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民族早期由羌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体构成，后逐渐形成了八大种姓部落，这其中以鲜卑民族的拓跋氏部落（拓跋，为鲜卑族姓氏）势力最强，最后鲜卑民族逐渐形成为党项民族的统治者。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是鲜卑民族的一次机会，这年爆发了有名的黄巢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入长安建立了国号“大齐”的农民政权。当时，唐禧宗（862年-888年唐朝第十八位皇帝），逃往了四川，鲜卑族首领拓拔思恭纠集党项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数万军兵，参加了镇压黄巢农民起义的战争。后唐禧宗以拓拔思恭镇压起义有功，于公元883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皇姓“李”氏。公元901年党项人合法地拥有了夏州和地方政权，赢得一个新的生存与发展契机，夏国公李氏传了七代到李继迁，李继迁自称夏国王，和其子李德明的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李德明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由氏族酋长向封建地主的转变。公元1038年，由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国号大夏，至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其建国190年历史中，历经了十代皇帝，形成了庞大的皇室和贵族成员，因建国时间长，各民族的融合，皇室和贵族成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鲜卑族人。
我们的祖宗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然改名换姓了，血统可不能变，他们一代又接下一代相传下来，告诉后人我们是和“李”姓是同祖，是西夏皇族的一支。这个家谱史料文字的记录，为那些西夏的专家们至今都在纠结的……西夏皇室是否灭绝？他们后裔在那里？……为此争论出来的不同版本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这些至今保留在党氏家谱中的史料文字，确定了陕西党氏归属为西夏皇室后裔群体，也确定了陕西党氏为较纯粹的党项后裔。
西夏党项族的历史就这样留给后人一道巨大的谜团，英国传记作家约翰·曼在他的《成吉思汗：生死与复活》一书中这样说：“这是第一个记录在案的有预谋的种族大屠杀的例子，当然也是一起成功的种族灭绝……。” 成吉思汗灭绝种族的手段之决绝，党项人当年亡国后从宁夏至康定所有经过的地方，几乎都没有留下认何文字记录，就最权威的地方志同样如此。今天，已被西夏学专家、学者、爱好者、包括国际社会认定了的康定木雅人，丹巴美女是西夏后裔，但确切的说，这些认定依据都来至表象。历史给人带来的记忆并非无情的，陕西这一支溶化在汉人中沉静的西夏后裔群体，他们把记忆带到了今天，从元代后留下的有关文字记录就在陕西，但陕西沉默了，也包括了党氏家人自己还在犹豫，陕西大荔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党姓是从同州（今大荔）美阳乡外迁的。历史变迁，美阳乡位于大荔县城西，辖十一里，具体何处已无法考证（包括今羌白）。
2、大荔县高明镇平罗党村外迁。（平罗党村尚在，但说法待考）
3、党姓是由古代羌族演变而来，羌族中有姓党项的（纠错：羌族中没党项姓，概念化造成的误读。羌族所在地域的西北边，有一支羌族人，汉人称之为“党项羌”，后来成为西夏国的主流群体），东汉时期落脚大荔县羌白镇，和汉族融合通婚，学习汉族文化，接受了汉族单姓的习惯，就改为党姓。
4、党姓原系羌族一支，以党项族号为姓，分为同州、洪洞两大支脉，清王相笺注《百家姓考略》：党，商音。冯翊郡。东晋时，姚秦部将党耐虎率众族东进，驻冯翊郡（今大荔羌白镇一带），逐取部落名首字为姓。后部分子孙辗转山西平阳府洪洞县。
大荔党姓村庄及来历：
一、村名带党字的村
1、许庄镇张家党、冯家党、李家党、王家党村。此处的“党”实为“挡”，是拦阻的意思，与姓氏无关，村中无党姓人口。
2、许庄镇（原户家乡）党家村。多系党姓，起于元至顺年间。
3、冯村镇党川村（党家尧）。多系党姓，起于明洪武年间。
4、高明镇平罗党村。多系党姓，起于明洪武年间。
5、官池镇（原石槽乡）新党村。多系党姓，起于唐开元年间。
二、党姓人口集中的村
1、羌白镇太丰村南太丰村。党姓起于唐开元年间。
2、城关镇邓庄村潘家庄。党姓起于明天启年间。
3、城关镇南七村南七里。党姓起于明永乐六年。
