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社会科学的创客


 

 

      从事社会科学的创客

 

 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系统性科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与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艺术学、逻辑学、语言学、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在内的22门社会学科。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一般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它与自然科学相比,带有战略的性质,带有指导、调控、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社会科学解决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问题,作为引导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它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方向和价值。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处在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过程之中。因而每类科学都呈现出学科专业众多,且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繁荣景象。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它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接近认识对象真实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研究院所35个,研究中心45个,二三级学科近300个,重点学科120个,其任务是创造性地开展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肩负着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理论创新的使命。社会科学的创新,表面上看是概念、判断、推理或理论体系的创新,究其实质是对认识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不断深化,不断接近事物的真实。社会科学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社会科学的创新具有五个显著的特点:

 1、社会科学创新是最具复杂性的创新

 社会科学创新复杂性的表现,一是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社会。社会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动态巨系统,它包括若干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括若干个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和子子系统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构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世界。二是社会科学的要素是最具活力的复杂人群。人群中的个体主观具有随意性、偶然性、模糊性、多样性和封闭性,导致社会科学创新实践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政治科学创新和经济科学创新,在中国是十三亿人的政治和十三亿人的经济。三是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发展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现实总是比我们对社会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来得快,来得猛,来得复杂。

 2、社会科学创新是最具艰难性的创新

 一是许多社会科学的假设、预言难以在短期内和较小范围内得以验证。社会事物一般有较长的运行周期,且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有些社会事物的运行容易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甚至会引起一些不可预测的灾难,因而难以进行重复性实验。二是社会科学的创新难于决定。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是谁想创新就能创新的,决定是否进行创新要有一定的领导权,一定的话语权。涉及国家的社会科学创新,要由党和政府决定,涉及团体和单位的社会科学创新要由团体和单位的领导决定。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科学创新,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对于人微言轻的普通创客来说,社会科学创新难度是很大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坐牢的危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这是何等艰难的创新。后来他们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才使小岗村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三是社会科学创新难以摆脱利益的诱惑。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创新往往会触动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增加创新的难度。有些“御用”经济学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违心地鼓吹错误理论而阻挠理论创新。

 3、社会科学创新是最具影响性的创新

 一是社会科学的创新往往会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二是社会科学创新对国家和政党有生死存亡的影响。错误的理论会造成亡党亡国,政府会丧失政权,社会会停滞不前;理论的创新会使政党朝气蓬勃国家兴旺,政权巩固社会进步。三是对广大民众有生杀予夺的影响。改革开放的社会科学创新挽狂澜于既倒,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持续高速发展,使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四是对社会价值取向产生影响,进而推动或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4、社会科学创新是最具广泛性的创新

 一是社会科学的创新涵盖社会的各行各业,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二是社会科学创新涵盖了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被裹挟在社会科学创新实践之中,享受创新的成果,忍受创新失败的惨痛。三是如果把一个人的观念转变思想认识的提高也纳入社会科学创新的范畴,那么,一个人一生都处在世界观、人生观、苦乐观、荣辱观、金钱观等等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之中。我们说“创新无处不在”,特别表现在社会科学创新上,可以说处处、时时、事事都在或轰轰烈烈,或悄然无声地在进行。

5、社会科学创新是最具强制性的创新

一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带强制性的制度创新,前朝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被创客们用革命手段推翻了前朝的统治,强制性地推行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二是任何社会科学创新都会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并非这些人都愿意创新,而是被强制接受创新改革。

 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事物也都同样存在着其“本质和规律”,我们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事物的真实,创新的空间特别巨大。政治上的进步是政治创新的结果,军事上的胜利是军事创新的结果,经济上的发展是经济创新的结果,文化上的繁荣是文化创新的结果,可以说,人类的任何进步,社会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创新。我们选取两个创新故事,进一步认识社会科学创新的特点。

 

 一、邓小平创新“一国两制”理论的故事

 “一国两制”指的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而创新的理论,这一伟大科学构想以及香港顺利回归,是政治创新的经典案例,是对人类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重大贡献。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是事物的本质所在。

