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瞻对”读出了“甲午”

这学期不务正业地读了若干近代史著作。

中学之后，近代史就成为我的阅读禁区了。那百年的屈辱总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只要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不愿意触碰，只因为一旦触碰就会鲜血直流。确确实实的是，每次触碰，都要留下伤痕。太多太压抑的仇恨，酝酿成为浓郁的愤怒和无奈，卑怯和压抑。有时候会为自己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而羞臊，有时候又会妄自菲薄地自嘲那毕竟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遭遇。当我读宗泽亚的《清日战争》时，获得了某种宽慰——“清日战争”而不是“中日战争”。失败的，屈辱的应该是清朝，是满族，而不是中国，不是中华民族。我知道这种意念纯属自欺，但它却如同鸦片一样让人一时舒服。

我把阿来的《瞻对》作为历史著作来阅读。以前读过阿来的小说，知道作为藏族作家的他有着某种历史的视野，有着人文主义的关怀。他不会是那种因为自己的民族属性而屈尊歌功颂德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夜郎自大而沾沾自喜并固步自封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作家”。听说《瞻对》在去年某项文学大奖评选中仅得零票时，我还是有些惊异。后来又想到，也许这仅仅是个噱头，一次炒作。就如同某些演员在自己的电影或者电视作品即将上映之时，会刻意曝光自己的绯闻一样。我这样想象阿来的时候，稍稍感觉到有点对不住他。不过，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谁能保证自己不堕落呢？有的作家在江郎才尽之后，也热衷于挤进娱乐圈了。当然，更多的是娱乐圈半红不红的艺人们忽然之间都变成文曲星下凡，纷纷出版作品。

但《瞻对》还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是我读到的可以称为好书的少数书籍之一。被我看成好书的，是那种有思想深度，有艺术韵味，构思精巧，文字优美，意境深远，叙述灵动的作品。我平时所读的书，大多枯燥乏味。因为我总觉得生命有限，我已经读不了太多的书了，也没有太多机会通过试错来寻找好书了。于是只能借用别人的经验，刻意去阅读那些已经成为经典或者可能成为经典的东西。而“经典”，总是意味着枯燥和乏味。当我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本天书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即使是斯密的《国富论》也乏味得不忍卒读；至于魁奈，至于西尼尔，更是枯燥乏味无趣得令人咋舌。有时候会碰到那种似乎有点经典意味，却又不那么枯燥乏味的好书，我把这看成是好运的降临。比如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武器》，黄宗智的《华北》和《长三角》，等等。

读罢《瞻对》，我对它之所以在文学评奖中得到零票有了些认同。这部著作应该是属于历史类，因此可以理解按照“报告文学”要求只能得到零票。对我来讲，历史的《瞻对》相对文学的《瞻对》却是一件好事——我的思维已经不太容易接受那些文学的虚构的东西了。因为想象力的凋零，因为好奇心的蜕化，我的思维越来越需要坚实的历史的支撑——历史似乎从来就是创造力衰竭的老人的避风港。阿来最初也曾经打算将瞻对的故事演绎成虚构小说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却发现，真实的瞻对的历史已经足够精彩了，戏剧性的渲染反而成为多余。于是，《瞻对》就成了历史纪实。

阿来想要表述的比我感兴趣的内容要广泛和深刻很多。从清朝乾隆以来政府处理与瞻对关系的作为中，阿来似乎在思考关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策对瞻对地方事物的处理态度，作为藏区的瞻对与西藏政府的关系以及与川边政府的关系，西藏在中国和英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阿来似乎在讲杜赞奇式的——文化-民族-国家——的故事，又似乎在叙说孔飞力式的——现代国家建构——的传奇。我在阅读中被深深吸引的是，清朝政府在清剿瞻对地方武装中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一事件体现的某种历史变迁的连续性。乾隆年间的瞻对用兵与甲午年间的中日战争，似乎有某种可以相互勾联的东西。我想确认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对于我们今天对现实的理解可能提供什么的帮助？

