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岁月》(下)《红色浩劫》九 此时彼时


  《曾经的岁月》(下)《红色浩劫》 此时彼时

 

此时彼时

刘积才接到何秘方的电话,请他马上到他办公室,而且还要不让其他人知道。刘积才本来要给妈妈打电话的,想想何秘方也就是给说些他知道的情况,让他注意什么,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刘积才见门关着,但刚走到门口,门就开了。刘积才刚跨进门,何秘方立即就关了门,上了锁,说:“阎书记及云南去中央开会的人都回来了。具体情况,你还不一定全清楚,到里面的房间去说吧。”

刘积才说:“阎书记他们全都回来了。”

何秘方说着“刚到。”打开了里面的房门,就见赵建民在屋里来回的走着。赵建民见何秘方和刘积才进了门,停止了来回的走动,盯着他们俩说:“他是不是想又搞一次冤假错案到处都是运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是不是又要搞得全国到处饿殍遍野,还是要搞得血流成河他才甘心?!”

刘积才说:“书记,到底出什么事了?”

赵建民私下曾斩钉截铁说过:“别的不敢说,要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他毛泽东,我敢说,绝对不可能!说我对他们有意见那是实实在在的。”他心里纳闷,多次又自言自语:“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康生、江青、陈佰达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原来, 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抵触不满的情绪也在增加。因为他对这几个人都有所了解。阎红彦觉到这文化大革命,似党内又远非党内的阶级斗争。他曾说:“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既不明说,又不布置,像是进了迷魂阵,怎么领导?”“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跟也错,不跟也错,进退两难!”他根据形势的需求,把领导力量重新加以调整。组织大部分力量去照顾正常工作,主要是按计划抓好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他和一部分去应付那些红卫兵、造反派的责难、炮轰……,当他接到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他当时还非常高兴,以为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毛泽东们的决策了。可以直接向党中央、毛泽东们反映下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了。但出乎他的意料,发给大家的文件、资料竟然是早已准备好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接着发给了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跟着就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一天夜里,实在想不通的阎红彦,就去找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事情。特别谈到这文化大革命运动,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时,两人都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 阎红彦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他们两个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毛泽东们。会议期间,毛泽东授意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阎红彦私下很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夫人王腾波和省委的几个常委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赵建民说:“阎书记现在去管运动。我个人认为不妥。阎书记还是主要把精力放在抓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方面好。我和一部分同志去应付那些造红卫兵、反派的质询、责难、炮轰。秘方和积才他们直接跟红卫兵、造反派面对面打过交道。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还有其它什么更好的方式方法?都提出来。”

刘积才想:书记,你不要看红卫兵、造反派表面上如此狂妄。其实他们心里虚得很。

何秘方想:学生知道什么?!他们只知道有毛泽东。他们以为他们真的在毛泽东思想下,他们就能解放全人类。国家穷成这样,还反修防修。他们知道几个问题。他们如果知道毛泽东是在运动他们,利用他们就好了,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他们怕什么?如果他们经历、体验过毛泽东他们以前搞的任何一个运动,他们就会怕了。现在最怕,最焦心的是他们经历、体验过毛泽东他们发起的各种整人运动的父母、爷爷、奶奶们。特别是窝里斗以来,又特别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更是刻骨铭心。但是,全国这么多人被毛泽东运动起来造反。不知他们是忘记了反右、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还是什么原因呀。他想到这里才说:“当然,他们其中也不乏有野心、有阴谋的人,或者在运动中会变成有野心、有阴谋的人。”

刘积才说:“说去说来,我们国家不要说是民主、自由、平等了,连法制也谈不上了。这权治,其实就是人治,那个权力大,那个就是正确的。”

赵建民说:“对,要没有毛泽东用权力来运动,他们敢造什么反?!”

