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女生工作分配权力:陈云与王明之争


  

 

顾顺章叛变之后担任白区特工主任的陈云,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之下。遵义会议被称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也是毛泽东登上中共权力顶峰的关键。当其时,陈云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并未留下原始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情况,现今最为权威、详细的文字记载,即为陈云撰写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现今众所周知的是,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也让王明威信尽失。作为此前苏联钦定的三巨头,博古、李德和王明,全部“下野”。此前军事上的失败,尽管有着客观上的因素,但主要责任,被归咎于他们。这一变动所带来的中共与苏共关系可能面临急剧转变的隐患,是显然存在的。或因此,陈云被立即派往苏联进行沟通。而陈云亦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取得苏联的理解。

 

陈云193711月回到延安后,被重用为掌控中共人事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众所周知,中组部之人事权,主要便是干部的选拔与任命。但除此以外,在延安时期,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职权:看似不重要的学生的工作分配权。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规定:“一、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全部学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二、女大、青训班、鲁艺、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在高级班中留百分之五十,低级班中也留百分之五十,作为妇运干部、青运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自然科学工作干部。其余一半,统由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以后各校新入学的学生,亦照此比例分配使用。”

 

按照这一规定,中组部手握大部分延安学生的工作分配权,这其中便涉及可用于收买中高层干部人心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有着特殊含义的权力资源:女生工作分配权。当时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女性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年轻而有一定学识并堪当大用的女生,更是稀缺资源中的稀缺资源。当时很多中高级干部的妻子,便是来源于延安各校。比如生于1905年的陈云本人的妻子,生于1919415日的于若木,便是193710月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又于19381月被派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于同年3月与大自己14岁、时年33岁的陈云结合。另外众所周之的是,聂荣臻,18991229日生,其夫人张瑞华,1909211日生、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46日生,1937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考上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8月,经人介绍,当月就和比自己大12岁的邓小平结婚,成为了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

 

美女固然爱英雄,本亦无可厚非。可是种种巧遇种种结合,往往也得人红娘介绍月老牵线制造机会啊!红娘月老之事便牵涉种种权力纠葛。政治智慧无处不在,政治权力无孔不入。在中共高层的权力争夺之中,这一分配女生工作的权力,其实至关重要。也正因此,王明势必一争。

 

当日王明便就此规定致信陈云,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次日即收到回信,遭遇反驳。内容如下:

  “二月十三日信收到,答复如下。

  (一)中组部依照最近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对女大学生的调动办法是不论高级班和低级班,知识高的和低的,身体好的和坏的,有小孩的和无小孩的,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只在上述各种人中各要一半,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可与边区中央局和军委政治部具体商讨如何抽一半。

  你提出女大学生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的比例,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五,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党已经不完全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必须根据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例如,最近几天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女生四十名到中央医院去工作,就是证明。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

  (二)一九三九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妇女工作系统中,专任妇运领导工作的妇女干部,中组部在分配她们工作时,需征求妇委意见以外,其他任何干部的出入,一律均经中组部。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此外,中央书记处也并未有过来延安的女学生一律送女大的决定,同时,也因为过去除女大提交中组部或书记处调动的学生,或因老公他调而需随去的女大学生外,中组部实际无权调动女大的学生。另一方面,各方要人只能向中组部要。因此,中组部有过这种情况,即除一部应送其他学校外,确有一些女学生可送女大而未送女大,这丝毫不为别的,仅仅为了调动容易,因为其他各校调动学生都不必经书记处通过。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合理的办法,但造成我们本来不愿意而又不能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以这种不合理的办法对待另一不合理的办法,勉强还可得到不完备的‘合理’。我个人希望在党内双方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办法,

使干部的培养和分配得到合理。

  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组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

  (三)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有空时希望面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