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出家的原因，迄今仍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上的失意

乔达摩·悉达多，一个可以说什么都拥有的王子，为什么会出家呢？

其实从历史上看，释迦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富庶，它仅仅是一个地处印度偏远（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推举制产生首领的共和国（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同时，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那个群雄割据的时代。

据圣严法师的著述，释迦族原系恒河流域的一个城邦，原则上是独立自治的小王国，在实际势力上，还是受著邻近大国的影响……释尊时代的恒河流域，共有十六大国，并立相融，其中以南面的摩揭陀国及北面的憍萨罗国(kosala)与佛陀的教化关系最深，与释尊年龄相当的两国国王，频毗沙罗王及波斯匿王，也和佛陀的关系最密切。

一个割据小国，半选举半世袭制度下的王子，有多大的“强国梦”，恐怕都会“壮志难酬”！如果被强国所灭，更是富贵荣华不常在了。因此，悉达多王子在这种苦闷心情下出家，就显得非常顺理成章了。

在这一点上，悉达多与中国的韩非子非常相似：韩非子虽为韩国王子，研学的是“帝王之术”，但依然改变不了自己国破家亡的命运！

 

在汉译的《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六卷所载：当毗琉璃王进兵之前，佛陀已经知道，所以预先端坐在军队必将通过道旁一株枯树之下，迎接毗琉璃王，王见佛陀如此，便问：“此处有很多枝叶茂盛的大树，何故坐于枯木之下呢？”

释尊的回答是：“亲族之荫胜他人。”

毗琉璃王因此退兵，后来再度进攻，三度进攻，释尊均以如此的方式和如此的答话，使得毗琉璃王暂时引兵而退。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目犍连，见此情形，也很著急，便说用铁笼，把释迦族的迦毗罗城覆盖起来，以作保护。释尊劝他不必试用神通保护他们了。而说：“今日宿缘已熟，今日正可受报。”也就是说业缘成熟了，受报的事是无法用什么来替代的。

结果，于破城之后，释迦族遭到了空前的大屠杀，唯在佛的弟子舍利弗，以及当时释迦族的统治者，也是毗琉璃王的外祖父──摩诃男的极力设法抢救之下，仅免于杀尽灭绝之殃。

此在巴利文三藏的《佛本生经》中，也说佛陀为了挽救亲族的危机，坐于迦毗罗□城郊的一棵枝叶稀疏的树下，然在毗琉璃王的国境内，却有著浓荫绿叶的大树，所以问起释尊，释尊回说：“因为亲族的叶荫凉爽。”王知释尊之意，是为保护他的亲族，所以一连三次，都退回了国境。到了第四次进攻时，释尊才放弃了他的努力。

 

佛经里把这个结局，归归咎为因果报应。其实在弱肉强食的割据时代，这是小国、弱国必然的宿命。这也难怪释迦牟尼当初“看破红尘”，决心出家了。

 

二、四行期的修行传统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王子出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传统中，“父母在，不远游”，离家出走是有违孝道的行为。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仍然没有出家众（僧人）。汉、魏时期，政府明令禁止出家的行为，当时的出家人都是来自西域的“胡僧”。据史料记载，直到三国时才有洛阳人朱士行剃度出家，从此开了汉人出家的先例。

在古代印度情况则完全不同，出家是十分常见的事，甚至是完成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经环节。早在释迦牟尼出生之前，婆罗门就为再生族制订了四个所谓的“修养期”。

第一个时期叫“梵志期”。到了一定年龄的未婚男子，寄住到专业的婆罗门教师开办的学堂中，跟随他们学习吠陀经典，这是梵志期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是“居家期”。梵志期学业修满后，按照规定，修学者应该回到家中，完成各自的俗务，如结婚生子、持家生活等。刹帝利种姓们，还要完成他们统治国家、管理军队等社会义务。

第三个时期是“住林期”。是指完成结婚生子等社会义务后，不应该沉浸于世俗享乐中，应该为自身的“解脱”做点基础性的工作。

隐居森林，勤修禅定、苦行，借以达到“悟道”的目的，因为不“悟道”，“解脱”只是一句空话。古印度的许多哲学、宗教学说，都是这些住林者通过禅定、冥想，而发现并总结的所谓“真理”。