刘积才说:“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权力来做点事情。”

何秘方说:“毛泽东的权力就是最大的。很不好办呀。”

刘积才说:“他在全国是最大的,但有些事是现官不如现管的。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他们。”

赵建民点点头说:“要采取行动,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何秘方说:“我们是为了整个云南的人民作想,阎书记就说了‘边疆不能乱’,有些事是逼不得已的事。但责任不能由你一人来负。要由整个省市委来负才对。”

赵建民说:“我的事,我清楚。你们可能也知道。为华岗的案件之事,我没按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意图办,也就是说了真话,没有为他们背负历史的罪。本来是个捏造的冤假错案。我把材料上报中央后,送来的周恩来批示竟是:‘华岗态度恶劣,继续关押。’只是那时毛泽东他们无从对我下手。但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因为对大跃进提出疑问,反对冒进,就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们扣上了“右倾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三顶大帽子,被他们降职去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去钢铁厂,我心里还是庆幸没有如华岗和很多被他们冤枉的一样被逮捕、去坐牢,被软禁。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我估计这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要被挨整,只是迟早的事。所以,在于我来说,他们只不过多编一条罪,少编一条罪都无所谓。一百条罪要挨整,一条罪也同样要挨整。没有罪,我也要挨整。反正都要挨整,何必要让其他的同志来负责呢?!”

刘积才说:“但是,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去负这些挨整的责呀。”

赵建民说:“能避免得了吗?就是我们不采取任何稳定云南的措施和行动,任红卫兵、造反派所为,毛泽东他们也马上会来问罪的。”

何秘方说:“那怎么办?”

刘积才说:“可以拖,可以能不见就不见,能不理就不理,要表态,就只说一句话——一切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当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也是有必要的,几者并用,综合实际的情况而定。尽量减少责任,或者尽量让他们钻不到空子。”

赵建民点了点头说:“目前也只有这样了。”

他们才谈完话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三日,阎红彦正在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突然传来了“打倒彭真!”“打倒罗瑞卿!”“打倒陆定一!”“打倒杨尚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叫他灭亡!”“炮轰省市委”“打倒阎红彦!”“打倒周兴!”“打倒赵建民!”“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的口号。

赵建民问:“怎么回事?”

刘积才说:“肯定是红卫兵、造反派们又来造反了。”

何秘方说:“听声音,他们已经冲进大院来了,我去看看……”

何秘方话声没完,一个守卫就来报告:学生已经冲进大院了,并正在冲击办公大楼。问怎么办?”

何秘方说:“给我抵住。我马上就去。”

刘积才说:“赵书记,我建议立即休会。所有人都转移到其它地方去。”

赵建民说:“这是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他们敢怎么样?!”

何秘方笑笑说:“正好呀。不是我们不传达,而是他们自己不让传达。”

赵建民点了点头说:“好。”

何秘方说:“我们走,看他们要干什么?”

刘积才说:“好,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敢干出点什么事来?!我就不相信,他们真能把我们抓起来。”

何秘书和刘积才还没走到大院,就见大院里到处是红卫兵,并发现他们已经占领了省委大礼堂。他们还没移过守卫的人墙,就见黄朝奇、朱开发、吴绮敏他们三人。黄朝奇、朱开发、吴绮敏见他们两个来了,也示意推挤叫骂的人停止了下来。

先挤出人墙的何秘方说:“我们又见面了。”

黄朝奇说:“此一时不是彼一时了。”

刘积才说:“你们要干什么?!”

黄朝奇说:“干什么?见阎红颜。这一次不会又不在了吧?”

何秘方说:“在与不在,你比我还清楚呀?”

黄朝奇说:“当然。我还清楚,今天所有地师以上的……”他顿了一下,没有把走资派三个字吐出来。“今天所有地师以上的人,都在这幢大楼里的党委会议室里开会。”

刘积才想:肯定有人把消息通给黄朝奇他们了,就说:“是不是我们不够接待你的资格。”   

黄朝奇说:“不是不是,而是我们所有的红卫兵、造反派都强烈要求要见阎红颜、周兴、赵建民。”

刘积才说:“有什么事情非要见他们才能解决吗?”

