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宇伟老师，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讲他所认识和尊重的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做人的一些真实事情时，有如下一段记述。在2008年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上，林毅夫老师对毕业学生致辞：“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北大国发院的办公地点是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朗润园，朗润园曾为晚清内阁军机处议事之所，在增修万众楼后，请林老师为落成题写《万众苑记》碑文，别人推窗看到的也许是未名湖的景色，而林老师写道：“凭栏远眺，惟有西山烟云，薄暮苍茫，不觉百年沧桑，此心相通，物喜己悲之念尽去，戮力报国之志昂然。” 2016年6月17日是北大国发院2016级学生毕业典礼，我参与组织毕业典礼活动，张维迎老师因为出差无法到现场，专门给我发来微信，为今年毕业的学生们送上祝福：“祝同学们永远保持一颗自由之心。自由之心可能没有办法使你官运亨通，没有办法使你腰缠万贯，没有办法使你声名显赫，但可以让你活得有尊严，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在《大陆承载了我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梦想》一文中，有个问答环节，里面林毅夫先生简要回复了两个重要问题。{1}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林毅夫：希望看到民族复兴，为民族复兴做点事。我比较幸运，在自己努力的过程中，看到追求的目标逐渐在实现，我们现在是最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刻。{2}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或者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林毅夫：年轻时比较崇拜开凿都江堰的李冰，做一番事业，能够有千秋万世的影响;现在我佩服的是王阳明，能提出一整套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的“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是我的座右铭。我苗实认为，尽管自己在分析观察中国经济时，或许与林毅夫先生，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不同，但是，还是会尽最大可能，去更进一步理解，甚至是欣赏林毅夫先生所秉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毕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理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偏袒任何人，谁都有发言的基本权利，哪怕相当相当极端，甚至是说错了，也不要紧，试想如果没有错误存在，正确也会远遁，不见踪影。所以，学术多元而丰富多彩，才能谈得上思想市场的开放包容，进而推动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中国的现代化也会随之更上一层楼。至于林毅夫先生的理想抱负，同经济学界同仁，包括更为年轻一点的自己，以及张维迎先生，周其仁先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为中华崛起在奋斗，不计名利，淡泊名利，静心学问，著书立说。当然，林毅夫先生是试图在新结构经济学上开宗立派的人，自然会遭遇更多的批评质疑，无论言语上是如何苛责，甚至是会让林毅夫先生感受到很大压力，但是自始至终经得起批评质疑的人，会春华秋实，硕果累累，我坚信这一点。

       林毅夫先生在参加第二届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国际论坛上如是表示，我相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2615美元，中国有可能变成高收入国家，而且中国还有可能维持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判断最慢到2025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蔡昉先生在《中国将迎来劳动力短缺高峰》一文中，也有如下所述。到2022年我们可以达到126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门槛，这一步已经跨进去了，但是跨进去并不那么安全、并不那么保险，因为历史上有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后来他又退回来了，到今天也没有回去。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到2030年我们就可以达到19000美元，相当于目前爱沙尼亚的地位。再到2040年就达到32000美元，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2050年就是52000美元，相当于目前加拿大的地位。但所有这些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为了提振信心，但是都是假设在这种最好的改革情形下，而且你做到了这步的改革，同时这个改革带来相应的成效。茅于轼老先生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称，林毅夫说未来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空间，这个话不错，但是有前提的。中国经济不像美国经济那样已经成熟，所以美国经济不可能再有20年高增长，但中国经济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仍可能有20年高增长。但是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把改革开放进一步往前推，这样的话，增长8%都是可以的。林毅夫比较会讲话，他不会讲悲观方面的意见。他不是没有这样的意见，但他不大讲。我苗实认为，经济学界，包括林毅夫先生，蔡昉先生，茅于轼老先生，兴致来了，展望一下未来的中国经济，提振大家的信心，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后面两位先生也指出了，关键是能否打出制度变革这副好牌。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规模不会在未来自动超美，甚至是人均GDP相当于目前加拿大的地位，而是有一个关键性前提，那就是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而且，富有成效。那么，这样一来，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甚至是相当难办了。毕竟，新世纪以来，已经有十几年，改革开放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停滞不前了。用杨小凯先生的话讲，后发劣势越来越明显或突出，甚至是极有可能已经掉进了“后发劣势陷阱”，无法自拔了。

       当然，林毅夫先生除了持续增长可以经济规模超美的观点，他在一篇给他人著作所作序中，也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改革的观点。譬如在《通过改革推动制度变迁》一文里面，林毅夫先生分析道，在改革阻力中，利益集团是关键。在改革动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政治家是一个群体，有领袖型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两者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制度创新。领袖型政治家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威，既有改革意愿，更有改革智慧，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他们开启改革空间，为一般政治家的创新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政治可行性;他们对一般政治家已经进行的创新予以肯定或追认，赋予其合法性并进行推广复制;他们建立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推动一般政治家"不待扬鞭自奋蹄"。这种分析框架与国际主流观点有显著区别。主流学术界强调制度变革主要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这种分析框架要么忽略了政治家的影响，要么隐含地认为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这种逻辑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多不是简单地为了个人或其家庭所属集团的利益，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是为了有利于现有的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而产生，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实现工业化而推动的进口替代战略由地主阶层推动，却损害了土地集团的利益。政治家是可能超越狭隘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但是，要有效推动改革，政治家需要有意愿、有威望、有智慧。首先，政治家必须有意愿进行变革，使得制度不断地趋近于最适制度结构。其次，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政治家必须有足够的威望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造成的改革阻力。最后，政治家需要有智慧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策略，前苏联、东欧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变革，但它们的改革主要基于华盛顿共识，制度变革的失败给这些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此可见，体制可改革性并不能保证制度会向最适制度趋近，政治家的意愿、威望和智慧对制度变革的成败至关重要。制度改革要进入良性循环，就必须在改革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地理、自然条件和发展阶段，其最适制度结构也各不相同，不存在普适于所有国家的最优制度。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前苏联模仿这个制度却以失败告终，同样的制度在两个国家的影响却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也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盲从任何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经济学理论主要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总结，但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条件有异，这些理论往往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来看，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绩效都不尽如人意。比如，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主流的结构主义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又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动经济改革，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经验认识当前问题，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我苗实认为，林毅夫先生，不拘泥于理论，从实践出发，来实事求是推动改革开放，这个观点我不反对。而且，对中国当下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毕竟，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某些有益的经验或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汲取。但是，不能唯理论，也不能唯实践，在从实践出发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在深化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作用。为什么说到继续二字呢？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是一条经过证明为正确的道路。否则，封闭僵化，抱残守缺，改革开放没有出路，也不会有好结果。当然，学习借鉴不等同于不顾自身的发展阶段，照抄照搬，胡乱套用，而是科学的拿来主义，先小范围试点，如果成功，再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只要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就可以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杀出一条血路来”。譬如，在经济学界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时，北大陈岱孙先生就有谆谆教诲，那就是“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所以，经济学界实事求是派是主流，包括我这个小学生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