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大四的一位法学系学弟马上向我表示疑惑:“武长顺这个家伙与能源系的高官们相比,其所处的位置也算是下三流,居然能捞七十多亿?”
笔者对于武长顺的涉案金额之大,并不十分惊奇。因为市政法委本来就是个能来钱的官,何况又处在物阜民丰的天津,财源广进自不消说。令我稍感讶异的是,他并非头大无脑、没有城府的李宝金,一向工于心计的他何以会成为十八大后天津首位落马的高官?
据实而论,武长顺是很懂得经营自己的。他一贯给外界‘亲民、勤政’的形象。他的同事都说,武长顺虽个子不高,但言谈举止风度翩翩,讲话也言简意赅。而且,他还十分体恤下情。几年前,一位年轻警察生病住院,需要换肾。公安局内部号召大家捐款。武长顺得知此事后,亲自出马寻找肾源,后来公安局刑侦队还帮着垫付了30万元的医药费。
武长顺的勤政,此前更是被不少公安干警和出租车司机口耳相传。一位干出租的老师傅讲,2010年11月27日,武长顺亲自骑自行车进行实地调研,途经市内五区,行程竟达33.2公里,调研了天津包括鞍山道总医院门前、红旗路西湖道交口、红旗路西青道交口、北洋桥附近、中环线与常州道交口等五大易堵路口的交通状况。
此外,武长顺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很能装孙子。工作之余,他一直热衷于拿学位、写论文。在担任公安局长期间,武长顺完成了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并于2005年11月获得同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据说,现在天津各十字路口的数秒灯,就是“武博士”的发明。
总而言之,他大体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急公好义、文武双全的儒将!
一个如此深通权谋、懂得伪装的干部,到最后竟然没能“全身而退”,与他同样乐于钻研厚黑的豺狼虎豹们见了,宁不骇然?!
面对我的这番感慨,好朋友徐东出言讥刺道:“你以为单单懂得厚黑学,就能在官场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把官场看得也太简单了!”
这倒更令我一阵莫名的心悸!一直有志于报考公务员的我,向来认为只要吃透来俊臣的《罗织经》、冯道的《荣枯鉴》,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没成想浸淫了半天,却被人告知这还远远不够。
见到他羽扇纶巾、故作高深的模样,我有些气愤了:“光靠厚黑还不够,那还要靠什么?”
徐东立时引用韩非子的话回答说:“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你学通了厚黑,那证明你的路刚走完四分之一,还差的远呐!”
我要求他进一步加以解释,却被他责令去读《国史通鉴》。笔者经过多日的参详研究,方始发现“精于算计却又身死名败”的人物实在是不胜枚举,而且个顶个的身份都比武长顺要牛!譬如汉文帝时期的邓通、武帝时期的韩安国、辽兴宗时期的张孝杰与及大家耳熟能详的和珅。然而对于“他们这些老奸巨猾的官员何以也会落马”这一问题,一时之间要做出一个妥善而又周正的回答,却亦不易!但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这类人的消亡,不惟是“天道好还、善恶相因”而已,更多的还是基于封建王朝政治生态中的三种基本需求:
其一,“帝王之术”中平衡战略的需求。
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这不仅是政治谋略,也是时势使然。但是处于“争夺”与“分定”之间的一代雄主,往往秉持着“黑白杂合,不纯用德焉”的原则,同时提拔重用三大类人:一是安贫乐道的廉吏,用以维护纲纪,善养黎民;二是榨取民膏的贪官,用以钓取财富,积蓄国力;三是手段残暴的酷吏,用以诛杀功臣,屠灭异己。
故而汉武帝同时重用汲黯、韩安国与张汤;多尔衮也向顺天巡抚表示:在正需巩固朝局之际,“流品不清,奸欺得售”乃是小事,因为“经纶方始,治理需人”,所以“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在这种局面下,酷吏有足够的空间滥施淫威,贪官也有足够的自信显其手段。
但令贪酷之吏深怀戒惧的是,在治理逐渐归向承平的后期,朝廷为了安抚民怨和填补亏空,自己大都难免兔死狗烹的下场。汉武帝最终还是贬杀张汤,以谢天下,并将韩安国排斥疏远,贬官降职,最后弄得他抑郁而死;多尔衮也在定鼎中原以后改口说“明朝之败坏,俱由贪赎成风,德不称任,功罪不明所致。自兹以后,凡我臣民,俱宜改弦易辙,各励清忠。”表示对于贪官污吏,他是深恶痛绝的,并多次公开阐明“贪官必诛”的重惩原则。
事实上,武长顺的确在“腐败拉动GDP”这项工作上贡献卓越,可惜走到了如今这个当口,百姓要说法,国库要银子,身为贪官且兼半个酷吏的他,注定要和邓通、韩安国、张孝杰以及和珅等人白首同归!