吴绮敏说:“当然,因为你们对我们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就是回答了,也不起作用。”

刘积才说:“说出来听听,看我们能不能解决。”

朱开发说:“你们两个根本没有资格。”

何秘方说:“好,你们找有资格的人去。”

朱开发边挥手边喊“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冲呀!”边带头要朝守卫的人墙冲。

刘积才一下挡在他面前说:“你要硬来,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吴绮敏叫道:“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冲呀!”

黄朝奇带头叫着“我们要见阎书记。”“我们要见周省长。”“我们要见赵书记”带头挤向守卫人员。于是学生们齐声喊着“我们要见阎书记。”“我们要见周省长。”“我们要见赵书记”涌向守卫人员。何秘方和刘积才也和守卫人员手挽手任他们推挤,甚至吐口水、打骂。突然,传来了阎红彦的声音:“大家不要闹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吧。”

何秘方和刘积才都吃惊了,他们在这里阻挡学生,就是为了他们更有转移的时间。没想到他们三个头不但没走,竟然还主动来面对红卫兵、造反派们。并要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

黄朝奇、朱开发、吴绮敏呆住了。所有红卫兵、造反派立即停止了冲击抓打、漫骂、涌挤。

在红卫兵、造反派们脑子瞬间空白时,刘积才说:“你们派代表吧。”

已经走到了最前面的阎红彦说:“不用,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提。”

黄朝奇、吴绮敏、朱开发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提什么问题了。

朱开发瞪大了眼说:“谁怕谁呀?提就提。”

刘积才指眷朱开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

朱开发想:什么问题?当时只是要大家游行示威,并没有提出来要问什么问题,连来冲击省委也没说,只是游行要到这里前,才临时得到阎红彦他们省市委的头正在省委办公大楼大会议里,给全省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才临时决定冲入省委游行示威的。他突然想起个问题来,大声说道:“你们听着,我问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八号在首都接见我们全国的红卫兵,为什么独没有我们云南的红卫兵?

刘积才说:“不对吧?你们的黄朝奇司令亲自给我讲,不但有云南的红卫兵,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你们派去的红卫兵代表。”

黄朝奇急忙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接见我们派去的红卫兵代表的事,是肯定的,有证据的。我提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给大家介绍北京的和河北的革命经验?”

阎红彦说:“我们去看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毛主席没有发最高指示,中央也没有红头文作下来,我们得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件办。”

吴绮敏说:“我们炮轰省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  

周兴抢前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老实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革命,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里不是有这么一条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如果省市委不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当然应该轰!至于你们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和结果。如果说云南省市委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是黑帮,都是牛鬼蛇神,你们当然应该造反。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发现省市委里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是黑帮,谁是牛鬼蛇神,你们指出来,该抓的就抓,该批判的就批判、”

黄朝奇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清华附中学生那一封信,您怎么看?”

赵建民说:“它的内容,实际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刘积才趁他们呆住时说:“还有什么需要问吗?”

朱开发说:“我没有什么了。”

何秘方指着吴绮敏说:“你呢?”

吴绮敏说:“我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何秘方又指着黄朝奇说:“你还有什么问题?”

黄朝奇说:“我不明白赵书记的实际效果是什么?”

刘积才急忙抢上前说:“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

趁黄朝奇还没想出怎么说来,何秘方就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黄朝奇只好顺口说:“暂时没有。”

刘积才立即宣布:“接见结束。”

黄朝奇、吴绮敏、朱开发他们只好看着阎红彦、周兴、赵建民他们坐着各自的轿车离去。

刘积才去省军区大院看赵建民。因为自从串连以来,省市委不断受到冲击,他们三个就秘密又在军队内安排了可以吃住的办公套房。其他的省军级干部也分别安排到各省军区直辖单位的地方去工作吃住去了。刘积才通过三道警卫,进入套房关好门,刚走进客厅,赵建民见是他,就说:“再这样搞下去,国家的经济非又要被他整崩溃不可。到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盗贼四起,真正的反革命组织集团灭了一个又会生出两个来,台湾的国民党趁机反攻大陆,硝烟四起。人民流离失所,外敌入侵,国家四分五裂。自古饥荒起战乱。他为了一己的权势,不顾国家的安危。真是祸国殃民呀。”

刘积才说:“书记,你说起这个,使我想起三面红旗过后,国民经济崩溃,云南经过努力,在那三年的全国饥荒里,云南省也算是好的省了,其它地方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在巧家就出了大同党,民政党两个反革命组织。”

赵建民说:“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不但会起盗心,还会出大问题呀。那次你说时,没有问你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呀?”