 香港长期被英国占领,是英国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和租借去的。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并于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60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了九龙。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强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线以北及附近岛屿,统称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这些被割让、被租借的地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收回被英国占领的香港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事物的本质是“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中国如期对香港行使主权”。

 当年,英国殖民者通过炮舰政策、海盗行径和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香港,使之成为西方列强凌弱中华和掳掠东方财富的桥头堡。香港的历史命运正是中华民族150多年屈辱遭遇的生动写照。香港回归祖国,是洗刷百年民族耻辱,提振民族神圣感情的重大事件。但是,回归的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是通常的“解放”;可以是军事占领;可以是全盘接管;可以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不同的回归方法有不同的效果。香港如何回归,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利益。首先是中国的利益,如果不能如期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还是懦弱的清政府,中国领导人还是李鸿章。顺利回归,行使主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其次,是英国的利益,租借的可以到期归还,而香港岛和九龙则按条约是割让的,是永属英国的。如果处理不当,英国为此诉诸武力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再次,是香港的利益,香港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美丽的“东方之珠”,是时尚浪漫的“购物天堂”,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随着新界租期的临近,原本投向香港的国际资金开始犹豫不定。假如回归方式不妥,各种投资纷纷撤离,香港的繁荣将不复存在。如何处理香港问题,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邓小平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创新了“一国两制”的理论。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来北京投石问路,提出希望1997年之后续租占香港。邓小平明确答复:“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间期限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闻讯,时为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决定亲自来北京,自1983年7月中英双方开始的谈判。及后两年,中英双方先后谈判22轮,由于我国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终于达成协议。确认中国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撒切尔夫人再次见到邓小平时,她由衷地说: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一国两制”的创新和实施,不仅确保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祖国,而且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伟大统一铺平了道路。“一国两制”的创新,就是紧紧抓住“香港必须回归”这个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德鲁克创新管理理论的故事

 彼得·德鲁克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他于190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祖籍为荷兰,后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1943年12月下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董事长唐纳森·布朗邀请他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研究。德鲁克在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18个月的详细考察调研。通用汽车公司创建于1908年,它的前身是1904年创立的别克汽车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用汽车公司接受了大量军事订货,总价格高达130.81亿美元左右,战争期间美国1/4左右的坦克、装甲车和飞机,1/2左右的子弹和步枪,2/3的重型载重汽车均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德鲁克调研期间,正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鼎盛时期之一。德鲁克认定自己必须深入内部,从内部来真正研究一个大公司,把它作为一个人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作为一个统一的机制来研究。德鲁克透过公司繁荣忙碌的表象,观察、思考了更深刻的、涉及企业本质的问题,他从“组织角度”分析企业,审视“企业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有能力集合众人之力来满足众人的经济需要,把管理视为承担特定工作与责任、履行组织的特定机能。他创新提出:企业应该培养有管理能力、有责任感的工人,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和大型公司要服从公众利益等新的管理理论。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德鲁克的建议在通用公司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因为当时的管理层认为管理是一门需要深厚专业知识的学问,毫无基础的工人是不可能懂得的。德鲁克提出的这套做法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德鲁克将他的调研和考察心得以及理论创新写成《公司的概念》一书,于1946年初出版发行,“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公司的概念》这本书在当时的整个美国没有引起企业家们的重视,通用汽车公司不仅不接受《公司的概念》,甚至故意漠视它的存在。虽然《公司的概念》是当时惟一一本关于通用汽车公司的论著,却未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流传,也很少被提及,更不会出现在经理的办公室的书架上。社会科学创新,特别是基本理论创新,必然会或早或晚地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出乎预料的是日本人竟然非常积极地接受了这套创新理论,并推崇备至。日本企业界将德鲁克奉为管理宗师,是《公司的概念》最积极、最有成效的学习者。日本企业很快对《公司的概念》的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将德鲁克关于工厂社区的理念与自身文化传统想结合,创造了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为特色的企业社会。这种企业制度极大地缓解了最棘手的劳资关系问题,为日本经济起飞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日本的企业社会完好地运行了近30年,以比美国企业低得多的雇佣成本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工厂社区思想在日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