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教授朱子南先生是我国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的一位知名专家。几十年来，他在报告文学这个领域精心耕耘，其研究成果涵盖了报告文学创作方法、报告文学作品与作家研究、报告文学史等各个方面。除此以外，他还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朱子南教授以他的这些成果，奠定了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最近，已经退休的朱子南教授撰写了《爱上了“报告文学”》一文，发表在最新一期《苏州杂志》上。在这篇并不算很长的文章中，朱教授回顾了自己从年轻开始起步，在报告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做出的探索，其中有许多故事读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其中，他讲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一本报告文学集从构思到正式出版的来龙去脉，读来十分有趣。

　　1992年4月，苏州市委组织部组织科一位副科长找到朱子南，说是组织部的部长准备编一本以围绕经济搞党建为内容的报告文学集，由部长和朱教授一起担任主编。朱子南教授觉得无可推托，于是放下了正在进行的报告文学史的写作，投入了这部书的创作。在市委组织部几位干部的陪同下，朱子南教授跑了苏州下属的几个县市和镇。两个月后，40万字的书稿交齐了，其中既有朱教授自己写的，也有组织部约请其他作家写的。朱教授完成了作为主编所必须承担的统稿编辑工作后，就准备投入出版了。

　　按照组织部的安排，这本报告文学集准备在本省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而朱教授的主编位子也就让了出来。随后，这部名为“苏州崛起的足迹”的报告文学集很快隆重出版，并且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作了报道。一本报告文学集的发行，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这大概是报告文学作家做梦也难以想到的好事。当然，部长和教授两人作为这部书的原主编，也被邀请到北京躬逢其盛。朱教授写道，这次到北京是“坐飞机来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本《苏州崛起的足迹》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可以想象的是，今天，公款吃喝已经如过街老鼠一样遭到猛打，但公款购书却仍然是允许的，毕竟这是一桩推进精神文明的好事，这方面的公款支出就没必要计较了。

　　朱子南教授对报告文学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时候，正是报告文学开始繁荣的一个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新时期出现的改革开放的不断突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烈的思想冲撞为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写作的广阔天地，也为朱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30多年后的今天，报告文学已经基本式微，原来那支蔚为壮观的作家队伍已经七零八落，众多大型文学刊物不约而同地舍弃了“报告文学”这个名称，宁愿用一个不伦不类的“非虚构”来代替它。

　　报告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朱子南教授介绍的这本报告文学集的写作、出版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路径。按理来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应该是作家在工作、生活中被他了解、采访到的大量事实所打动，再进行写作，我国报告文学史上的一些名篇，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都是如此。但是，这部报告文学集却是由领导先确定了主题，作家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采访写作，至于他是否被他所采访到的事实所打动，已经不是问题。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手法，在“文革”中曾经被“四人帮”确立为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在“四人帮”粉碎后迅速被作家抛弃，但它却在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复活。这样写出来的报告文学，充其量只能算是为领导抬高自己的政绩而创作，虽然借助公款购书的力量可以获得巨大的发行量，但究竟有多少人认真阅读却充满疑问。如果不是朱子南教授饶有兴味地将此娓娓道来，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还存在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报告文学集。

　　一个基层的部长想要用一部报告文学集来显示自己的政绩，拉上了一位大学教授共同担任主编，教授非但不感到不妥，反而深感荣幸，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报告文学蒙羞。基层的部长因为权力阶位太低，只能将主编的桂冠拱手相让，而真正为这部书的主编操劳的教授，更是毫无置喙的余地。

　　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感动了一代中国读者的报告文学，就这样渐渐成为权力的附庸。它成了摆放在领导干部办公室里的纸糊的装饰品，失去了文学鲜活的生命，渐渐枯萎。终于，连权力也失去了对报告文学的兴趣。确实，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有哪位领导热衷于兴师动众地主编什么报告文学集了，因为对政绩的宣传和包装，通过电视台这个载体更能长驱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