刘积才说:“民政党里有一个国民党时候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六零年本地毕业的初中生,两个五九年本地毕业的小学生,其他的都是文盲,一共也就是十六人,大同党里面有一个国民党时候毕业的中学生,两个五九年本地毕业的初中生,一个六零年本地毕业的小学生,一共才有十人。”

赵建民说:“怎么破获的呢?”

刘积才说:“他们抢大寨乡大寨公社的粮食仓库才发现的,随即就破了案。那仓库里就是百来斤洋芋,几十斤包谷。这些人呀,都是在最贫穷的高寒山区。”

赵建民说:“怎么处理了呢?”

刘积才说:“椐上报的材料,民政党和大同党的正付主席判了死刑,参加抢劫的都判了十年以上的刑,其他的判了五至十年以下。”

赵建民说:“还有的是些什么人呢?”

刘积才说:“都是些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地富反坏右,也没有一个劳改释放犯。按阶级,他们都是些贫下中农呀。”

赵建民说:“一句话,都是些饥民。我们共产党是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历史的教训呀!再这样下去,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呀。”他想:战争使人变成魔鬼,贪婪使人变成魔鬼,没想到呀,贫穷使人无能自顾。无能自顾,公德心就丧失,甚至走向反面,贫穷也能使人变成魔鬼呀。再加上他煽动挑起的运动、阶级斗争,阶级仇恨,特别是以权力搞运动煽动挑起的斗争,不亚于一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大陆刚解放时,镇压反革命,本是为了镇压那些顽固的恶霸地主,反动资本家,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应该是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各阶层力量,而他们却把镇反杀人也搞成运动,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使很多人想起那时的镇反来都胆战心惊,又使很多人不敢讲真话,又出了不少的跟屁虫,讨好者,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跟着整高岗、整胡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划右派,更是没有道理,使很多敢说真话的有识之士都遭了殃,也使很多人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又使很多人不敢讲真话了。而从中又出了很多的跟屁虫,讨好者,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连一九五八年那样乱搞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能搞起来。从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也没人敢公开出来说真话的了。他们把国民经济搞崩溃后,光饿死的人就不计其数,平原上有的村,除了逃跑到外逃荒的不知死活的外。在村里的,死的何止过半。有的村,死得没有了收尸的,甚至没有一个活人。他们出了这样从未有过的大饥荒。本来是毛泽东为首的责任。以毛泽东为首的又把责任推给那些具体执行他们政策的人身上。彭德怀出来说真话,明明是他毛泽东错了,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却被定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举起资产阶级旗帜,企图招兵买马,分裂党。“唉——”他深深的叹了口气。这一整,不知又有多少人又要遭殃,又会使很多人在背后也不敢讲真话了。又会出很大一批跟屁虫,讨好者,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现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会使多少人不敢讲真话?又会有多少人遭殃呢?又会有出多少的跟屁虫,讨好者,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呢?又会死多少人呢?看样子,这一次我肯定是他们要整的人之列了。文化大革命?什么文化大革命?!批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分明是为自己的权力私利运动群众!特别是利用学生斗这个整那个,而那些被他们定为保爹保妈的学生们,其实大都是些无限忠于他的学生,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了斗人整人的更狂热分子,到如今,就有这么多人被斗死、逼死,打死,自杀。在他的运动下,干部疯了,学生疯了,工人疯了,农民疯了,全中国都疯了!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会如此呢?!他“唉。”的又叹了口,摇了摇头。不,他早就成了没有法律可管,也没有监督他的人了。不!应该是他就是法律,他就是管人的规矩条文。在党内,从延安整风以来,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站稳后,他慢慢地活动着走到独断专横这一步。他为了个人的权力和私利,几乎是不择手段。赵建民想到这里,他“啪”的拍一下桌子。“毛泽东!你到底要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才肯罢手?!”