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时，我还不是很认可他对乾隆盛世的描绘。乾隆时代真的是个盛世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仅仅在他离世半个世纪，中国就沦为帝国主义欺凌和瓜分的对象？一个盛世的衰落何以如此迅速？后来读安格斯·麦迪逊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才相信乾隆时代确实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总量确实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政治治理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写过一本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对中国设计严密，治理有效的政治制度大为赞赏，他很羡慕中国人生活之幸福，因为他们有一位贤德仁慈而强大有力的君主，在一套合理有效的政治制度下来治理国家。魁奈所处的时代，也是乾隆执政的时代。“乾隆盛世”确有其事，质疑可能来自不同的视角。若以“强盛”而论，“乾隆盛世”可能名不副实。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富”与“强”的背离确实存在。同样根据麦迪逊的说法，早在宋朝的时候，中国的GDP，无论以总量论，还是以人均论，都是世界第一，但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软弱得需要向邻邦小国朝贡的国度。现在来看，即使有过“乾隆盛世”，也仅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庞大，就人均而言，中国已被进入现代增长的西方强国所超越。如果要论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国防及军事实力，中国早已没落为二流国家。乾隆面对英国来使所表现的狂妄自大，不过是井底之蛙的自鸣得意。就算是乾隆所津津乐道的“十全武功”，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欺欺人。中国人喜欢关起门做自己的君主，自我欣赏并自我吹嘘，乾隆就是其中的代表。

乾隆之“十全武功”中的大小金川战役，就与瞻对有关。而这次劳民伤财的战役的大获全胜，其实只是一个笑话。阿来的《瞻对》故事，就是从这一类似黑色幽默的历史事件开始的。

乾隆九年，即公元1744年，一支36人的清兵队伍换防离开西藏，返回内地。在西藏通往四川的川藏大道上，在今天叫做康定，当时叫做打箭炉的地方，遭到二三百人土匪的袭击。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没有一点军人的威风，甚至没有一丁点儿男人的气节。似乎没有人员伤亡，只是丢了武器，丢了财物，当然也丢了人——不仅是自己作为军人的威风扫了地，顺带了还让朝廷甚至皇帝丢了面子。土匪来自打箭炉以北二百来公里的瞻对。据说，康巴汉子以勇猛彪悍著称，而瞻对汉子则是康巴汉子中最勇猛彪悍的一群。“瞻对”一词起自元朝。据说当年八思巴大师去朝见忽必烈，带了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活佛。他在觐见忽必烈的时候，用手将身配长剑卷成了铁疙瘩以显示其武力。瞻对就是铁疙瘩的意思。瞻对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刀耕火种的当地人好勇善斗，民风彪悍，历来就有利用空闲外出打家劫舍的习惯。一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二是当地也没有多少可以抢劫的，因此瞻对土匪的打劫对象往往是距离瞻对二百来公里之外川藏大道上的来往客商或者达官贵人甚至政府兵勇。清朝对瞻对地方的治理，依靠土司的力量。因为经济落后，土司无法通过正常经济活动获得剥削收入，于是抢劫成为土司谋取财富的选择。在瞻对，拦路抢劫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方式。

可是，你抢劫就抢劫，奈何要与官军作对，奈何要让皇帝面子上过不去呢？丢盔弃甲的官兵哭哭啼啼找地方政府告状，地方政府再层层将这丢人现眼的丑事汇报给皇帝。皇帝当然震怒，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官军，就是不给皇帝面子。对皇帝来讲，没有什么比面子更重要的了。乾隆一开始也没有气急败坏发兵征讨，只是要求地方政府限期捉拿强贼。瞻对地方归土司管理，上中下瞻对土司之间面对直接利益关系时存在冲突，面对中央政府及其他外部力量时却又具有内部利益的一致性，于是形成一支相对统一的抗衡力量。瞻对土司在行政关系上又归更上一级的理塘土司管理，理塘土司又归川边政府管理。土司之间的那种行政隶属关系其实是外在的中央政府强加的。每一个土司都是一个独立王国中自以为是的君主，没有谁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况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瞻对这样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土匪打劫事件本来就是瞻对土司所纵容甚至操纵的，要他土司本人来处理这一事件，将自己绳之以法，其实就是与虎谋皮。瞻对土司的“上级”理塘土司对这样的上级行政命令也是置若罔闻，不仅他无法对瞻对土司行驶行政权力，就是川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对他，也无法真正行驶行政命令。

