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算术
西蒙·库兹涅茨与经济学的实证传统
作者：罗伯特·威廉·福格尔
伊妮德·M·福格尔
马克·古列尔莫
纳撒尼尔·格罗特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阅读此书，首先是注意到书名，然后才留意到作者。
威廉·配第1672年的著作就叫做《政治算术》，相信本书作者将自己的著作也叫这个书名，与配第有一定关系。配第所谓“政治算术”，是指用“数字、重量、尺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来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库兹涅茨所做的工作与此类似。他的研究也是出于服务国家经济政策的目的，只不过他所使用的不是算术而是数学。 “政治算术”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它隐含着数学或者统计，以及为国家经济政策服务。
因为配第及其学术同道的努力，在配第的时代，“政治算术”成为一门显赫的学问。据罗伯特·金·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的研究，那个时候公开发表的“政治算术”的论文比经济学的还多——“政治算术”甚至已经成为一门独立于经济学的学科。配第所处的时代，还是重商主义的时代；因为政府热衷于干预经济活动，而政府政策的实施又需要经济数据及经济理论的支持，于是，以政府干预为使命的“政治算术”得以风行。
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讲到威廉·配第时，发了一通感慨。他说政治算术是配第的重要创见，闪耀着天才的光辉。但是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因为他老人家对数字或者数学分析不感兴趣，“政治算术”或者经济学的数学应用就被搁置了。——这种情况要持续到十九世纪末。将“政治算术”在经济学历史上被搁置解释为斯密本人的学术兴趣，有些牵强。是社会需要而不是个人兴趣决定学科的繁荣或者衰退。配第的时代“政治算术”得以风行，因为那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斯密及斯密之后“政治算术”的退隐，那是因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学已经敲响了自由放任的钟声。
本书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政治算术”或者“实证分析”或者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是与国家行使经济职能有关的。以美国的情况为例。进入十九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着大型企业的出现，单个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力增强，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伴随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深化。在威斯康星大学，巴斯康姆掀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经济学家如伊利、康芒斯等人参与到社会福利国家的设计中。后来，因为巴斯康姆的学生拉福来特当选威斯克星州州长，社会福利国家理念得以在实践层面上展开，一批经济学家被任命进入政府机构。
威斯克星州经济学家对政治事务的介入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特例。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对宏观经济事务行驶干预的时候，专业经济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就显得必不可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联邦层面，设立了一系列的经济统计和研究机构，让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为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提供咨询服务。比如1885年成立的美国劳工统计局，1898到1902年运转的美国产业委员会，1908到1912年运转的美国货币委员会，1908到1915年运转的美国移民委员会，等等。本书作者将这些参与政府经济咨询机构为政府政策服务的经济学家叫做“学术型经济学家”；这些区别于理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其主要方法是调查研究，其主要功能是服务政府。
经济学家更加深入地参与政府经济问题咨询和经济政策制定，是一战期间及之后的事情。此前，经济学家参与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和咨询，介入规模不大，介入程度较低。一战期间，政府设立了战争资源动员、生产、运输、调配、物价等等相关的一系列委员会或者其他机构，如工业工业动员委员、商业经济委员会、战时产业委员会、美国运输委员会、价格制定委员会、关税委员会、中央计划统计局，等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埃德温·盖伊、卫斯理·米切尔、弗兰克·陶西格等曾为这些机构工作。陶西格担任过关税委员会的主席，盖伊不仅是美国运输委员会的专业负责人和研究专家，还主持建立了中央计划统计局。一战期间，经济学家更加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到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和制定实施的过程中，为“学术型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对于库兹涅茨以及本书的研究主题而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是1920年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的成立，因为库兹涅茨关于国民收入的研究，就是三十年代在NBER完成的。NBER是一家民间的、非盈利的、非党派的经济研究机构，其成立目的是致力于“以最广泛和自由的方式鼓励调查、研究和探索发现，以及运用知识为人类谋福利，特别要开展……经济、社会和产业科学领域的准确而且公开的研究，并为此与政府、高等学府、学术团体以及个人合作。”（P44）埃德温·盖伊担任第一任局长，首任董事会成员包括的著名经济学家有埃德温·盖伊、卫斯理·米切尔、T·S·亚当斯、约翰·康芒斯、阿林·杨格等。NBER早期主要从事商业周期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米切尔的商业周期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与消费支出理论，都是NBER早期的重要成果。本书副标题所谓的“经济学的实证传统”，在很大意义上就是NBER所主张和主导的建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的长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实际上，这一领域也构成了库兹涅茨研究的核心主题。
