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更新在解除自蔽
在以往，就是在旧哲学的开放论域中，对于“世界是什么”，除了哲学本身，最有资格对世界的存在空间发表看法的主要有天体物理科学和宗教神学。但《在世之界》要将哲学的永恒内核寓于“三个要件”之内，这就意味着，与信仰有关的终极价值处于“世界的边界之内”而不在“世界的边界之外”。这样的话，物理科学和宗教神学这两个论域对世界的观感反而要接受《在世之界》的审视，而不是相反。科学和宗教要对哲学的新立场让渡一大部分话语权。哲学的这种清晰决绝的转身反应，并非对科学观念和对宗教信仰有什么成见，而出于对哲学自陷自蔽处境的关切，出于对哲学解蔽的方法探索。
1·哲学的自律
《在世之界》的永恒内核把世界的“三个要件”收归哲学论域，这意味着“世界的边界之外”不再有更外的外面了。即便有，那也是宗教神学自以为存在着的上帝或天堂。但由于《在世之界》的此岸优先性，神学的上帝即便存在，也是彼岸的存在。关键的要点是，此岸的话语规则必须要由哲学来确立。于是，身居此岸的《在世之界》跟“边界”之外的价值预设空域（指宗教信仰）最多也是一种辐射或辐辏关系。这种描述格局的成立取决于哲学和世界内部的对象性关系，但已经跟科学宇宙观和神学创世观的观念转述关系稀薄多了。当然，这又并不妨碍科学家或神学家仍去借用诸如永恒性这些字眼去关切人类的价值信仰，万一，人家的出发点本身就是在借用哲学立场呢。就像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上帝”为代词去表述“必然”一样。
无论是科学或宗教，只要在对世界的存在问题指手画脚，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介入哲学元问题的地盘。首先，这种有意无意的介入是自然的。因为，世界的存在如果问题化，其本身就是哲学的元问题。在哲学解蔽问题上，最关键之处在于，科学或宗教对世界存在之类的话题介入要不要遵守哲学所遵守的话语自律。
那么，哲学要求科学和神学就该遵守哪些自律规则呢？回顾我们前面的提示，在终极层面，时代的多元价值表现出的精神混乱主要聚焦为“世界观”和“价值系统”的脱节。哲学要求科学和神学遵守“世界观”和“价值系统”，别再继续脱节了。在这个规则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自律无疑是最好的楷模，“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科学立场的不自觉会在技术发展的前沿上忽略世界的价值“边界”；神学立场的不自觉会在终极关切过程中忽略世界的此岸与彼岸的价值“边界”。宗教的天启真理宣谕“信了就能得救”，但上帝显然不负责解决信众在此岸的生存状态。其实，即便站在科学或神学立场上，哲学要坚守的这种话语自律也并不影响他们各自的使命。对科学来说，宇宙起源虽属于天体物理学，人类起源属于地质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然而这总要建立在有秩序的“在世”基础上才能展开吧！对宗教来说，即便彼岸的天堂和上帝是存在的，人也姑且算上帝创生的，那么如何令更多的人靠近上帝不是仍需要夯实此岸的价值基础吗！笔者除了严重怀疑忽略此岸价值的彼岸信念，并不反科学价值和宗教信仰。无疑，哲学要求夯实此岸价值的这一诉求对科学用世和神学救世都有利，至少大家都要基于“在世”的此岸前提下才能展开嘛！
这就令尊重此岸价值的哲学规则具有价值理性的质感。承认与终极价值相关的信仰基础处于“世界的边界之内”并不在“世界的边界之外”，这在多数人的常识中并不费解。因为，假设宇宙中没了人，没了“在世”者，连《在世之界》都不存在了，还有谁去言说天堂并信仰上帝呢？那么，将维特根斯坦的话换个表述，这个哲学自律就会更加清晰，只有“在世者的语言的极限意味着在世者的世界观的界限”。
那么，哲学所要求的这个哲学自律就令哲学态度更鲜明，我们的信仰基础“到底是在世界的边界之内还是在世界的边界之外”？就是说，在信仰的出发点上，“是在世者的存在具有相信上帝的先决性，还是上帝的存在具有曾经造人的先决性”？毫无疑问，在哲学新立场看来，如果与信仰有关的终极价值置于“世界的边界之内”而不在“世界的边界之外”，那么，“人类存在与言说者的先决性”肯定是“是相信上帝存在”的信仰基础。
其实，哲学元问题中出现这么绕嘴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该问题在中国传统中也存在着对应的观念位格。在这个多元价值的精神混乱时代，对中国哲学的信众们，无论是否相信“上帝”，都一样在参与“世界观”和“价值信仰”是否分裂的问题。更甚至，用中国哲学的相关概念来描述这个价值分裂更容易理解。
