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对社会的感知总是滞后的，而且是有局限性的，也是不成体系的。但如果社会的智识阶层创造不出符合真实的社会文明，那么就只能依靠他们中的一些人摸着石头过河，这样至少不会错得离谱。但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会翻江倒海，乾坤大挪移，其破坏性是非常惊人的。
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中国？对此，一些历史学家会给我们描述一番，秦国如何一步步通过变法强大起来，又是如何纵横江湖，扫平六国的？也有一些历史学家会作一些评判，对这一历史事实作出解读；比如，社会统一是历史潮流，古中国自远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社会云云。而秦国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顺理成章的，是必然的。前者在叙事，讲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事实；后者在解读，解释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中国。在历史叙事上，只要遵循求实精神，有一颗尊重历史的心，那么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应该不会有出入。但在解读上，问题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得不感到十分遗憾，古中国社会形成国家太过急切了，在距离成熟的文字太过久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形成了国家社会。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国家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当然，像印第安人迟迟没有形成国家社会就是更大的遗憾。但过早形成国家同样是不利的。
部落社会对于延续的人类社会是十分关键的，过早地形成国家社会就会失去对部落社会的“记忆”，而部落社会蕴含着人类社会的根本。一旦遗忘，就难以找回。
在春秋战国时期，智识阶层在努力寻找“丢失的记忆”，但怎么也找不着。于是，他们为了解释社会，竟然杜撰出“一个没有源头的国家历史”，国家从来就有的。从远古远古的什么时候起，现今的这个国家社会就是这样的。只是稍有不同罢了。尽管一些观念早已有之，但再次确认，并凝聚成共识仍然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尽管“丢失的记忆”很难找回，但不能因此“制造”一些“记忆”，这是功利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功利主义，它是刁钻的、鬼魅的，让陷入其中的人与社会难以自拔。它看似一种很优良的精神方法，很能够解决问题，也贴近务实精神；但却如“温水煮青蛙”，是一种慢性的精神毒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功利主义一旦兴盛，求实精神与务实精神就难以产生，社会文明就会陷入虚妄之中，远离其本质——真实。功利主义是平庸的，犹如“平庸的恶”，在功利中失去道义。当商鞅在无奈中悲惨地死去，法家学说塑造了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魔咒”。这个魔咒是法家学说走向极端的注定结局，商鞅将法家学说推向一个悖论，遵从一个违背法律精神的法家学说。法家学说中的“法”是王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尽管它有法律的外衣，但却没有法律的精神，是“披着羊皮的狼”，一个“恶魔”。
法家思想是最接近“礼”的思想，把“周礼”所含的等级观念推向极端。在这点上，它超过了儒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加极端。儒家思想在接受“礼”的同时，也接受了“礼”的另一面，自身的约束。在儒家思想里，没有人可以越过“礼”，即使君王也不行。所以，儒家哲学从内外两个方面具有了神学色彩，一方面强调“礼”外在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强调“礼”内在的“柔和”。这时的“礼”很像一个精神实体，一个“上帝”。
但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社会大统一，并不反对整个社会属于“一人”的极端等级观念。这种极端的等级观念是极为有害的，也是造成古中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扭曲的核心因素。在功利主义下，人们并不去批判它，因为它离得很远，“天子”高高在上，而那些权贵压着“我们”。“我们”还要依靠“天子”来约束权贵的胡作非为，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强化了“天子”的高高在上。
中国古代社会比任何一个社会都更渴望一个明君，人们只能渴望，就是这么可悲。即使用无数鲜血推翻一个暴君，但无法保证下一个君主是不是又一个暴君。可怜的中国古代社会只能这样，别无其他的法子。这一切是怎么了？
对国家社会基本制度平庸的探索成果，对社会融合肤浅的认识是造成这种结果的社会文明方面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得不说，古中国社会选择了一条残酷的融合之路。
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中国？在解读方面，除了历史学家给出的外，我们还应该从社会文明里去寻找更加深层的解释。或者说，在历史方面，我们应该追溯得更加久远。
我们在追寻深层的原因中可以提出以下几点，一是人类社会趋向社会融合。这是一般性原因，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前提性原因，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展开了。
二是古中国社会在形成国家社会时就在功利主义的诱导下产生了社会大统一思想。社会融合是一个艰难的事情，需要整个社会付出艰辛而卓绝的努力，需要社会创造出符合真实的社会文明，需要社会的中坚力量具有高尚的道义立场，需要统治者具有卓绝的智慧和至善。缺少一样都将是缺憾的，将很难促成真正的社会融合。丢弃人的平等与尊重，是不可能获得社会融合的。
相比之下，社会统一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的选择，也是比较容易的。社会统一只要以武力征伐，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可以了。社会统一只有社会融合的表面，不具有社会融合的里子，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社会融合必须建立在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之上。说的简单点，社会统一是打出来的，而社会融合是用心和智慧淘来的。
古中国社会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一个“天理”，又可以叫做“法理”，即整个国家社会的主权属于“一人”。尽管这是一个至今依然模糊的观念，但却是所有的帝王都知晓的。这个极端的等级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几乎所有的学者所默认，没有一个人提出公然的反对。没有一人明确批判它是错误的。尽管在现实中，国人曾废除过“天子”，这个拥有整个社会的人，但在理论上却承认他。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
商汤推翻了“夏天子”，整个社会的所有者竟然被打翻在地。为什么在理论上不去否定天子？他根本不是整个社会的所有者，国家是一种社会形态，不是政府，更不是“天子”。天子是政府的“老板”，但不是社会的“老板”，他怎么能拥有整个社会呢？
这种观念来源于对部落社会扭曲的解读，又掺入了对“奴隶”的解读成分。产生了这么一种“怪胎”。
想想看，整个社会属于“一人”，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不是“必然”的么。因为建立这样的大一统国家社会才真正使得“一人”可以掌控整个社会，是对这种思想的践行。因此，在这种“天理”和“法理”下，社会走向中央集权是“必然”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在追溯更加久远的历史方面，我们不得不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源头回溯到夏启对伯益的诛杀，以及对民主政体的背叛。这一政变是古中国历史变迁的拐点，把社会形态的变迁方向转向了“秦始皇”。尽管这之间间隔了大约一千八百年，但它们在逻辑上是紧密关联的。
探讨到这里，我们来看看四周，看一看别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其它几个文明古国里，都大致相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已经在后世被冲的全然不知，但古印度社会却可以略见一些。在今天的印度社会，我们依然明显看到邦联社会的影子。因此，在古印度，没有发生像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样的历史事件。尽管在印度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个统一的王朝，但完全不能跟中国古代比，因为它没有比较成熟的社会大一统的思想。
古印度社会发生过一次外民族入侵，创造古印度文明的古印度人在这次入侵中被灭了国。在随后的社会融合中，原先的古印度人并没有占据主流，造成了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与此相比，古中国社会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比较一下，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的时间大约相当于古中国的商王朝时期。这个时期的古中国社会也是经不起大规模的外民族入侵的。但好在没有。等到中国古代的西汉王朝时期，匈奴人的入侵已经无法撼动中国社会了。
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的评判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褒贬不一。在今天，这种情形依然没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