看来只能用兵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犯汉”其实就是冲撞中央政府，就是蔑视和侵犯中央政府的权威。就算是满族人治下的中央政府，也是特别要面子的，他们可以舍弃领土、人民、税收、邻邦等等，但就是不愿意放弃面子。更何况，这事就发生在乾隆盛世！不过，用兵也要小心。在乾隆的父亲雍正执政的1730年，也发生过瞻对“夹坝”引起的征讨事件。那一次动用了一万二千人的大军。终因瞻对汉子的彪悍凶猛，因地形的易守难攻，因路途遥远及气候恶劣，最后草草收兵，一无斩获。可雍正年间的征讨瞻对，上报给皇帝的却是一场大捷。“官兵英勇奋战，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已将贼首擒献。”其实大军仅仅是在瞻对外围炫耀了一番武力，虚张了一番声势，连雅砻江都没有渡过，根本就没有进入核心区域。“直捣巢穴”！完全不着边际，真是吹牛不要脸。打仗不行，吹牛和邀功的本事却不差。乾隆时代和官兵与他老子的时代一样。

时间过了半年，瞻对事件还是没有很好的处理结果。事实上，责令地方政府处理，一直就停留在一纸空文之上。犯上作乱，只是触犯了龙颜，拂了皇帝的面子，它与地方官员的切实利益何关？更与土司何关？但是，对于政府官员乃至军事部门而言，这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果引发战事，大举用兵，势必带来军费的大幅度开支，相关政府部门及军队就可以大发横财。于是，瞻对事件虽然在处理上没有进展，但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军队中，同仇敌忾的气氛一直在酝酿和发酵中。意气风发的乾隆下定决心，对瞻对用兵。皇帝下了用兵的决心，战争机器就正式启动了。首先就要筹兵和筹款。也许是因为上次对瞻对的“大捷”，这次的用兵规模也是一万二千人，初期动用军费将近四十万两白银。整个战事由川陕总督和四川提督指挥协调，兵分三路分别从南北中同时进发瞻对。

仅仅开始动兵，银子就流水一样哗哗哗直流。之后的每一步军事行动，地方和军队明里暗里都在计算着如何才能捞到更多的好处，如何才能借战争的借口得到更多的经济或者政治利益。各支部队持续不断向朝廷出建议，表决心，可就是没有行动。不做调研，没有调度，也没有周密全面的运筹。并非指望悍匪们会像官军一样闻风而逃，而是本来就没打算轻易行动。大家都在观望，不是等待更好的出击时机，而是等待更好的要钱要粮要编制的机会。总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总有数不胜数的机会或者借口，拖延不仅成为战术，而且成为战略。只要还在战争状态，捞钱捞功捞资本的机会就存在。战争一旦结束，哪怕是胜利了，要找到下一个机会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皇帝着急起来。国家的钱粮可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下去，总有掏空国库的一天。一次次下达圣旨——“不可贻误时机”，但前线一直在观望中，一直犹豫中。观望有各种各样充足的理由，何况还有地方与军队之间相互制约，军队各方面之间互相掣肘，还有官员之间的相互诋毁，将帅之间的相互拆台。皇帝越发着急起来，只能一次次咬紧牙关，满足官员和将军们的贪得无厌。

总算开始行动了。果然是天朝的威武军队，一动手就捷报频传。数日之内，已经攻克数十上百个寨子。瞻对地方因为匪患猖獗，素有备战的传统，险要关隘都筑有碉楼。可瞻对不过是个偏僻的小地方，总共也不过有数十上百个座碉楼。如果捷报中的寨子就是指碉楼的话，攻克上百座碉楼也就相当于扫平了整个瞻对地方，也就意味着战事即将结束了。“大捷”之后，战事暂时平静下来。各方继续等待机会，继续准备要钱要粮要编制。皇帝再次催促，又有捷报传来，又是攻克了数十上百寨子。皇帝应该发现了问题的，因为新的捷报中攻克的那些寨子，之前的捷报中已经被攻克过一次了。实际上，所谓“大捷”纯粹是瞒天过海。军队根本就没有真正发起攻击，而只是在外围偶尔出击骚扰。没有攻克过一道关隘，也没有拿下过一座碉楼，所谓攻克几十上百寨子，不过是防火烧了外围地区的茅草房而已。谎报军情到如此胆大包天，不禁让人惊叹这群战场上的懦夫真是浑水摸鱼的天才！

