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呼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会议强调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就是鼓励各级官员投身改革，将深改组的改革方案落实下去。
这番说辞，意味着中央选人用人标准的转折，即中国将再次重用“改革者”。是否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推进改革也将是未来衡量领导干部合格与否的基本标准。
改革在中国历来都是荆棘满布，改革的过程也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对于执政者乃至领导人而言，现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把持了中国的改革路径，维护现状继续掠夺敛财几乎成为利益集团自身的基本共识。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也是今非昔比，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较之当年越来越大。
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并不是在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时自发的改革，而是全民在长达数十年的文革劫乱之后自下而上发起的改革，中央只是顺应了民意，结果就赢得了民心。如果那时候依然还陶醉在拯救全人类的狂热中，不正视自身的问题，无论是民间抑或是执政者，都不会轻易去推动一场涉及全民的改革。
再往前看，戊戌变法，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对于中国后来的巨大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戊戌变法同样出现在一个朝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候，许多仁人志士勇敢的站出来，欲挽狂澜之既倒，欲救民族之大义！尽管变法的努力被清王朝顽固势力所阻挡所扼杀，但很快这个顽固腐败的王朝也就轰然坍塌了。
当年叶剑英、华国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用武力手段抓捕“四人帮”，也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呼声。也是叶剑英、华国锋力排众议，让邓小平等一大批受迫害的政治老人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特别是年富力强思想开明的胡耀邦，为数以千万蒙冤受屈者平反昭雪，凝聚了当年全民的改革共识。以万里、赵紫阳在安徽、四川主导的农业改革解决了粮食匮乏问题，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邓小平是当年改革的总设计师，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就是当年中国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忠诚的执行者。
当中国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代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然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的改革戛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处处呈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所谓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国人，常常深感无奈无助又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乃至每一位公民！
30多年的改革，留下了许多后患，所谓医改，人们看不起病了，所谓教改，人们上不起学了，所谓法改，人们有冤无处申了，警察沦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了，政府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等等等等，所谓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多是卖地、卖资源、卖血汗、卖子孙的生存环境空间的结果，类似于“仔卖爷田”的畸形发展模式，
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中国加速崛起了一批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都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受到惩处、民间疾苦得到关怀，从而加重了人们对政权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
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因而中围改革的动力和压力越来越大。
于是，自上而下都在喊改革，貌似可以再次迎来一个万象更新的改革之春，其实这只是利益集团空喊口号，与真正的改革完全背离。对于利益集团而言，他们口里的改革，实际上是维稳与和谐。维稳与和谐就是保持现状，保持利益集团继续掠夺敛财的格局。真正的改革需要彻底改变现状，也意味着全民都要付出代价！如果每一个社会阶层都不愿付出代价，都希望在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子里继续莺歌燕舞，这座房子总有一天无法遮风蔽雨，直至轰然坍塌。
在这个物欲横流腐败泛滥权贵疯狂的时代，中国不仅需要敢于担当的政治领袖扛起改革大旗，更需要重新凝聚全民的改革共识。然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都已完成，内部推动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甚至付出惨痛代价。
今天，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阿拉伯国家乃至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回应人民对改革的诉求。即使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都在寻求改革的出路，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国家，还是民主政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在寻找改革的路径或方向。因而中国的体制改革也不容拖延停滞或回避。
拖延停滞或回避改革甚至反对改革，显然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会导致激进的变革甚至是暴力革命。防止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体制改革，特别是在暴力革命远未到来之前实施有效的改革，暴力革命的进程就可以终止。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暴力革命是推倒重来，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牺牲最多的仍然是社会大多数，尤其是中下社会阶层。暴力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
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对执政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历史上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执政者往往都会顺应的改革的诉求，可惜的是，改革的时机已过。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崩溃的命运。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残暴专制掠夺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乱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导致人种的灭亡。历史的教训一再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取决于良好的政治制度。如果中国的改革只是为了继续维护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大多数公民享受不到任何名义上抑或实质上改革的成果，中国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将会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