“学术型研究”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大萧条和二战，因为正是二十世纪的这两个重要事件，才真正彰显了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干预的至关重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至一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还有偶然性的特点，因此经济学家对政府经济活动的参与还不具备常规的性质。大危机期间，因为罗斯福新政，政府开始从整体上制定产业计划，分配经济资源，控制生产和物价，这对具备专业经济学知识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深刻介入经济政策研究、制定、实施和评估的要求。因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有关的宏观经济信息，库兹涅茨开始了国民收入核算研究。那时候，他正担任NBER的首席专家。库兹涅茨的研究取得了成功，他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及商业机构的经济计划和预测分析中。因为国民收入为度量宏观经济及其变动提供了明确的信号，这进一步增强了宏观决策和干预的可能性，也为经济学家对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
二战的爆发，为经济学家再一次深度介入宏观决策提供了机会。在战略资源动员及调配，生产管理和物价控制，运输协调及储备计划等方面，政府设立了若干研究决策机构和专业委员会，经济学家成为这些组织中的重要力量。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核算被用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以满足军工和民用，他的工作被看成是经济学家对二战胜利作出的最重要贡献。经济学家还因为自己的技术专长在其他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参加了国家防务委员会，担任过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加入统计研究小组，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实用的军事问题。弗里德曼研究的课题是轰炸机最佳装载炸弹数量与尺寸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提高轰炸效率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战之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成为常态，经济学家尤其是“学术型经济学家”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的参与，包括统计分析、对策研究、效果评价等等，对于宏观调控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书作者对二战后经济学家对宏观决策的参与的介绍不多。二战之后的历史，重点转向对库兹涅茨工作的介绍。
库兹涅茨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被归结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库兹涅茨周期。这是一种从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中揭示经济周期运行的理论，由库兹涅茨在1930年的《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提出。库兹涅茨根据对美、英、法、德、比利时等国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间数列资料，剔除其间短周期和中周期的变动，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的长期消长过程，提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长度从15年到20年不等、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波”或“长期消长”的论点。由于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二是国民收入核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库兹涅茨开始研究国民收入核算问题，编制国民收入核算体系。通过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著作——1938年的《国民收入和资本形成》、1941年的《1919—1938年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45年的《战争时期的国民产值》、1946年的《国民收入：发现的概述》和《1869年以来的国民产值》，库兹涅茨构建起一个完善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这一体系成为各国进行国民经济统计及宏观经济预测和决策的重要工具。库兹涅茨因此被成为“GNP之父”。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库兹涅茨国民收入理论的成功，推动了“学术型经济学家”的成功。二战之后，经济学家对政府经济活动的广泛参与，一是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成功有关，二是与库兹涅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成功有关。
三是“库兹涅茨假说”。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库兹涅茨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后会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缩小。如果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这一命题的几何描述就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虽然未经验证，却在经济学中产生重要影响，被广泛推广。近年来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库兹涅茨倒U假说就得到深入应用。