刘积才没想到赵建民会发这样大的火,他说:“书记,注意隔壁有耳。他们正在无中生有的找认为不是跟他们一条心的人的岔呀。”

赵建民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不过,我相信他们这样搞是没有好结果的。我想,总有一天,他那一套会继续不下去的。”

刘积才摇摇头,“唉”的深深叹口气说:“现在,全国都是这么个样子了。我们有可能都是被整的对象呀。”

赵建民点点头说:“我肯定是被整的对象。但我想他们也可能要分程度、层次吧,只要不被他们定为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被他们定成所谓的三反分子,就是被抓进了监狱,我看还是有出来的一天的。你们可要自己保护好自己呀。我就是被他们迫害而死了,等有机会了,到条件成熟的时候,还望你们一样的人能出来为我们说句公道话呀。”

刘积才说:“书记,您不就是华岗案件,没有按他们的意图办嘛。或者说没有为他们背黑锅和反冒进嘛。过去,他们都没有朝死的整您,现在也不至于有这样恐怖吧?”

赵建民摇摇头说:“我清楚,那次原因很多。加上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的真像。除被周恩来批示的‘华岗态度恶劣,继续关押。’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外,其他被牵连的人没过多久都放了。再加深迫害我,于理说不过去。最主要的原因,那时,毛泽东又没有大权独览,党内还是有一点民主的。现在,他们想迫害谁,就可以迫害谁,何况我这样的人呀?!”他拍拍刘积才的肩。“我只想再告诉你,除非他们整死我,不然,他们怎样迫害我,我都不会自杀。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真像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刘积才说:“要迫害人,总得有罪名呀?”

赵建民说“一家之罪,何患无词。何况这文化大革命,被整的人,罪状,那一个人都可以罗织一大堆。”

刘积才点了点头说:“搞这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打着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旗帜,运动群众,把国家搞乱,把经济搞了垮下来,以后,就是他掌管了所有的权力。一个烂摊子,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赵建民说:“他们为了权力,什么后果都不会顾的。”

刘积才“唉”的叹口气想:大鸣大放,大字报,五七年反右前就搞过,后来怎样?!现在还加个大辩沦?使全国大部分人都分成了要保卫他的两大派,两派的人斗得头破血流,死伤了这么多人。这些人呀,说小学生不清楚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搞得三年饿殍遍野,现在中学生都应该知道的。他忍不住说:“过去的历史,难道所有的人都真的忘记了?!”

赵建民“唉”的叹口气说:“不是人们都忘记了。而是没有敢说真话的了。没有了互相间的监督。法律条规对上级,特别是他,成了一纸空文。不!法律条规都只是对下级,对人民群众的。”

刘积才说:“就如老百姓说的‘马克主义是手电筒,专门用来照别人。’下级干部、群众都怕了呀。而且,还带着封建思想。再加上愚昧。人们都麻木了。或者是怕了。”

赵建民点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还有文化素质又落后,又加上只有他的一种声音。人民的生活苦呀。”

想想人民群众,很多人还连饭都吃不饱,高寒贫困地区的社员很多人都衣不蔽体,甚至连盖的被子也没有。刘积才想到这里说:“是呀,就在县城里我还听说过盖的垫的都是稻草做的草帘。有的高寒山区,一年四季一家人都围在火塘边吃住呀。垫的盖的什么也没有。”

赵建民说:“最困难时期那三年,这些问题肯定更多,现在了,还有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吧?”

刘积才说:“这样的地方,莫说您赵书记下去看不见,连我们下去也难看得见呀。”

赵建民说:“那你说这些地方,在我们云南的那个县?那个公社呢?”