2·传统的说法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易经·系辞》中最经典的句子。截至目前，东西文化之争愈演愈烈，总之是“体用”分别派生出的价值之争。从哲学上理解之，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它是不是包含了“形而下者谓之器”，简约的质问，即“道”包含“器”吗？意思是，“道”如果包含了“器”，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和“价值信仰”就不是一元论，不是分裂的；“道”如果不包含“器”，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和“价值信仰”就是二元论，是分裂的。从《在世之界》的视域看，要撑开“世界观”的体量，其中的主要构件是“动能半径”，《在世之界》说的“动能半径”也就是科学技术，当然属于传统哲学所说“器”；而“价值信仰”也就是居人类文明主流的“动能半径”在客观宇宙中“抡出来”的完整“边界”，“边界”完整的世界外貌完整，外貌完整的世界是可信的，世界因“边界”的出现而可信，也就是“价值信仰”的附丽之处。但如果以二元分裂去理解中国哲学，这跟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没什么两样，而东方道家和佛学禅学显然不存在这个逻辑麻烦。
比如说，形而下的“器”，也就是科学技术，跟我们“在世”者同在，这个常识当然是自明的；但如果形而上的“道”亦即可信的价值跟“本体”同在，“道”又不包含着“器”，“道”竟然可以离开“器”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如果对“道与器”给予这样的理解就还在二元分裂着，虽然你那语言是中国式的。那么这样一个“本体”的“道”，它跟基督教的“上帝”相比，除了不具备“位格神”的属性外又有什么区别呢？
回顾一下，“道”如果包含了“器”，也就是“器”在“道”之内而不在“道”之外，事情就简单多了。形而下的“器”即科学技术与“在世”者同在这仍是自明的常识，在经验上是自明的；而形而上的“道”即可信的价值就是“在世之界”的完整边界，即世界的完态外貌。但这个完态外貌，即世界的“本体”是必须由“在世”者的超验视域和哲学语言来证明。在证明完成后，我们当然能看见“器”就在“道”的包含中，“道和器”须臾不离，它之外不再有一个理也不是不理也不是的独立存在。
转换到《在世之界》的语境中，道，就是世界本身，在世者的我们所用的一切价值都处于《在世之界》的“三个要件”中，而不在其外。此时此刻，那怕神学家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人就在这个逻辑中跟隐形于世界中的上帝同在，这没什么问题啊！坦白说，我是相信“形而上之道”包含着“形而下之器”。更甚至这给了我一种基本判断，对于形而上学的态度几乎等于对宗教的态度。就是说，你的形而上学是单另的，在世界之外，那你就是宗教；你那宗教里的神就含在世界里，不在世界之外，那你就是一种哲学。《在世之界》就是相信“道包含着器”。问题仅仅在于“器和道”在哲学的世界观视域中，它的体量有没有被撑开。撑不开，“道器一体”在中国语言习惯中即“道就是器，器就是道”，从逻辑上从A到B，然后马上从B再到A，“道和器”之间的体量局促，中间内容贫乏，就像西方学者揶揄中国哲学那样，从A马上就能到B，就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小蛇。但如果撑开了，被哲学家看见，更被哲学方式证实出来了，这就不再是一条头尾相接的小蛇，而是一条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东方巨龙了。这样的哲学已经被自我解蔽，已摆脱了自蔽。如果不能，哲学的体性就还处于自陷和自蔽之中。
3·解蔽的标志
我们知道，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性而言，其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很正常。但也正因为反形而上学，所以导致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站不住一个稳定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开放的实践性中淹涵着，革命实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代价巨大。因为，要求一种哲学的价值立场保持稳定，就必然要在其开放性体系的上空罩上一个形而上学的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缺陷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虽也付出过代价，但在毛泽东思想成熟后并没有减弱，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很好找，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点，他遇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价值体系的孵化器。马克思主义是“器”是“术”，而毛泽东的价值体系是“道”是“体”。显然，中国革命的“器和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道体”编程中运行成功的。
