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是一篇大文章！
本届政府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下放行政权力的目标，而且提出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来简化行政权力，目的当然是通过下放权力来激发市场活力。两年已经过去，此事办得怎么样呢？如果按政府自己的说法，似乎已经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中央政府下放了几百项权力，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有的地方宣称已经没有非许可范围内的权力了。但是市场的反应好象并不如政府所讲的那样，企业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权力下放后的轻松，该放的根本没有放，放下的都是一些早就不用的权力。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也毫不讳言的提出批评，中国政府放权的含金量不高。
放权不是一时之计，更不是为了作秀。放权关系到市场活力的激发，关系到政府管理方式和能力的转型，也关系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笔者以前说过，改革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放权，对于中国这样长期集权的国家尤其如此，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府管得少，企业就有活力，政府管得多，经济就会出问题。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放权又显得更加迫切关键，这一点本届政府显然是认识到了。
但是政府放权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否则总理也就不会用壮士断腕来下决心了。恕笔者直言，现在政府的放权方法根本不对，只是在走老路子，没有拿出新办法，更多还是在喊口号，自然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应该怎么做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要解决好放哪些权的问题。放权涉及到权力拥有人和权力相对人，核心是为了解放权力相对人，到底应该放哪些权自然就不能只由一方说了算。而现在的放权全部是政府单方面说了算，政府完全是根据自身需要决定放什么，这个显然不对。放权的目的是激活市场，如果不看市场要什么权，那这样的放权基本没有意义。即使某些政府部门真是壮士断腕了，也不见得就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更何况很多部门其实根本没有放掉实权呢？所以放什么权，一定要让企业和市场提出来，要让企业和市场参与进来，要允许企业和市场表达自己的声音。市场和企业先提出来了，再让政府来执行放权，如果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通过社会舆论进行监督并形成压力，才能让政府将一些真正该放的权放出来。这其实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放权是为了谁的问题。很可惜我们现在的放权，根本没有考虑企业和市场的需要，只是政府自己的一厢情愿和相当然，这样的放权注定不会有实效。
二是要解决好向谁放权的问题。政府要放权，放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看来，（1）有的权要横向放到其他部门去，即对过分集权的部门要分权，比如要对发改委这样的部门分权，这个部门对市场的干预太大，什么都管，其实什么也没管好，本来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是平级的，实质上发改委能管其他政府部门，过分集权，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这里不一一列举；（2）有的权要纵向放到下级政府去，中央的权要放到省里去，还有的要放到市或县里去，放什么不放什么，需要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不能由上级政府一家说了算，否则就成了上级丢包袱；（3）有的权要放到社会上去，放到行业组织中去或是干脆取消，这就需要行业组织或是企业有能力承接这些权力。所以我们说，政府放权决不是简单地往下级放，还应包括横向放和向社会放，对于不同的放权对象，政府要做深入的研究。如果将放权对象局限于下级政府，很可能是上级政府放了权，下级政府没有放，企业只是换了个婆婆，意义就不会很大。如果放权的对象弄不清楚，就会导致一放就乱的问题，也起不到效果。
三是要解决好放后监督的问题。政府不愿放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下放的权没有监督，以往的做法是让原有的权力主体在手里留一个小尾巴，让自己成为下放后权力的监督者。这种方法表面上行得通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这种下放的权力很容易被收走，或是干脆明放暗不放，以行监督之名来行不放之实，导致了长期的一时放一时收，根本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此次放权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势必走前面的老路。那怎么监督呢？笔者的观点是建立一套全新的监督理念，即一定要寻找全新的监督主体，这也是制度设计和制度进步的基础，决不能让原有的权力主体来进行监督。那让谁来监督呢？笔者认为，总体上一定要建立外部监督机制，特别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在政府部门内部下放的权力，要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特别是权力相对人的监督机制，要允许权力相对人和社会舆论进行监督，同时也要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力量，还要发挥法律的监督力量。下放到社会的权力，更要让社会来监督，可以是行业间进行相互监督，也可以是社会舆论进行监督，当然也包括法律的监督。总之，不能让权力的原有者进行监督。
四是如何解决好不肯放的问题。有权的谁也不愿意放权，这不值得奇怪，人之本性而已。总理说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进行权力下放，这作为表决心的口号是可以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见过几个自断手腕的人？所以如果以为只要说了这一句话，就真有很多部门将自己的权力放出去，那就不免太天真了，事实上没有一个部门会真放权的。那怎么办？以前就是开会动员，讲道理摆事实，或者是强下命令，实践已经证明这不是好办法，绝大数情况下都是失败的。笔者的意见是，用问责来倒逼放权。政治科学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权力和责任要对等，有多大的权就要承担多大的责，有多大的责就要拥有多大的权。中国很多政府部门者喜欢有更大的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承担了更小的责任，这种体制下当然是人人都想要权。如果根据其权力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估计很多部门就会仔细考虑了。发改委不是喜欢审批具体项目吗，如果一个经其审批的项目失败了，那就必须要有相应人的来承担责任，政府不是喜欢前置审批资质吗，那如果出现一个企业造假行为，那也要追究审批者的责任……据了解，现在安监部门都在忙着放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现在国家对安全责任追究得很严格了。我们相信，只要责任追究到位，政府放权的阻力就可以大大减轻，反之有权力者如果只有好处，那谁也不会放权，即使放了，哪一天也会想法再拿回来。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点浅见，不一定正确只是供大家参考。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简政放权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像现在这样只是喊喊口号，而不是从整体制度上进行设计，那是不可能取得什么实效的，本届政府也将毫无作为。政府不放权，政府职能就不能正确定位，政商关系就不可能健康，权力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企业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活力……最终，伟大的中国梦恐怕也实现不了。政府放权真是太重要了，还真是一篇大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