刘积才说:“在滇东北,滇西,差不多每个县都有这样的公社,特别是高寒山区。滇南的情况要好一些。西版纳地区的情况更好一些,也就是基本大多人都能吃得饱吧。”

赵建民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呢?特别是那个县城里还有用草帘当被盖的。”

刘积才说:“下去的时候,我时常搞地方官员的突然袭击。路过乡村的时候,突然转弯不去他们安排的村寨,公社,大队,小队,直接去社员家里看见的,当然也有听见的。关于县城里还有草帘当被盖。那是去年回家时,巧家发生了一桩买卖孩子案件才知道的。”

赵建民说:“买卖孩子?什么买卖孩子?”

住在巧家柴草市街尾一个四口之家,男的叫李国经,靠打零工为生,女的叫王朝阳,是农村人口,生有两个男娃娃。李国经人瘦小,力气也小,打零工也少有人找他。王朝阳是农村人口。连做监时工的资格也没有。王朝阳怎么会嫁给李国经呢?那得从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说起: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早晨,家住二半山区才十五岁的王朝阳实在饿得受不了。她见天还没有大亮,就去偷刨生产队地里的红苕吃,刚偷刨了一个才吃了下去。第二个红苕才刨出来拿在手中,就被也在偷刨红苕吃的本生产队的看护人员发现了,喊着她的姓名骂着要抓她。她就拼命的往山下逃。虽未被抓到。但她再也不敢回家去了。于是,她进了县城,来到她曾经卖过柴草的黄葛树下。凌晨五点,被出门去厕所的李国经母亲发现,问清情况后,正好十九岁的儿子讨不起媳妇,就把她喊到家里躲藏。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成了李国经的媳妇。三个人吃两个人的供应粮。为了儿子儿媳不至饿成浮肿病。李国经母亲经常每顿都只敢吃一点点。一年后,李国经四十五岁的母亲就贫病交加的去世了。六二年十月,李国经夫妻竟然有了第一个孩子。六四年十月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实在养不起。就托人要把第二个孩子送人。没想到新华乡的古仁德夫妻四十多岁了还无儿无女,就愿出二十元钱要他家娃娃。做这事时,正是春节期间,邻居几天没见他家的奶娃娃,就说:“李国经呀,用钱请奶妈。还不如把那钱用来缝床被盖。你家是不是草帘子垫,草帘子盖才舒服呀?!”李国经说:“我那里请得起什么奶妈哟。婆娘、娃儿都是黑人(没有户口)。一家人吃我一个人的供应粮,那里养得起第二个娃儿哟。娃儿送人了。人家还送了我二十元钱呢。”那邻居嘴说:“二十元,最少可以买你几个月的供应粮了。”而听说的邻居想:二十元钱,这不是买卖人是什么。这还了得。邻居立即就去居委会报了案。于是李国经夫妻立即就被城关镇抓了起来。审讯清楚后。第二天,李国经的儿子就又被李国经抱回了家。跟着来要钱的古仁德见他家盖的垫的都是草帘。就说:“比我还穷,还真不如报养给我。”李国经说:“是呀。钱也被我过春节用了二块五角了。”古仁德说:“算了算了,你这样子。钱我送给你了。”镇政府派来处理这事的张国照说:“什么?你们还想继续做买卖人的勾当呀?这是旧社会才有的事。在新社会,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古仁德吓得急忙走了。

赵建民说:“你看见的,听见的,可能是个别严重的地方和积个别的家庭。不过,这也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呀。国家还在这么穷,搞什么大串连,串连的人吃饭不要钱。有的连粮(票)也不交。还要发棉衣。搞得全国都乱了套,再这样闹下去,非把国民经济再一次搞垮不可,我们就会再蹈国民经济崩溃的覆轮。”

刘积才说:“这种大串连的情况,我估计应该不会太长。”

