆的胡风，写出《民族形式问题》的小册子，强调“五四”传统，着重批判把“民族形式”还原为大众化和通俗化。他提出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恰恰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所倡导的。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在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同期还发表自己写的短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客观主义和机械论……，是抵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指示的。所以，南方局当时奉命组织人力开展对《论主观》的批判。及至建国前夕的一九四八年，由华南局香港文委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再度发起批判，那已是毛泽东他们的意图了。苏联和我们中国的肃反，都是在国家第一部宪法通过一年以后发生的。毛泽东他们所有的做法都是无视宪法的。他们把隐私当作阳光下的罪证，先行确定反革命罪名，实行逮捕关押，然后罗列罪状及追查。毛泽东亲自出面把和胡风有来往的人，叫人家把密信交出来。这还有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对他们侮辱、损害、欺诈和恐吓。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难怪苏联著名法学理论家帕舒卡尼斯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下，法律是属于政策的。”“对我们革命家来说，立法百分之九十九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我们的法律连属政策也说不上了，而是属于毛泽东他们几个权力人物的了。这肯定是打着共和制而干封建帝王、独裁者那一套了。毛泽东肯定认为法律在他们来说是一纸空文，或者是他们的绊脚石。毛泽东他们要的是他无法无天。或者他就是天和法。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在长时期的战争年代所必须的绝对权力被作为永久延续下来了。延续到了这和平时期。制订的国家大法，对于大权在握的毛泽东他们来说，完全没有了民主与法制的观念。毛泽东所撰写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材料的文章，就没有提及过通过的宪法，不少内容也都是与宪法的规定相违背的。他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只把人分为人民和敌人，然后按身份确定给这些人定为什么，怎样处理而也。高岗、饶漱石、杨凡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潘汉年的定形，就是继王实味事件之后的延续。在战争时期，它可能不失为一种权益之计。但这是在和平年代呀！仍然用这样的老办法：“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辩别和清理坏人”；把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性绝对化，就不合理，使法律失去效力。本来就是在党派个人的权力下制定的法律就带有很大的不完善和不公平、公正。这样一搞，更使毛泽东他们用权力更是随心所意了。鲁迅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又偏偏喜欢如此，政治家便据此认定文学家破坏他们的统一。”“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 “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 “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鲁迅也只是一位作家，无党派人士，自由撰稿人。而鲁迅却被毛泽东偶像化了。在延安时，鲁迅就被毛泽东当作“现代中国的（文化）圣人，受到崇拜。而毛泽东他们的文化又否定、批判、拒绝鲁迅所提倡的。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把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划归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而加以批判。胡风在他的《关于结算过去》里说：“温故必须是为了知新，而且必须是能够知新才行。新，既有别于过去，也当不同于现在，它是在斗争中行将生成的。”毛泽东把文学也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歌颂、暴露成了拥护或反对。毛泽东他们规定讽刺的具体范围、语调和风格，以写他们光明的为主。鲁迅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文化人的批判，对革命内部的各种“蛀虫”的批判，都给一笔勾销了。毛泽东还把鲁迅称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把一个自由撰稿人说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他们所需的共产党人。周扬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当有人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不解，想到重庆时期，周恩来就给胡风主编的刊物以经济上的支持；建国后，还曾约胡风长谈过文艺，并直接建议胡风上书中央对文艺的意见。周扬说“主席定了，就这么做吧！”