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发表了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随后整理成的文稿中，王氏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并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列为最重要者（初稿见《清华周刊》74期，修订稿见《学衡》45期）。

时隔二十年，顾颉刚、方诗铭等在总结近百年的史学发展时，亦提到了新材料的发现：史前遗物、甲骨文、青铜器、西北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档案、太平天国史料，并断言其对民国史学的走向具有决定作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20年代中期，内阁大库档案初得学界关注，王国维文内表彰的成果仅有罗振玉所辑《史料丛刊初编》，较之甲骨文与敦煌文献，可谓冷清；二十年后，明清档案的整理著录已成绩斐然，更有学者直接利用原档从事研究，此中原因，不能不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贡献。

史语所已初步整理未曾上架之档案

八千麻袋档案：视同废纸

1908年冬，醇亲王载沣命人至内阁大库中搜检清初摄政典礼旧档，未能检得，因旧档堆积充溢，阁臣遂奏请焚毁。适逢大库房屋修缮，大量档案移贮于文华殿两庑，未及迁移者仍杂乱堆于原库。由于内阁大库常年闭锁，外人极难一见，此番清理很快引起文臣的兴趣， “翰院诸臣因至大库求本人试策及本朝名人试策，偶于残书中得宋人玉牒写本残叶，宁海章检讨梫影照分馈同好，并呈文襄（张之洞）及荣公（荣庆）”（罗振玉：《集蓼编》，收于《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一日筵席上，张之洞忽问时任学部参议的罗振玉，大库何以存有宋本，罗振玉趁机游说，“虽残破，亦应整理保存”，并请由学部接收，将来移送京师图书馆，张之洞欣然允诺。最初的整理仍仅限于在档案中挑出书籍，原档仍拟照旧毁弃，罗氏随手检阅，见到乾隆时阿桂（1717-1797）、管幹贞（1734-1798）章奏，方意识到其史料价值，亟请于张之洞，停止焚毁，用破旧米袋装满八千袋，陆续送至学部保存，随后又移存于国子监敬一亭。

罗振玉

1912年7月，教育部设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同时接收了这批档案。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迁至午门、端门保存。历史博物馆资金窘困，主事者又不得其人，据邓之诚回忆，当时所谓的“整理”仅是将档案倾倒地上，部员“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骨董琐记》卷二），完全没有学者参与，最终草草检出敕诰、廷试策论等外观精美者陈列于午门楼上，其余则堆积端门门洞中，视同废纸。

倒手与转卖：中研院史语所如何接洽

1921年左右，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历史博物馆为筹措工资，报请教育部，将此批档案四分之三约十五万斤售与纸店作造纸之用。翌年年初，有档案散出至书肆，罗振玉与遗老金梁（1878-1962）先后购得数件，金梁四处访查，后经悦古斋掌柜韩益轩说项，自同懋增纸店以三倍之价购回，在彰仪门货栈赁屋三十余间暂存。保存、整理如此规模的档案，绝非个人之力所能为，加之直奉战争造成的局势紧张，罗振玉心力交瘁，遂于1924年底将档案以18000元售与李盛铎。三年后，因房屋漏水，李盛铎急欲出售。

李盛铎

1928年9月，傅斯年北赴上海商讨新近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事问题，11日与胡适以及恰好在沪成婚的陈寅恪午餐，席间谈及内阁大库档案。是年春，因传闻满铁有意购档，供职故宫的马衡等人大闹，反对出境，又致函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傅斯年，请其在中大设法，傅斯年与戴季陶、朱家骅商酌后，终因无钱作罢。此次胡、陈二人力主购买，声言如不买则不仅于学术上大有损失，亦涉及国家声誉。当日傅斯年即致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

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至散失，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务，尚由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钜也。（《傅斯年遗札》第1册，148-149页）

所谓大学院，是新设未久的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蔡元培为首任院长，但因与国民政府官制不合，颇受诟病，舆论多要求改回教育部的旧称，蔡元培遂于1928年8月辞任院长，大学院实际已告停顿。傅斯年正是看中了大学院的余款，中研院筹备之初本是大学院下属，调拨大学院款项购买档案而后移交中研院，在程序上本无不妥。蔡元培亦乐观其成，当即致函负责处理大学院善后事务的副院长杨杏佛：“孟真来函，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如能腾出此款，当然甚好，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蔡元培全集》第5卷285页）几日后，傅斯年与杨杏佛见面，杨极高兴，称大库档案较之史语所新购的邓氏群碧楼藏书意义尤为重要，“大学院结束尚存款数万元，如为此用去些，非对不起梦麟先生也”（《傅斯年遗札》第1册151页）。

陈寅恪

款项确定以后，史语所方面当即开始与李盛铎接洽。因史语所行政尚在广州，在北方负责实际操作的是陈寅恪。清华研究院时期的陈寅恪，学术兴趣曾一度偏向明清史与满蒙史，其指导范围即包括“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又曾在北大兼授“《蒙古源流》研究”课程。1928年1月底，清华研究院毕业生陈守实在清华南园谒见陈寅恪，谈及明清掌故，陈寅恪抱怨《清史稿》草率成书，“乾隆以前《实录》，皆不可信，而内阁档案之存者，亦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史料，今清史馆中人几无一人知之，其于清初开国史，必多附会”；谈到李盛铎所藏内阁大库档案，陈寅恪希望清华研究院能有财力购回整理，后来陈守实又将此意转致梁启超，梁亦首肯，不过此事似乎始终未提上研究院的议事日程。

因此，当史语所决定收购内阁大库档案时，陈寅恪颇为热心，甚至将此定为在史语所的工作计划之一，傅斯年在给陈的研究员聘任函上即表示，“闻先生于内阁大库档案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