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八月二十八日,陶铸向毛泽东汇报:外地红卫兵来北京已有十四万人。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接着九月五日,又正式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的四百五十号文件。九月份,铁路运输出现问题了,九月七日发文:从九月十日起,派军队协助铁路维护秩序。进入十月份,全国的大串连越演越烈,铁路运输乱得一塌糊涂。列车晚点是家常便饭。接待串连红卫兵的工作和费用支出已经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正常的生活秩序。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没有一个敢出来说一句话的。还是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学生不坐火车汽车走到北京。《人民日报》抓住这个典型,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大力推广步行串连,以缓解异常紧张的铁路运力。但串连造成的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三十日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批转安徽省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连的报告,明确提出工人不要外出串连,要进行教育。可没有任何作用。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连。面对大串连的汹涌浪潮,中央文件也根本不起作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连续两天,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更加急了串连。如今,串连还是依旧。而在我们云南则南下的红卫兵伙同本地的红卫兵造反。十月下旬,市公安局的仇世家作为机关干部第一个在街头贴出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十一月三日,《八 二三》、《井岗山战斗团》、《云大炮兵团》等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伙同外来串连的红卫兵正式召开批判大会,连参加三干人会的地、市、县委书记也被迫参加。阎书记第一次被斗。在喊炮轰云南省委的口号时,赵建民拒不举手。当黄朝奇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时,他说:共产党员旗帜要鲜明,我反对笼统地炮轰。十一月七日,《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云大炮兵团》等造反组织进驻省委,串连机关干部起来造省委的反。十一月八日,各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了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省市委机关贴出了一批又一批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十一月十日晚上,阎红彦召开地、市委书记、厅局长座谈会,有机关干部对拍炮轰省市委的大字报有意见,阎红彦说:有权利拍大字报的照片,拍照有什么错误。有人谈到学校文革选举和党委领导问题,阎红彦插话说: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 “你对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局长。

何秘方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才串连时,我当时想,大量本地的学生去串连了,我们的压力会小一些,没想到其他省份的红卫兵又串连来了我们云南交流造反经验。把昆明搞得更乱了。不说现在出现的交通问题了,时间一长,吃住都要出大问题。时间长了,我们云南确实负担不起呀。”

赵建民说:“如果来往的红卫兵,出现挨饿、伤残的事,又是我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状了。”

何秘方说:“横直都是他们有理,没有办法呀。学生在他们的运动下是可悲又可恶,悲在他们不清楚被毛泽东他们运动。被当工具来使。如果清醒时,火已经烙在他们自己的皮肉上了。但把握不好,反而会更糟。清醒了,也可能会更糟。”

赵建民说:“清醒了,怎么会更糟呢?”

刘积才说:“为了保命,或者因为生活,他们这些都是有点文化的聪明人,不成为魔鬼,就得沉默,如果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不会更糟才怪。”

赵建民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了,大家都还不出来说真话?”

何秘方说:“明白的人,谁敢出来说话?谁又愿出来说话。”

赵建民“唉”的叹口气说:“大家都有责任呀,特别是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种下的苦果,不!是毒果,恶果!现在搞到连上班住宿都东躲西藏的了。”

红色的电话响了起来。赵建民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了阎红颜的声音:

“赵书记吗?”

“我是赵建民。”

“我是阎红颜。请到正庄来开会。”

“几点?”

“就现在。路上注意安全。”

“红卫兵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串连上去了。”

“但外地来煽风点火的更厉害,更要注意呀。我们现在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中央已下达暂停串连的通知文件了。”

“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找得到何秘方、刘积才,就让他们两个也来吧。”

“好好好,他们两个现在就和我在一起。我们马上就到。”

赵建民放下电话对何秘方和刘积下说:“阎书记要我们立即去正庄开会。并特别要你们两个也去。”

何秘方 刘积才跟在赵建民后面走进了会议室,见都是省市委常委。刘积才觉得自己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他马上觉得这人人自危的运动中,可能连在阎书记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有人反水了,阎书记才可能把他临时调来的,也可能是妈妈推荐何主任和我来的。”

阎红颜对刘积才招了招手,指着旁边的记录位子说:“小刘,你坐这里来作记录。”

