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党派，西方大多多党制，我们中国呢，现在是一党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党是什么？党是一个集团。现在的党翻译自英文party，它的词源来自part，也就是一部分。每一个政党，都代表着自己那一个part的利益，参与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协商之中。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交易基础之上的，多党制对应的就是这个利益交易模式。而中国传统则不痛，《论语》中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再联系我们之前讲过的中国公权传统，就能明白：中国的一党和多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更有理”还是“私更有理”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的本质是私人立场之间的协商调整，抑或社会和国家是先于私人的“公共整体”。当然，我们不应极端化的理解，无论中西，公与私都有相对的合理性。我这里要说的是：哪一个是主导因素，哪一个是从属因素。

　　前一种是西方转化为人本文明以后，缓和公私矛盾的方式；而后一种则是中华几千年人本文明的传统。或者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对于西方来说，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是个人和个人集团“整合”起来的；而对于中国来说，个人和个人集团是从整体上分立出来的——人被看成是“天地之生子”。

　　这一点又要和中国哲学上对“一”的向往联系起来，天地始出于一，一代表的是总体，因此是公：天地无私。或者说，对一的向往在根本上是对于公的信仰和坚持。中国每次分裂都会重新走向大一统是有着必然性的，是对封建分立的克服，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归于一。现代中国的一党制（共产党，也翻译为party）是全世界最特殊的党。我们和朝鲜或以前的伊拉克等国家的一党制完全不同，它们是一分为二后的一个party垄断了国家政权，也就是分立之后的一部分掌控了国家，必然存在利益的极大冲突，本身就是分裂。而中国的一党，实际上是无党，党内成分复杂，包含各个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都在党内有代表，思想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分歧。党内有左中右，甚至还有不少现行制度的反对者。这种无党实际上是归元之一而非分立之一，它的核心不在于【part】而是在于【公的体系】。

　　中国和苏联的发展道路不同，这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造与发展结果。怎么去理解呢？中国最初与苏联相似，共产党在斗争阶段是一个典型的party，代表社会的一个part,即工农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社会主义，从传统上来说，这就是替天行道，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但是，如果想要以工农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全体社会代表，就必须改造社会，使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成为无私而只有公心的人。但“恨斗私字一闪念”的运动失败了，人类目前明显不可能完全破除私，全部转换成公。于是推行改革开放，承认人有追求私人幸福的权利，私利和私有财产具备了合法性。那么如何让执政党成为全体社会的代表呢？20世纪80、90年代执政党进行自我改造——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是共产党非常重大的转型。共产党所代表的不再是社会的一个part（工农阶级），它代表的集团内涵扩大为社会的所有阶层，这是三个代表的内涵。在推行过程中，暗中遇到了极大困难（部分人认识到它隐藏的改造意图），因此三个代表理论之成功靠的就是它表面看起来极为平庸的表达方式，如果当时像我这样清晰明白地讲出来，肯定会失败。但至此，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典型的party，成为了主导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执政党。说到中国特色，很多人也笑了，实际上这也不是个坏词，如果不以欧美的标准当作唯一标准，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也是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特色的。现在的共产党不像一个西方式的以利益团体斗争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党，而更类似干部选拔后备人才储备库，党员更类似过去的“孝廉”，强调的人的品德能力素质，而不是其斗争性。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大禹谟》），现在执政党所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庸之道。虽然我们对中国的一党制进行了分析，并不代表我不认可多党制。多党制的最大好处在于防止国家走极端。竞争中一个党派争取选民支持，必须避免极端（即使是希特勒，通过多党竞争上位之后，也立刻废除了多党制走向极端，否则极端思想是难以长期维持的）。但多党制代价很大，世界上没有国家是在真正的多党制中从发展中变成发达国家。

　　中国的一党制是特殊的，全世界没有第二家。这种力图代表全民所有阶层，并且走上中道建设的特色，就是来源于中国对公私认识的传统，也来自中国的中庸文化，使中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虽然有理论说说：一党制缺乏竞争，就无法改良。然而，事实上，二战以来，世界上在和平情况下发生最大改革，最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是一种特殊的一党制（无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