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崇祯皇帝在统御天下十七年之后，自缢身亡。同一天，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第二天，从关外赶来护驾勤王的吴三桂走到山海关之时，得知北京“沦陷”的消息，他便在山海关驻扎下来。此时，吴三桂人生中的抉择时刻到来，他到底该不该降李自成？
吴三桂坐像
后来的故事太熟悉了，本欲降敌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华夏大地沦陷。历史到此戛然而止，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降清原因，几乎成为定论。但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对于满清来说，吴三桂也是个失败者。
回到崇祯十七年，崇祯帝的最后一年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李自成与清军相比起来，闯王更具威胁性。在崇祯帝的命令下，吴三桂放弃宁远重镇，进京勤王。只是走到一半，崇祯帝自缢，大明王朝结束了。此时的吴三桂可以选择携带50万军民以卵击石的进攻大顺王朝，也可以选择投降。就在此难以决断之际，却传来噩耗——不少暗中逃出的官员遮道哭诉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追脏之事，而吴三桂的父亲也在其中。
史书对这一段的记载是含糊不清的，有说吴三桂本欲投降，因其父被杀作罢；有说吴三桂对其父的劝降置之不理，选择做忠臣而非孝子。无论哪一种，这里面都没有陈圆圆出场的机会。后世各种记载增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掠，吴三桂闻之，拔剑斩案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乃率兵疾归山海关，乞兵于清。此说便为以后的官书如《明书》、《清史列传》等书所袭。很显然，渲染陈圆圆一事，是出于下列原因：在故明遗老和一切反清者而言，是为了讥刺吴三桂之降清，象吴梅村之《圆圆曲》。在清官方而言，因吴三桂后来叛清，用此适足以贬责吴三桂之人格。
当然，吴三桂还是降了大清的，只是不在此时。
吴三桂既然决定与闯王决裂，自然免不了一场大战，然而吴三桂只有区区3.5万人马，考虑到自己的兵力不足，其心生一计，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前往关外，向多尔衮借兵，即借满洲八旗军之力，共同剿灭闯王乱兵。
吴三桂致信多尔衮说：“三桂蒙先帝垂青拔擢，担负宁远总兵重责。如今先帝不幸，九庙灰烬，贼首妄称尊号，掳掠妇女钱帛，罪恶已极，实为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在痛骂了闯王军一番后，吴三桂又乞求说：“如今我朝五故遭此国难，还望北朝（满洲）恻然念之，拯危扶颠，出民水火，此乃大义大仁之举。若能平定乱臣贼子，则流贼所掳之金帛子女，悉归王有。望北朝速选精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我朝将裂地为酬，不敢食言。”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吴三桂以明朝旧臣的身份代表明朝与清廷谈判，称清为“北朝”，并且许诺“裂地以酬”，请求清廷出兵灭李而非投降。日后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时，贝勒尚善在写给吴三桂的信中，也证实了“借兵说”：“王（吴三桂）在明时，不过一总兵官耳，国破不降，而能请兵灭贼，以复君仇者，可谓尽忠于明室矣。”
其实当时想与清兵合作的不止是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亦希望清军在中协、西协进入，联合“剿灭”李闯。明代北边长城划为“三协”，中协为遵化一带，西协为密云一带，山海关在东协范围。王永吉与多尔衮约定，清军自中协、西协入关，而明军自山海关发兵，形成对李自成的两翼夹击之势，其目的就是要把山海关掌控在自己手中。只要山海关不失，清军违约，明军就可待江南兵马北上，把清军赶出长城以外。
山海关一战后，多尔衮与吴三桂合兵击败闯王。然而清廷对吴三桂极不放心，吴三桂的力量也远远不能控制当时的局面。但是吴三桂在发布的檄文中，称：“周命未改，仍是朱家之正统。”并且要求：“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同时提出，“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按照吴三桂的设想，前明皇子在南京立国的要求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政治台阶，若能照着这个诺言去履行，保留汉族政权，南北通好，他吴三桂说不定还是力挽狂澜的历史功臣。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清军进入北京城后，满汉不平等的军事实力对比注定这些只能是个泡影。
从此以后，吴三桂摇身一变成为清廷的鹰犬，再也不提复君父之仇，将剑锋对准了当时的汉族政权大顺大西和南明，平定李自成余部，剿灭西北抗清义军，攻打张献忠余部，甚至杀死南明的永历皇帝。及至三藩之乱，又将他早已抛弃的复明大旗高高举起。这直接导致了康熙帝开始抹黑吴三桂。当然，以吴三桂的反复之举，就算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恐怕他的历史评价也是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