其二,解决“殉死教育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与政治事功日益阻塞之间矛盾”的需求。
政治事功与殉死教育,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且主客相从。韩非子讲: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意思就是只有事功在先,殉死为后,才能合情合理。但封建王朝一旦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便无可避免的将二者渐渐本末倒置,到头来难免危如累卵。
王朝诞生伊始,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故帝王可以丞相、太尉、御史、奉常、郎中、卫尉、宗正、太仆、廷尉、典客、内史、少府等高官厚禄为资,提拔贤臣,退去无用。而此时百姓所供,无非帝王与开国功臣等寥寥数人,负担较轻,想要开辟出类似“元嘉之治、开皇之治、咸平之治”的局面,亦非太难。
及至数代,三九之位既定,开国功臣复又不断繁衍世袭,且兼恩庇侍从,内外树党。如此一来,帝王家可供赏罚的资源便被剥夺了大半。朝廷每项政令的实施,不再是圣上乾坤独断,而是皇帝与诸多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而此时百姓所供,已变成了几万人,虽然稍显费劲,仍可竭力维持。如果再加上皇帝懂得“庙攻之论”,同时打开“士庶合流”,想要得到“昭宣中兴”、“ 仁宣之治”、“弘治中兴”的局面也并非毫无可能。
再到后期,不惟三九之位既定,功曹、别驾、主簿之职也已被既得利益集团备位充数。皇帝已经不可能按照所谓的“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之原则进行人力调配,因为其背后根本没有支持他的政治资源。此时维护其王朝稳定的,便只剩下殉死教育。此时,百姓所供已达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承载能力逾近上限。统治阶级若非开发新的自给项目,为赏罚之道储备资源,只能是坐而待亡!
而这些被供养的、曾经为王朝建立立下殊勋的“功臣遗后”们,由于是通过世袭罔替或被“恩庇侍从”才得以拔擢的,大多数并不具备创造资源和财富的能力。他们只能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一旦出现李悝、吴起之流,便群起攻之,引领帝国最终走向灭亡。这也是封建王朝发展的一般规律。
个人认为现今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上述的第二个阶段,厅级或厅级以上的位置已然被七大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第一类: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第二类: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第三类: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第四类: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第六类: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第七类: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可以说平民子弟和一般官员的晋升是十分不容易的!高层领导手里能够勉励下属的两张“牌”,现在只剩下“道德教育”(也就是伦理劝导和口头表扬)这一张,肯定是不够用的!为了促进“士庶合流”,缓解上下矛盾,给官僚系统注入一些“平民血液”是十分必要而且及时的。
武长顺的官职并不算太大,然而他所任职位、所任部下俱皆津门关窍所在。正所谓“前车不覆,后卒难进”,把他拿下来,正好可以腾出些地方,用以赏拔反贪系统的忠诚斗士!
其三,“福康安”式利益集团弃车保帅的需求。
要从根源上剖析武长顺这类贪官污吏的仕途曲线,不能不提到另一个贪官中的翘楚——和珅。
终乾隆一朝,敢于同权臣和珅一较长短的官员并不多见,且大都以悲剧收场。这位满清第一巨贪,似乎只有在我们寄怀演义,放眼他与刘、纪、董、海、二王等人的“戏说式”斗争时,才会栽下跟头。
但在《清史稿》、《李朝实录》与及《啸亭杂录》中的那个和珅,却几乎完胜。除了章佳·阿桂那句“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的话语,确令其灰头土脸之外,大概就只有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福康安让他稍感头疼。不过在和珅略施小计,与福康安“互以舍弟为质”,达成“平起平坐”的协议之后,仕途上便一路绿灯,畅通无阻。正可谓“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
读至此处,有人或许会说:和珅贪黩无厌,征求货财,穷奢极侈,以珠佐食,终至一死。果证报应不爽!
这就纯粹是笑谈了。如果真的是报应不爽,跟和珅穿一条裤子的福康安为何安然无恙,还因军功获封“嘉勇郡王”?!不仅如此,死后竟还配享太庙,受全国百姓的哀悼?!
如果生在大清,犬儒们一定会这样为他辩驳:福大帅屡出筹边,功在社稷,懋著殊勋,体国忘身。有如此的赫赫军功,如何不能受人膜拜?
笔者不禁要反问,有军功难道就可以作为“威行海内,毫无肘掣,”的资本吗?就有资格成为《竹头木屑》和《三异笔谈》中那个穷奢极侈、贪得无厌的祸害吗?!阿桂、王昶、韩崶、百龄也有军功,为何未见霸道张狂至此?!
细察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个中奥妙,原来这个家伙是名相傅恒之子,孝纯皇后之侄。亦即是说,福康安身上流淌着满清八大皇族之血!
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宗人府究竟有没有就“和珅特大贪污受贿专案”对福康安进行正式约谈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即便真的有这种会晤,他也仅需用“交友不察,治吏昏乱”八个字,便能轻而易举的把罪过推到自己的弟弟甚或一个毫不相干的死人身上!毕竟是福长安跟和琳俩人谈买卖嘛,自己完全可以表示“并不知情”!
好了,让我们把目光从古代收回到现在:自武长顺落马至今,当地有没有更大的官员抢着推卸犯罪事实而极力想承担领导责任呢?换句话说,武长顺背后有“福康安”式的人物吗?
从他能在1992年的情妇风波和2007年的天津官场大地震中死而复生、不降反升这一事实来看,武长顺是有后台的。至于这个后台大没大到“福康安”这种地步,那就不得而知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反腐工作如火如荼、全国百姓密切关注天津官场形势的今天,他幕后的那位“通天人物”决定韬光养晦、壮士断腕!
小结:在帝国皇权横行无忌、士族权力不被约束的时代,韩安国、张孝杰、和珅们的倒台,的确可以让百姓欢呼雀跃。但在躬行法治、尊奉民权的今天,整饬吏治绝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打家奴式”反腐,而要切实触动爱新觉罗氏、佟佳氏、富察氏以及钮钴禄氏等八大皇族的蛋糕,以明证“反腐无禁区”。否则,百姓们依旧会众口铄金的传唱:“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或“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者:赵丹阳 九零后 半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