毛泽东虽然也像马克思一样反形而上学，但我们也许并不知道，一个哲学家反对什么其实他就也具有那种同质化的形而上学倾向，这在哲学中是最正常不过的精神现象。就是说，哲学的思想高度决定了，你反对什么什么思想，你必须得具备反对那种思想的相应力量，尤其是精神高度。哲学界流传过一个段子叫“反形而上学的人比形而上学还形而上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消防员要浇灭100楼顶层的火焰，那你的水枪射程总得够到100楼吧！任何一种思想再不好，最坏的情况就是聚焦到“世界观跟价值观”的分离上，不是“世界观脱离价值观”就是“价值观跟世界观没关系”。哲学批判就像消防员救火，灭了火就行，不一定非要把100楼弄垮的。
这就是一般人不太容易发现的精神秘密。毛泽东思想在反形而上学的时候其实也托升起了自己的形而上价值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普世价值就是“立足于民族解放，放眼全人类的本质解放”。从“形而上之道”是包含“形而下之器”这一精神体量看，毛泽东思想仍符合中国哲学的一般特点，最高价值跟最低价值之间具有对应性和普世性。只不过，马克思和毛泽东反对形而上学有3个重点必须注意：1.旧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注意力也许要集中表述一种高高在上的世界观，这世界观跟“在世”者有什么联系也许是忽略的；2.旧的哲学形而上学，它那个世界观中的价值信仰要么是与世界观混合不分，要么断然分离，离即之间缺乏清晰描述；3.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与人类的“在世”性无关的那种形而上世界观及其形而上价值信仰都是必须反对的。
比如中国哲学的信众们，你那个形而上之谓“道”包括形而下的“器”吗？不包括？好，那你的形而上学当然是必须反对的啊！因为你这个孤立天外的“道”，跟所谓客观的“上帝”是一样一样的啊！如果说二者是相互包括的，那么很好，这个形而上之道既是世界观也是价值体系，上帝与道同在，道就是神。毛泽东思想中的价值体系成就了神一样的伟大事业，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那个高高在上的价值体系是由有现实基础来支撑的。那么，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碰见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化的孵化器，二者一结合，就跟本乡本土的价值精神完美一体了。
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如果你只曾经认识了反对过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曾经接纳过他的世界观，也讨厌过他的价值体系，但只要离开了扎根于民族土壤的价值体系，其实就已经离开形而上之“道”，离开了本土价值的“道”，别说马克思主义，任何主义在中国都种不活。这一点，无论对政治家和企业家都是公平的。在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前，中国哲学就已经因内在的自蔽而式微了，而哲学更新的出路就在于解除自蔽，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哲学解除自蔽的一个历史标志。毛泽东曾经完成过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合璧，终结过“道和器”的历史分裂。但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哲学其实又进入了又一轮自我遮蔽和亟需重新自我解蔽的过程中。
当然 ，毛泽东他那个价值体系也捎带过封建价值体系中的“帝王术”，这是必须摘除的。那怎么摘除呢？“帝王术”的典型表现就是“袖里乾坤”，“袖里乾坤”最大特点是在其价值体系的内外之间玩“信息不对称”。历代帝国灭亡的最大原因，就是帝王之外的知识分子和人民不知道这个国家灭亡的真实原因，他们活在手帝王将相们集体控制的历史闷罐车中。就像明末知识分子对政权灭亡的反思一样：自古以来，就有亡国的事也有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别亡国和亡天下呢？那就是：易姓改号叫作亡国；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以至于达到率领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之间也是你死我活，不分输赢不罢休，这叫作亡天下····保国家，是位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者所要考虑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
“帝王术”跟下属跟人民玩“袖里乾坤”，这肯定会隔离“保国家”和“保天下”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而《在世之界》只关心最高价值跟最低价值之间的对应性和普世性，同时，一定要把所有价值体系和价值现象的内外原理搞明白，让价值体系内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暴晒在知识论的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