皇帝实在信不过这一群大大小小的兵痞了，于是派出大员前往监督。这可不是一般的大员，而是军机大臣。皇帝如此重视瞻对战事，可见其非同小可。战事迁延两年之久，一切似乎都可以走上正途了。军队上下齐心，各方面周密配合，大江天险顺利攻克，防御阵线土崩瓦解。叛匪内部出现奸细，协助官军一举攻克土司老巢，土司被一把大火烧死在碉楼。在军机大臣抵达前线之前，战事结束。军事大捷固然可喜，但事情的发展似乎有些蹊跷。当然，之前那么长时间没有战事的进展，只因为官军没有真正发起攻击，双方力量悬殊确实可能导致战局短期之内的一边倒。但是，在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的条件下，土司怎么可能会被烧死在碉楼？而且，怎么能够证明被烧死的就是土司而不是替死鬼？乾隆盛世太需要这样一场扬眉吐气的大捷了，即使结局不是那么完美，也值得大大地庆贺一番。大军凯旋而归，将士们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封赏。

可这算是一场“大捷”吗？瞻对地方不过人口三万，武装人员也不过数百至千，为了这样一次战事，动用官兵达一万二千，历时达两年之久。其间，动用军粮一千万担，动用军费也近白银一千万两。这样的大捷，成本也未免太高太高。如果这样一次战事可以使瞻对地方长时间安定下来，这次用兵的价值还值得肯定。问题是，这次战事的最后“胜利”居然也是一个罗生门。此后不几年，谋反的土司又在瞻对出现，并继续打家劫舍，放火杀人。前次在碉楼里被烧死确实是个替死鬼，真正的土司早就趁乱逃走了。征讨官兵也许明知实情，只是为了营造大捷的战报才杜撰出那个故事。欺君罔上！这样的弥天大谎都可以出现，这也算是“盛世”的景象。

之后，同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上演。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有过四次同样的征讨瞻对。一切情节都极为相似，几乎就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段的上演。瞻对汉子袭击并抢劫官兵——政府派出大军征讨——部队迁延磨蹭——皇帝在压力之下满足官兵要求——最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征服了瞻对。最后一幕也经常是一致的，战事以谋叛土司被烧死而结束，而烧死的土司在事态平息若干年之后又再现江湖。连奉送朝廷的捷报都不需要重新构思，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在整个晚清时代，清政府对瞻对地方的匪患猖獗无可奈何，一次次征讨，一次劳民伤财，取得的和平总是短暂的，而且是局部的。这个铁疙瘩，一直就那样坚硬而顽固。事态一直到清朝末年才有所转变。在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在川边藏区实施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进入瞻对地方，土司的传统势力受到严重打击。瞻对改称“瞻化”，意味着这个千年的铁疙瘩开始融化了。但在随后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自身难保，其权力在地方尤其是少数民地方的渗透成效低微。瞻化地方实际上的割据状态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匪患依然猖獗，治安依然混乱。在阿来看来，这个铁疙瘩的真正融化，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之后。瞻化解放之后，取新名为“新龙”。由于共产党政权的深入，过去的瞻对——现在的新龙——彻底融入共和国的政治治理和经济进程之中；借助于集体化，这条新龙才真正腾飞起来。

当阿来的目光已经转向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末期。从乾隆时代的瞻对用兵，我想到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顶峰——甲午战争。这种联想牵强得有些不着边际。这次瞻对战事，发生在乾隆盛世，即使最终结果并不理想，毕竟清军还是取得了胜利；而一百五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时，满清已陷入穷途末路，战争的结果是割地赔款，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水深火热之中。乾隆盛世的瞻对战事与甲午战争之间，似乎又存在某些相通的东西；或者说日薄西山的晚清的种种败象，在看似强盛的乾隆时代已经显现出来。