4、城关镇下庙渡村下庙渡。党姓起于明万历年间。
5、埝桥镇南高迁村、北高迁村。党姓起于北魏太和年间。
6、埝桥镇南黄村东南黄。党姓起于元至正年间。
7、范家镇营北村、营南村。党姓起于唐开元年间。
8、官池镇（原石槽乡）三教村。党姓起于唐天宝年间。
9、朝邑镇（原沙底乡）霸二村。党姓起于战国时期。
这十四个村其中的八个村，党姓起源于元朝和明朝时期，是西夏灭亡后，由党项人投靠嫡亲迁入陕西，顺原已改党姓的党项人的惯性作用，为纪念自己的民族，有目的性的改为“党”姓。
这十四个党姓村和党姓人口集中的村，其六个村在西夏灭亡之前，就有了党姓存在：
1、朝邑镇霸二村（战国时期），
2、埝桥镇南高迁村、北高迁村，（北魏太和年间），
3、官池镇、三教村（唐天宝年间），
4、官池镇、新党村、多系党姓。（唐开元年间）
5、羌白镇太丰村南太丰村（唐开元年间），
6、范家镇营北村、营南村（唐开元年间）
这六个村其中的四个村，起源是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这正是党项人迁移落户到陕北时期。天宝、开元年间的40多年中，就产生了四个党姓人口集中的村，如果没有外来迁移的人口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时代，唐朝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许多国家的进贡国，可惜那时没有人去关注从青藏高原迁移到陕北弱小的党项族人，他们怎样走进大唐？怎样融入汉族中，也没有文字去记载，勤奋好学的党项人留下的感人故事，党项人默默的走自己的路，最终走出了独特的西夏文化，并与大唐、宋皇朝相抗衡的西夏帝国，
这四个村其中的一个村，大荔县羌白镇，由古代羌族演变而来。据记载，东汉时期羌族就落脚大荔县。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西汉、新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该时期因势力扩张形成了少数民族的内迁，羌族的一支系和汉族融合通婚后，向内迁移落户陕西大荔，其后定名为羌白镇至今。唐开元年间，是党项人学唐的鼎盛时期，党项人投靠嫡亲迁入羌白镇，其后羌族人接受了汉族单姓的习惯，逐渐就改为党姓。
查阅大荔县地方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党项民族在1300多年前，由唐朝政府安置迁徙到陕北时期的足迹，那个时代正是唐代进入了开元至天宝长达数十年余年政局比较稳定的鼎盛阶段，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时期。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阶级矛盾缓和，国家政权稳固，特别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改进科举制，兴办学校，重视教育，大力培养人才。唐玄宗（唐朝皇帝685年——762年）为大力推动文教，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编纂工作。儒家思想就在这个时期进入了党项民族的意识中，勤奋好学的党项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机遇和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党项人也做了大量的文书整理和编纂工作，他们仿唐设国史馆之制，立翰林学士院，极积学习、模仿、融合，使党项人原有的野蛮民族的风俗习惯荡然无存，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史学文献中提到“其子弟中多知书者”。陕西滋润了党项民族，陕西与党项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早就建立在1000多年西夏未建国之前。
今大荔县党姓，以外迁为主，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迁入，与原有的早期融入的党项人融合，互通有无，经历数百年的演变成为今天庞大的党氏群。这个群体以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迁入为主体，虽然没有资料记录，当时逃亡时向陕西涌入了多少党项人，但可以大胆的推测，拥有两百万人口的西夏人，选择逃亡躲避追杀时，这批人他们的心态，可选择线路路程远与近、途中盘踞的地方势力的威胁、土著的阻拦，投靠嫡系的可行性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考虑，选择曾经迁移的路，回归原来西夏国的发源地陕西，寻找渭南党项嫡系，应该是当年党项人逃亡者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从后来党项人迁移陕西后，引起的耕地与人口不对称带来的生存危机，作为移民的客家人，党项人再次选择了迁移。从走向全国的数量来看，当年逃亡迁移到陕西的人口多于迁往康定的人数，很显然，迁往康定的是一批打输了不服气想另立新帮的西夏勇士们。