会议由周兴宣读了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一日继续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宣读完后,阎红颜说:“大家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本地的红卫兵必须停止串连,外地来我省的红卫兵必须立即返回原地去。”大家鼓起了掌来。赵建民一下激昂地站起来说:“自从大串连后,全国一遍混乱,生产直线下降,我们是边疆省,有特殊性,首先要稳,要搞好生产,搞好人民的生活。革命群众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反对资本阶级,修正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批判资产主义,修正主义的目的又是什么?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能过上好生活嘛。所以,我们省必须在‘抓革命,促生产’。把促生产这个目的搞扎实,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周兴突然插上说:“阎书记、赵书记的指示,就是对中央关于暂停大串连的通知必须坚决执行,具体的实施方面,大家都发表意见,拟订一个具体的文件发下去。”

于是,常委们意见纷纷。最后确定了串连在我省内的外省学生,为了让他们尽快回去,必须实行只能接待一天,最多两天,并要各接待站的人员在各进出路口给每个学生都发放到达证明,接待站的人根据证明接待,学生离开,为了防止学生绕道不尽快返回,又由接待站开出证明,下一站的接待站根据上一接待站的证明,就能知道他们是不是绕道了,绕道的,当天就得离开,不接待,不绕道的,根据情况,最多也只能接待他们一至二天。省内串连的学生,执行到达的第二天,必须离开返本地的原则。

会开完后,阎红颜说:“小刘,你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吃完后,你把大家统一的意见整理成一个正规的关于暂停串连的实施细则。”

刘积才边说:“是”边跟在阎红颜、周兴、赵建民的后面进了小餐厅里。赵建民一进门就发牢骚道:“斗争,斗争!斗争!批判,批判!批判!什么资本主义路线?什么反修防修?难道又要全国人民吃不上饭?!国家经济刚刚好一点,他又出来乱搞了,我看他到底要把国家搞得糟到什么程度,他才肯罢休。”

何秘方说:“我看他是不把他怀疑对他不忠的人全打倒,他是不会罢休的。”

周兴说:“吃饭吃饭,你们的肚子还不饿呀?我是早饿了。”

阎红颜说:“要是他认得人人都要吃饭就好了。”

刘积才小声地自言自语道:“什么反资产阶级,反修防修,为了国家不改变颜色?我看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力而不择手段。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对封建皇帝的口号,到底要喊多久?现在又加上四个伟大。国民经济刚好一点,他一出来,又被整得乱成这样子,四个伟大,真是不知羞耻!”

周兴摇摇头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呀,还是先吃饭吧。如今的事情呀,只能等,只能慢慢的来。说实话,我们现在都是泥菩萨,而且还处在河中央。”

于是,阎红颜和赵建民都不出声了。

周兴对着刘积才看了一眼说:“组织原则。”

何秘方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

周兴说:“这就对了。”他又退一步拍着刘积才的肩“这是特殊情况下的预外语言,不说不传,这就是组织原则。而且是比正式的组织原则还要原则。”

刘积才说:“明白。”

周兴说:“你明白什么?”

刘积才笑笑说:“上级就是原则。”

周兴也笑笑说:“小刘呀,我怕你懂得太多,知道得太多,而就是不懂变通和活学活用,更怕你太直了,那就更不行呀。”

刘积才说:“请省长放心。我明白省长的教诲,也知道从古至今,告密者都是一定只会害人害己。特别是对自己的首长、上级、朋友。”

周兴点点头说:“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赵建民走到餐桌边坐下说:“小刘不是那样的人。周省长,吃饭吧。何部长、小刘,来吧来吧。”他坐下去看着刘积才说:“小刘,你听了也不要怕,我们不会对你怎样的,你放心好了。”又对着阎红颜、周兴、何秘方。“不能怪小刘,也不能怪其他人,也不能怪我们呀,要怪呀,只能怪毛泽东搞这文化大革命,搞得我们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大家才会发这样的牢骚嘛。”

阎红彦说:“连我也怕了呀。不过,有何主任在这里。我们就放心了。”

何秘方说:“阎书记,我可都是实事求是。从来也没有害过人哟。”

阎红彦说:“不说了。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