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晚11点半左右，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有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政府确认，这4名儿童是自己生活，父母不在身边。11日，经公安机关调查，上述4名儿童系服农药中毒死亡。

BBC以异常悲凉的语调报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却有4名儿童却因孤独自杀。”并认为“这一悲剧再次凸显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之迫切和必需”。当今世界，仍然实行这种畸形户籍制度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自从前苏联把这种制度传播给社会主义兄弟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

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博士曾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讲社会正义，中国还是越来越有社会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对于留守儿童自杀的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但从事件伊始，就引发了舆论和官方的众多说法，从最初的“贫困说”到后来的“孤独说”，不一而足。比如房子是十几万建的，家里还有3麻袋玉米，其父每个月会寄700元生活费，家里还有五十斤腊肉，猪圈里还养着两头猪，低保金账户还有3500元，学校和乡政府家访十一次……舆论和官方几乎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是未成年需要保护需要关怀的孩子，在西方国家，如果让未成年人独自相处，政府或抚养人都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舆论普遍对留守儿童自杀原因的猜测和质疑，毫无疑问是为了追究责任，在不忍卒读的新闻面前，舆论的矛头无论是指向政府、社会，还是自杀儿童的父母，都不为过。

母亲出走，父亲远行打工。除了银行卡和手机与父亲构成交付生活费的联系，4个孩子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这样的事实下，作为孩子第一监护人的父母，必然第一时间遭到舆论的谴责，但当今中国畸形的户籍制度，对打工子弟的歧视政策、对导致打工一族在城市无处栖身的高房价、对保护未成年人不力的政府，更值得拷问和谴责！

至于那些“养不起养不好就不要生”的说辞，腾讯大家专栏作家侯虹斌给了很好的回答：“这世上一半人不懂另一半人的贫穷”。“在中国，还有一部分极端贫困的部分人口，他们甚至无暇考虑这些，很难建立起人生规划；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挣扎在能否找到食物、是否活得下去的现实困境当中，怎么可能再去想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孩子怎么谋生、怎么照顾的问题？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生存，而不是生活。”

几年前发生儿童冻死垃圾箱的悲剧之后，毕节市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一对一帮扶。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如今悲剧再发生，说好的6000万呢？曾经信誓旦旦的制度救济言犹在耳，而相关的追责是否应与死因调查同时启动？

全中国有5800万留守儿童，他们在没有父母呵护的环境下默默长大。大多数农民工不能把子女一同带到他们打工的城市去，因为在那里，他们被视为二等公民。由于严格畸形的户籍制度，民工子女无法在城市里享受义务教育，所以他们只能留在家乡，任其自生自灭。

去年1月20日，离2014年春节仅有11天，安徽省望江县9岁留守儿童小林(化名)在放寒假当天上吊自杀。

2013年6月26日，江西省南昌市生米镇发生了三兄妹溺水身亡的悲剧，三个分别为10岁、9岁和5岁的亲姐弟在池塘戏水时不幸溺亡，而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2013年，据金陵晚报报导，跟着爷爷奶奶在苏北农村长到13岁的留守儿童小宇约了自己的好友，另一名留守儿童小丽(化名)一起喝安眠药自杀，所幸获救。

2011年6月，在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10岁留守儿童小阳告诉哥哥小东〝我喝葯了，不用去上学了〞。半个小时后，半斤敌敌畏夺去了他的生命。

2010年，据华商报报导，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运的是，2名学生经抢救后脱险，其他3人无恙。

随着留守儿童自杀、意外伤害，被性侵、猥亵的案例频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不能再回避或无视。在大国崛起经济腾飞的当下，在中国四处撒钱国力强盛的当下，数千万留守儿童的命运不应该如此凄惨，他们也应该有中国梦，有父母照看，有学校可去，有房子可住，这样的中国梦只需要政府稍作改变就能实现，只是我们的政府不愿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