这就是陕西民间传存中，党项后裔的呼声为何不断的原因。当我来到陕西合阳县的灵泉村，那里的党姓人占90%以上，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党氏群体，蹲坐在老房子高墙下石条门前的大爷大娘，不管听者信不信由你，坚定自豪的告诉，他们是移民，来至宁夏，逃难到此从建家园，曾经也兴盛辉煌过。他们可能没有文化也不懂得历史，也不知道对族源的定位又意味着什么？仅仅就是面对参观者，把先出了名的党家村拿来着可比性，他们遵从祖辈的叮嘱，把家史一代又一代地口述传承下来，他们的敦实厚道，是最原始记忆的传承者。
现大荔县存在外迁的多种姓氏一直成为不能解释的迷，大都认为这些姓氏的来源与西夏党项人的移民有关。我们可以追溯历史，这些问题就能找到答案：
“党项”这个称呼，并非是党项民族喜欢的词，这是大唐汉人对西北边少数民族的称号，起源与原始的部落群。要追探起“党”字的本意和来历，就要扯到至古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渊源。“党”这个字在古代是一个贬义词，主要指有共同利益关系结成的集团，由此衍生出偏袒之义，这样的集团就被称为“党”，是不光明正大的同义词，古代学者文豪欧阳修（1007年-1072年）就有一篇《朋党论》。现代汉语中改造了这些词语旧的范义，“党”也是指具有相同志趣或做着相同事情或有相同观点的人，但还是残留了一些含有“党”字古意的词语，比如“死党”、“结党营私”等。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生活在中国内陆的西北边。在羌所在地域的西北边，在汉朝时有一支“西羌之别种”的部落群，被汉人称为“党项羌”，这就是后来西夏党项民族的起源和原住。很有自尊心的党项民族从发展过程至西夏国的建立，他们自称大白高和大夏，他们率真的个性喜欢白与黑的搭配，这两个色相是他们追求的时尚。当他们迁移到了陕北，从强胜时期的唐朝明白了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融入到汉人中，在汉人先进文化的影响下逐惭创建新的生活方式，一切于汉人为宗旨，学汉族改为单姓，现陕西的多姓氏的起源就产生在那个时期，要向汉人学习嘛就要有决心，该改的都改，包括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对唐朝时给老祖宗赐的皇姓“李”也听烦了，给自己命名为“嵬”姓。这些可归结于党项民族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精神，党项人由原来的“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民族，在几百年时间紧追已发展数千年的唐宋。
陕西起源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党”姓，当初是学汉人的单姓汉化而改呢？还是被汉人叫习惯了运用而生呢？但是，后来西夏灭亡大量迁移到陕西的党项人，是为记念自己的民族，有目的性的改为“党”姓。他们是在元朝后期或末年，朱元璋与元蒙抗衡时期（朱元璋，1368年灭元朝，明朝开国皇帝，公元1368-1398年），元朝主要力量转向崛起的朱元璋，元朝已自身难保，西夏党项人已不再重要，待元朝政策放松，党项人开始了改“党”姓，这个时期与西夏灭亡，已经度过了百年，传承了数代人，我们的祖辈们，对自己曾辉煌的西夏国，依然揣怀深情。
现大荔县民间从祖辈流传至今的说法，陕西渭南地区的党氏者，以党项族号为党姓和原系羌族一支为主流。大家公认陕西是党氏的源头，而全国党氏大多与陕西有关联，因此，很早以前就有另一种声音出现：“全国党姓就代表了西夏的后裔”。随着我对党氏渊源的跟踪研究，我对过去党姓起源固定的模式开始发生动摇。
很显然，陕西植入在民间的口述传存、留在记录中的文字、保持下来的实体依据、党家村意识形态的文教，都是破解西夏皇族后裔是否存在，最关联的钥匙。（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党赤，重庆人，袓籍陕西合阳，重庆市政府外侨办在编干部，2002年到北京原国家建设部掛职锻炼留京，2005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课题至2012年结束，其后退二线，现国家科技部科技产业转形中心做地方产业服务。
——以上内容节选自党赤《陕西——西夏党项移民的集结地(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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