通过“瞻对”，我似乎读出了“甲午”。上述瞻对的战事，发生乾隆盛世；而甲午战争，则已经是一百五十年之后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了。尽管时代背景不同，而且前者是国内战争，后者是国际战争，但二者似乎存在着某些共通的背景。也就是说，甲午的惨败与瞻对的大捷之间，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乾隆征讨瞻对的大获全胜，其实只是一个黑色幽默，不仅异乎寻常的劳民伤财，最后的胜利还打了很多折扣。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皇帝真心关注的这样一场“大战”，相关各方从地方到军队，从将官到兵士，各有各的打算，各怀各的鬼胎。相互之间扯皮不断，拆台不止。各方参与战争进程，不是将其视为报效国家，效命朝廷的壮举，而是将战场演练成商场，将参战演练成谋取私人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的竞技。国家认同荡然无存，民族荣誉灰飞烟灭。道理很简单，朝廷之所以展开战事，只因为瞻对汉子扫了皇帝的面子。可是，皇帝的面子是皇帝的，与平头百姓何干？即使上升到国家或者民族的层次，也对解决问题毫无助益。国家是什么？即使真有国家，那也是满族人的国家；即使真有民族，也只是占全国人口不足千分之三的满族。人们对待战争和对待国家的这种态度，在强盛的乾隆时代已经有所反应——从官兵及官员将瞻对用兵演练成一场浩浩荡荡的寻租热潮，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综合国力世界第一”的乾隆时代，国家认同尚且如此飘渺，到了山河破碎凄风苦雨的光绪年间，国家认同早已荡然无存。由是才可以理解，面对入侵的日本兵，清兵何以那样闻风丧胆，那样溃败千里。

缺乏国家情怀和民族认同，缺乏尊严和荣誉，这样的士兵会完全失去战斗力，成为战场上的行尸走肉。甲午战争中清兵的表现，在很多情况下说成是放水也不为过。事实上，在日本人渡过鸭绿江之后，守边清兵早就闻风而逃，这跟放水没有什么区别。正是有这样完全放弃荣誉和尊严，完全丧失战斗力的队伍，我们才能理解——整个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从朝鲜打到黄海再打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日本兵并才阵亡一千多人，而中国兵的阵亡人数达到日本的三十多倍。甲午中日战争说不上惨烈，这本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事。十年之后，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在中国境内展开了一场混战。在这次被叫做第零此世界大战的战争中，日军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八万八千多人，而俄国则为三万三千人左右。这才是一场惨烈的战争。相较于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似乎有点大人欺负小孩的意味。这场争斗中的大人是一直被我们蔑称为倭寇的小日本，而那个被欺负的小孩则是千年以来一直自奉为老师的自以为是外强中干的天朝。

我读宗泽亚的《日清战争》和《明治维新的国度》，发现作者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国民。经过幕末时代的启蒙和明治时代的改革，日本建立起一直国民的体制，形成一种国民的文化。“国民”意味着人们成为国家的主人，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臣民，而是有着独立存在并将个体存在与国家存在融为一体的公民。这样的国民既有着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也有着将自己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以体现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使命感。这样的国民既是有尊严的，也是有荣誉的。宗泽亚的判断可能有些乐观，有些超前，但是，日本人的国家情怀与民族认同与中国人确实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盲目自大外强中干的天朝，就国家情怀和民族认同而言，存在着严重的两张皮现象。这个国家由天生贵族的大约100万满族人和天生奴才的大约3亿汉族人构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民族，从来就没有真正融合过。即使在被割下无数头颅之后，汉族人也接受了剃发制度，但在根子上，汉族还是将自己看成是文化先进的民族。即使满族人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汉族人眼里他们还是野蛮人，异邦人，蛮夷。满族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制度，并接受了先进的汉地文化。但是，在骨子里，他们还是以自己作为一个彪悍的马上民族而自豪。他们既希望通过与汉族的交往以及接受汉族的文化使统治得以持续，同时又希望保持自己的优良民族习性。

清政府对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历来缺乏自信。即使接受了汉地文化，实施了汉地体制，他们毕竟还是来自落后边地的落后的游牧民族。这种合法性焦虑在入关之后对抵抗民众的大肆屠杀中体现出来，也在以残暴的手段推行剃发制度中体现出来。即使在乾隆盛世，这种合法性焦虑也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强烈。乾隆这位大展宏图的强力皇帝，对统治合法性的焦虑并不比他的前辈或后代轻松。维持一个庞大的繁荣的国度的稳定，需要对统治合法性作出更多的努力。乾隆曾经发起中国历史上最多最残酷的文字狱事件，曾经借编制“四库全书”大肆毁灭不利于满族统治的文献从而使这项最庞大的文化建设工作成为最严重的文化毁灭事件，等等，都是合法性焦虑发作的症状。

