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先秦古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是邦联制度。
诸侯国的兴起宣告了邦联制度的衰败，松散的邦联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国家社会的融合。原本平静的社会开始急速流动，人口与社会财富的大范围流动搅乱了社会的平静。同时，社会阶层也急速变化。诸侯国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人们不再只待在某个诸侯国里，他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来回穿梭。新的财富权贵挑战旧有的社会秩序，人们渴望约束这些新兴的力量。这是一幅如十九世纪欧洲的画面。
各诸侯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激起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战争不断。人们渴望消除这些过大的差异，怎么才能做到呢？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更大的国家社会。
在这一点上，林肯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南方联盟视为美国社会融合的头号敌人。解放黑人奴隶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在他看来，一个拥有中央政府的国家，其社会融合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只要在美国国家内，解放黑人奴隶就会容易得多。
人类社会的融合与个人的幸福保持着完全一致的本质趋向，只是由于功利主义的误导才让他们的关联变得模糊,有时还会产生冲突。比起以往，现代国家社会的融合功能已经开始弱化，人口与社会财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及跨国企业的兴起都弱化了国家的界限，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整体融合的深度。当然，挑战依然存在。
西周社会把古中国的奴隶社会文明推到了一个高峰，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远没有形成，智识阶层也远没有成熟，知识的创造被圈禁在王公贵族的狭小圈子里，原始巫师也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在夏商二代，功利主义已经大行其道，占卜之风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社会文明却迟迟不动。那些掌握知识的王公贵族们垄断着话语权，在功利主义的诱导下大谈权利兴亡，在鬼神的迷雾里预知未来。一番云里雾里之后，人们仍旧是一头雾水。社会的变迁需要解释。社会上层不行，只有中下层来了。
在这种情形下，老聃哲学姗姗来迟。关于老聃的生平，我们已经无法去考证了，只能确切知道他的极少的一些经历。那些否定老聃与《道德经》关系的观点是虚妄的，一个骗局不会天衣无缝。社会无法制造和维护这么一个巨大的骗局，骗局的受益者也模糊不清。这些都是违背思辨逻辑的。我们肯定《道德经》是老聃创作的，这个老聃与他的一些经历是完全相符的。我们对老聃的理解与解读都应该建立在这个肯定之上，如果我们遇到完全相冲突的情形，再回过头来考证不迟。不理解并不是冲突。
老聃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科学的新局面，他是中国的哲学之父。老聃哲学的建立标志着人文科学正式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
老聃哲学是在批判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它批判了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否定了八卦学说。在社会思想领域，它批判了主流的“周礼”思想，提出朴素的“平等”思想。下面，我们来简洁地探讨一下它在学说继承上的逻辑渊源。
“无”的概念来源于对五行学说的深层否定。五行学说是探索世界万物本源的，认为万物的本源是五行。这种学说糅合了人与自然，对人与自然万物不加区分，这是典型的自然哲学。在各个远古的文明中，这种学说都是类似的。比如古希腊的四元素学说等。把人、社会与自然、宇宙不加区分，糅合在一起，这是远古社会的典型思想，它的混沌缺乏解释力。当人们对“人与社会”的意识觉醒，这种混沌的思想就失去了解释力。人与社会是如此不同于其它的物体，不加区分是说不过去的。
老聃无法认可五行学说，提出“无”的概念。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无”，这种“无”明显不同于五行，五行是有形的；而“无”是无形的，是一种不知道为何种物体的形态，但它是所有万物的本源形态。这种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深层角度去探索宇宙本源的，其观念是超越时代的。“无”的概念是思辨逻辑的直接产物，一切物体都是有形的物体，老聃称谓“有”，五行也是有形的，也是“有”的范围。但“有”的任何一种物体无法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五行也不是。所以，五行学说是错误的。如果说，水是万物的本源，那么人也是万物的本源；因为尽管水与人存在具体的不同，但他们都是“有”的范围。
老聃的思辨是极为深刻的，他的这个思辨立场是极高的。从“有”的立场出发，我们就会很容易否定五行学说的逻辑前提，五行学说不可能是符合真实的。尽管老聃哲学在《道德经》中没有给出“无”和“有”概念的具体衍生，但我们可以清晰它们与五行学说的逻辑渊源。
“道”的概念来源于对“礼”的批判。在老聃哲学中，“道”的概念是一个纯哲学的概念，它与“无”与“有”概念不同，“无”与“有”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深层角度获得的，而“道”的概念是从人文科学的深层角度获得的，两者是不同的。
当老聃运用“无”与“有”的概念时，他是想阐述宇宙的本源，而当他运用“道”的概念时，他是想阐述世界的本质。两者的思辨角度是不同的。“道”的概念是从纯思辨的角度获得的，是阐述人、社会与自然、宇宙的本质。
我们要清晰它们是从两个思辨角度解释宇宙与世界的，一个是本源，一个是本质。本源不包括现今的物体形态，而本质包括了本源形态。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无”、“有”与“道”等概念的区别，“无”与“有”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概念，而“道”是人文科学领域里的概念。
“礼”是古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人文概念，用来解释人与社会的。西周初期，周公旦曾经主持周礼的制定，建立全面的人文价值，具有规范人与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作用，犹如其它文明古国的法律制定。在“周礼”所阐述的人与社会里，等级观念、尊卑观念是其基本逻辑。
“道”的概念是对“礼”概念的深层批判。“礼”强调外在的硬性约束，强调社会秩序，强调等级观念，强调尊卑观念。但现实的社会却把这些观念统统冲得七零八落。老聃的理解力与洞察力是极强的，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比拟的。当一个人的权威受到冲击时，普通人会说，“我对他让得太多了”，或者“我现在不如以前了”。老聃却对权威本身进行反思。
老聃不满“礼”所强调的人文价值观，提出“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聃哲学赋予了“道”朴素的平等思想。这个是极为难得的。
在所有的这些批判中，老聃成就了老聃哲学的思辨。在哲学方法论上，老聃从深层上否定阴阳学说。阴阳学说突出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功利主义的直接产物。功利主义讲求利弊，但利弊无法运用到解释世界的普遍性上，阴阳学说可以做到。一阴一阳，一利一弊，“完美结合”。当然，阴阳学说扩展到世界万物，其解释力变得很强，但这种解释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比如，男是阳，女是阴；这让人莫名其妙！为什么男就是阳？女就是阴呢？这样的困惑会伴随整个阴阳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