古印度文化可谓是一种“森林文化”。由于自然环境所致，印度人自古就对森林树木情有独钟。它们不仅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还可以使炎热的气候得到改善，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负氧离子含量高。因此，古印度人世代崇拜树木，并相信在树下修习禅定有益开悟，这种观念在佛教之前就有。直到现在，佛教界仍然将道场、寺院称为“丛林”。

第四个时期是“比丘期”。住林期是为了寻找“解脱”之道，比丘期则是亲身进行“解脱”实践，也就是实地的修行。其方式是彻底脱离俗世，出家为僧，以天下为家，托钵乞食、游化行脚、依律修行，以求解脱。

 

在印度历史上，晚年的出家者，特别是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家的，并不少见。其中最有影响的，要属孔雀王朝的开国之君旃陀罗掘多。这样一位印度历史上的千古一帝，竟然也在晚年放弃权利，随耆那教出家，并严格按律修行，最后终老于森林中。

佛经中记载，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为了打消儿子出家的念头，曾经表示要将王位让给他，自己出家去做比丘，完成人生的最后解脱。

可见，在当时的印度，晚年出家寻求解脱并不是一件稀奇事。

在古印度人的思辩中，欲乐、资财、人道、解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四种基本欲望。追求“解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一直流传到现在。

 

有趣的是，在泰国至今还保留着一种人人都要过出家生活的习俗。在那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安排一段时间，到寺院去过出家生活。其间，出家者必须与寺院的僧人过同样的生活，托钵行化、过午不食、熟读经典、严持戒律。

所不同的是，这种出家生活不一定是终身的，可以按照个人的计划进行，从几个月到几十年。还俗后还可以过各自常人的世俗生活，也可以多次出家多次还俗。

这实际上是古印度四行期传统的一种延续。

 

三、寻求解脱的理念

婆罗门教本来是一种原始的泛神教，只有简单的祭祀行为，没有关于“解脱”的学说。经过一段与土著文化的融合后，根植于土著文化中的“解脱”意识，慢慢地影响到婆罗门教。后期《奥义书》时代，婆罗门大量汲取了土著文化中有关“苦行”、“禅定”、“悟道”、“解脱”的学说，并巧妙地将人道义务与出世修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人生规划（四行期）。

在当时的印度，“解脱”既是哲学领域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宗教修养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于“解脱”问题的思索，不仅限于婆罗门的哲人、隐居的仙人、女性，甚至还包括了娼妇、私生子等贱民阶层的小人物。

这种所谓的“解脱”，是从生理上、道德上、智力上、灵性上，获得绝对的自由，使人格得到最终的完善！

因此，为了寻求解脱，也应该是释迦牟尼出家的一个原因。

可以说，释迦牟尼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据说当时耆那教的创教者大雄，也是走的这条路，他们同属于刹帝利种姓。

 

四、为了亲证

当时的印度有两类哲学家，一类代表了入侵者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一类代表了被入侵者土著的沙门。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婆罗门，所持有的信仰也相当的乐观，他们的宗教就是用来祈祷他们的下一个胜利。而在痛苦的土壤里孕育的沙门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苦修，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好用更加痛苦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也许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沙门影响的佛教，是世界上看似最彻底悲观的宗教。

在各种思想理论最为复杂的时期，为了达到人生的解脱，就是要建立正确的思想并找到提升境界的有效手段。

应该说，获得知识并非一定需要出家，但当时的六师外道，尤其以耆那教为代表的、通过苦行和禅定来实现解脱的手段在沙门中盛行。不出家成为沙门，就无法对质这种理论，无法探求其之“真实”。

因此，只有通过出家，才能投身于氛围之中，才能真正地去体会和辨别，并由此建立新的哲理和思想。

《佛旨正源》认为：单纯的生老病死，不能使释尊下如此之大的决心，出家一定是充满了对正确思想的渴望。

 

五、四门游观

谈到释尊出家的动机，传说中有所谓“四门游观”之说。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释尊生活在宫廷里时，曾出城游玩，出东门见到羸弱的老人，出南门见到病人，出西门见到死人。可是埋在北门看到的是出家人行走的姿态，于是动了心，决意出家。

但根据《佛旨正源》的考证，实际上“四门游观”中关于释尊遇到老人、病人和死人的故事，最原始的佛典里是没有的，后人们也许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释尊出家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