即使乾隆时代确实是经济的盛世，合法性焦虑也体现了这个“盛世”的内虚。因为焦虑而内虚，因为内虚而失去自信，因为失去自信而疑神疑鬼，进而滥杀无辜，草木皆兵，草菅人命。乾隆年间，山东一个疯子胡言乱语，大发厥词，言称自己是皇帝。在乾隆的操持之下，这事情居然被办成了谋反事件，当事人被凌迟处死。对一个疯子的风言风语如此郑重其事，可见统治者的自信早已丧失殆尽。在“强盛”的乾隆时代，不论大小官员还是知识分子，不论市井商人还是达官贵族，人们都谨小慎微，小心翼翼。不敢随便舆论，不敢胡思乱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触及自身利益，只要与政治有关，回避和搪塞都是策略首选。对于政府或者政治，民众越来越恐惧，厌倦甚至仇恨；对于国家或者民族或者公共事务，民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无动于衷。循规蹈矩并苟且偷生，抛却尊严和荣誉，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态度。乾隆六十多年的强力统治，塑造了一个离心离德，冷漠残酷，外强中干，夜郎自大的国度。同经历启蒙的西方国家相比，乾隆盛世的中国不仅固步自封，脱离世界的发展，而且在精神和文化上，其实是加速后退。

乾隆之后，盛世结束。衰退似乎是在一代人之间迅速发生的。实际情况远远不是这样。乾隆统治的时代，正是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的时代。我们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的时代，就不多就与乾隆（1735-1795年在位）的统治年代重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指导着西方国家的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自由贸易的扩张。但当奉行斯密理论的英国政府试图将自由市场扩张到中国时，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英国使团为扩张市场来到中国，乾隆却将使团的使命理解为称臣朝拜。平等的观念不可能存在于乾隆头脑中，通商也不在他的思虑之内。中国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外国人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的东西比外国人的好得多。送你一点东西倒是可以，贸易就免谈了。仅仅因为磕头还是不磕头的问题，乾隆对英国使团颇不以为然，以致他们带来的那些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他连多看一眼都不耐烦。这些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就这样被扔弃到圆明园的库房，一直到将近一百年之后八国联军到来时才重见天日。

历史无法重演。假设乾隆皇帝不是那样的自以为是，不是那样的夜郎自大，愿意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愿意接受一点点来自西方的除了自鸣钟之外的其他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愿意摒弃某些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维和习惯，假设沉睡的中国在乾隆年间不再沉睡，能够早醒几十年，也许就不会有仅仅半个世纪之后的丧权辱国。如果乾隆能够像他爷爷康熙那样有点世界眼光，有点文化包容，有点科学视野，中国的近现代史也许就会大为不同。看起来风光无限的乾隆盛世，其实已经隐藏着一个世纪之后衰败的迹象。历史不会突然转向的，它会按照一定的轨迹持续上升或者下降。这或许也是路径依赖。当然，将近代中国的屈辱一股脑算在乾隆头上也不公正。作为统治者，作为皇帝，他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果。每个人都只能选择他能够选择的东西。乾隆的思想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和现实塑造的。个体的作为，即使是皇帝，也不可能完全偏离历史的轨迹。

从“瞻对”读出了甲午，从甲午又看到了隐藏在乾隆盛世的种种危机。据说，我们现在也处在盛世之中。有些年头了，我们很自得于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我们很自豪于自己的高铁和航母；甚至自鸣得意于股价指数，房价水平，乃至奢侈品购买力的世界第一……甭说还只是世界第二，宋朝的时候可是世界第一，还不是照样要向领邦小国纳贡。当然，我们还有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我们似乎是应该张扬自己的民族自信了。需要有自信，应该树立自信，可自信应该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当制造业工艺水平远远落后，当技术引用还处于简单的仿造和假冒水平，当科学与技术脱节且技术和应用脱节……核心竞争力何在？立足世界的根本何在？当国家和民族意识荡然无存，官员们争先恐后贪污，富人们慌不择路外逃，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成年人早已不抱希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何在？乾隆盛世已经隐藏着衰败的危机，我们今天还远远没有达到乾隆的“盛世”水平，但所隐藏的危机可能比乾隆时代还要严重。

历史上的瞻对战事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瞻对”看到“甲午”，从“甲午”看到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