二战之后，库兹涅茨的主要工作领域，是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的研究。他对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本书所谓库兹涅茨所发展的“经济学的实证传统”，就是指的是库兹涅茨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1971年，库兹涅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科学院授予库兹涅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库兹涅茨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认可。”（P93）萨缪尔森说过，库兹涅茨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经济学家之一。另外一位是凯恩斯。当然，这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的评价。凯恩斯之所以伟大，因为他创立了国家干预的理论体系，而库兹涅茨之所以伟大，因为他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提供了武器，使之成为可能。自由放任或者国家干预，总是特定时代经济发展的不同要求。没有永远正确的自由放任，也没有永远正确的国家干预。所以凯恩斯并不永远伟大，库兹涅茨也这样。至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由于滞涨导致的凯恩斯主义的衰退，国家干预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学术型经济学家”的处境也不再那么风光无限，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取向的经济学研究甚至成为笑柄。
库兹涅茨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他所建立和发展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更以为他推动和发展的“经济学的实证传统”。如果说斯密时代的经济学因为只会进行文字描述而显得很不“专业”的话，今天的“实证分析”则显得过于专业了。据说，顶级经济学家的数学水平甚至达到顶级数学家的水平——于是，经济学日益成为少数精英分子的艺术品好。“实证分析”所推动的经济学的数学化或者形式化，使之越来越脱离大众，脱离实际，脱离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于是，人们看到了科学化追求的经济学的生存困境。更加可怕的问题可能还在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可能已经远远偏离了库兹涅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库兹涅茨一直致力于实证分析的技术研究，强调这种技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今天甚嚣尘上的“实证分析”，在满足于技术的先进和政治上的合理的同时，客观性和科学性已经被抛弃。实证变成了假证。当然，这些问题不能算在库兹涅茨的头上。
最后，对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说点闲话。
本书的主题，从主标题“政治算术”来讲，应该是讲实证经济学及其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经济学介入政府经济事务的问题；从副标题“西蒙·库兹涅茨与经济学的实证传统”来讲，应该是讲实证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库兹涅茨对这种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主题本身显得不是很明确，这可能会影响到逻辑的处理。核心究竟是什么——是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还是库兹涅茨的贡献？这是在阅读中一直浮现而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
实在不明白这样一本通俗的小书为什么要四个人来写——包括福格尔夫妇及另外两人。本书内容显得凌乱，结构显得松散，这可能与多人写作有关。本书勉强可以理解库兹涅茨的学术传记——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本书后半部分较多涉及库兹涅茨学术活动的某些方面，但缺乏系统性。而本书的前半部分则讲的是经济学家介入政府经济决策的历史。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的福格尔曾经是库兹涅茨的学生，他很好继承和发展了库兹涅茨的思想和方法。既然是老师的学术传记，应该着力张扬的是老师的思想和理论，如果在老师的传记中夹入自己的思想甚至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来组织老师的思想，那就不仅仅是学术的不尊重，也是对老师的放肆了。很难理解，在本书的导论中，作者用很长的篇幅来介绍福格尔的“技术生理演化理论”。中文译者还对这一处理给予肯定，殊不知这是一种极不得体的做法。好在，按照逻辑，导言中阐述的这一理论应该成为全书的核心和逻辑前提，如果那样的话，本书就不再是库兹涅茨的学术传记而成为福格尔“技术生理演化理论”的发展史了。估计本书作者中的另外两位合作者是福格尔的学生，有可能关于“技术生理演化理论”的这部分内容是他们加入的。他们这样做为了讨好自己的老师，却忘了可能会得罪他们的祖师爷。这是猜测，不足为凭。
翻开书页之前，对本书抱有很高期望，因为领衔的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阅读的结果是大失所望。在刚刚还读过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著作《身份与暴力》。森的每一部著作都让我震撼，给我收获。福格尔这部著作之让我失望，不仅在于思想的缺乏，文字的呆滞，还在于研究和写作本身。福格尔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阅读他的著作，提出一些关于思想和境界的要求应该是可以的。可整个这本书的内容，谈不上什么思想，也没什么境界；无论是关于经济学的历史，还是关于实证经济学，还是关于库兹涅茨的贡献。前半部分是对历史上经济学家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实施的一些实例的松散罗列，后半部分是对库兹涅茨研究工作的松散介绍，没有抽象，没有总结，没有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也没有对经济学历史演进的切实把握。说实话，整本书就是一堆不成体系的松散材料的汇集。我实在怀疑福格尔写作此书的意义，我甚至怀疑这本书的作者是否学风严谨。
我是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买的这本书。原来以为这会是一本洋洋巨著，拿到手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本小册子。可这样一本160多页的小册子，定价却是50元整，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即使在通货膨胀的年代，160多页的小册子也不至于50元啊！这本书的装帧更是出格。硬皮封面用的是一种很高级的纸张，有羊皮或者丝质的质感。可是，显然已经构成成本的豪华封面却又要用一个更显气派的有金色字体的封套套住。除了再进一步增加成本之外，想不到这样装帧的其他合理性了。如果是一本很有内涵的书，这样的奢侈还可以原谅。
忽然想到，这是一个侈靡的时代，人们擅长于用外在的奢华掩饰内在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