“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现在一切都组织化了。特别是知识分子，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按不同的级别领取工资，定期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比封建王朝的养士制度更厉害。不顺者，只有如胡风一样被打成反革命了。更厉害的是不止要牵连三亲六戚、亲朋好友，还要危及更多跟胡风完全没有任何来往的人。真是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的故事一样：父亲疑心儿子反叛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真是从今往后，我也得把一切都深埋起来。特别是对上级。表面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都得紧跟、紧跟、再紧跟。不然就不是举手不举手的问题了，也不是要被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问题了，而是会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但他又怕把自己搞成了习惯后，而成自已的自然习惯。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看着罗晓春说：“罗主任呀，过去做了什么，并不重要呀。现在，一切都得看上面的呀。”
罗晓春说：“刘应天的事要看上面的？他一个做生意的商人，难道还会有省里的人过问？”
刘积才说：“如果搞清楚了。不只是省里的，是中央的大人物亲自过问也难说呀。”
罗晓春说：“这么大的来头呀？是刘应天家亲戚？”
刘积才说：“这我不清楚。”
罗晓春说：“对我们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呀？”
刘积才说：“你说呢？”
罗晓春说：“说好吧，我们又逮捕了把他关起来。说坏吧。又没有刑讯逼供他。难道杨书记和王县长得到了消息？”
刘积才说“不可能。如果他们得到了消息，不说把他供起来吧。最少他也不会还被关在牢房里吧。”
罗晓春点了点头说：“我想也是。那这事怎么处理好呢？”
刘积才说：“就看怎样把握了。不过，总的来说是好事情。不过，目前还是高度保密阶段。”他一下严肃了起来。“刘应天的事，上面的关系怎样，清不清楚，都可能会永远保密下去。所以，不便给你说。你也只当没听说过。”
罗晓春说：“明白、明白。”
刘积才笑了起来说：“真是人讲运气马讲膘呀。”
罗晓春说：“这倒是一篇绝好的小说题材。”
刘积才说：“你真在写小说？”
罗晓春说：“不知写得成写不成？”
刘积才说：“如果你真要写。我想问问你，你想不想生活得更好？”
罗晓春说：“刘局长开玩笑了。我一个初学者，说不上嘛。”
刘积才摇摇头说：“应该是好与坏，选其一。”
罗晓春说：“更不明白了。”
刘积才说：“老实给你说吧，不论是初学者，还是文学大师，要过得好，都必须按阶级斗争的高大全去写。也就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去写坏人，不然，那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罗晓春说：“写好人、高大全呢？”
刘积才说：“写正面人物，就是要政治上绝对拥护、保卫党，拥护、保卫毛主席，绝对忠于，没有一丁点儿其它心思。生活上最好是除了一切为党为人民做好事，为了党、人民，连父母、兄弟姐妹都不顾，最好什么恋爱，个人感情之类的提都不要提。怎样写阶级敌人，就不用我再说了吧。
罗晓春说：“不是说爱情和悲剧是永恒的主题吗？”
刘积才说：“你要在过好生活的前题下就得这样写。”他笑了一下。“就如新闻报道一样，只说好的，不能报道不好的。反面的错的就不报道。可能以后一切都会按这样发展。”
罗晓春说：“那不是自堵言路吗？”
刘积才说：“罗哥呀，目前你听我的不会错。”他看着罗晓春。“我还要告诉你，我只给你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能给任何讲。”
罗晓春说：“我知道。”
刘积才说：“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说，敢给你说吗？”
罗晓春说：“因为对我好和相信我。”
刘积才说：“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就是我把你当亲兄弟。还有就是我比你职位高。你要告发我，难！何况历来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加上更重要的是只有我们两人。罗哥呀，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罗晓春点了点头说：“难怪杨书记现在表面上会是这样子。”
刘积才说：“不说这些事了。我问你，现在杜来顺在干什么？”
罗晓春说：“杜来顺？”
刘积才说：“就是二赖子呀。”
罗晓春说：“二赖子？想起来了。”
刘积才说：“没有被抓起来吧？”
罗晓春说：“张书记和你走后，杨书记和王县长就把他放了。也没有定他的任何罪。他又不是干部，又没有犯事，现在的肃反审干怎么会抓他呢。但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刘积才想：这样对他也差不多了。但他还是说出了：“能给他个工作，还是应该给他个工作。”
罗晓春说：“难道他也后面有人？”
刘积才说：“他虽是个混混。但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用处的。”他笑了起来。“还有嘛，亲不亲，阶级分嘛。”
罗晓春知道是张书记的意思，说：“杜来顺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如果你需要他的情况，我就搞清楚向你汇报，或者把他找了带来见你也行。”
刘积才笑了起来说：“不用不用，我只是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