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请您谈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C管理模式中是如何体现的？能否举1-2个案例加以说明？
阎雨：中国管理C模式构建了自洽的管理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以儒家管理思想为主，道、墨、法、兵、禅、易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兼容并蓄，形成了极具系统性、整体性的文化型、伦理型管理思想体系。进一步与西方管理理念、方法、工具相融通，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引领西方管理工具，形成更适用于本土的管理模式。
首先，中国管理C模式深入系统挖掘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国管理思想作为情、理、法相互融合的管理哲学，强调重沟通、谋略的软管理、文化管理，体现在各家的论述中。例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中庸等思想，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无为无不为、道与德、法家的刑与赏、兵家的权变、五德，禅宗的持戒、禅定、慧悟，易经的不易、变易、简易等。这些管理思想具有传承性、开放性，许多以成语、典故等方式深入日常生活，我们日用而不知。因此，深入挖掘这些管理思想的元素，在追本溯源的同时，生动鲜明的呈现中国管理的境界、各家思想的精髓、深刻内涵、表现方式、作用方式，就是中国管理C模式的首要工作。
其次，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家思想虽有百家争鸣之说，但更重要的是文化融合。成中英先生构建了C理论体系，侧重于在哲学领域用西方哲学的语言进行中国哲学的学术解释，借鉴五行模型整理出中国管理思想体系的哲学逻辑。中国管理C模式则侧重于利用整合学说，在管理领域系统解读中国文化。C模式提出易的特点是自强，五家在从不同侧面具体解释如何自强，例如道家是外柔内刚的战略自强，儒家是人事管理的自强，法家是制度建设的自强，墨家是创新的自强，兵家是市场拓展的自强，五家从管理的五个维度建立了纲要与方法，组织通过践行五家文化获得成功后，是禅的归零、淡然、超越，在新的高度上再次精进、自强。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就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循环的管理体系。这是中国管理文化内部融合的体现。
同时在C模式中，实现了中国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工具的整合。以中国管理思想作为核心和基础，基于其对战略、组织、人本、制度、市场的价值指引，与西方管理理念、工具相互贯通，统领西方管理工具应用，使中国管理思想与现实分析更紧密，在实践中可以利用、检验，从而增强了中国管理思想的现实可操作性。经过传统文化的自身融合与工具的融合，中国管理C模式提供了一种管理思想现代化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路。
价值中国：C管理模式是东西方管理哲学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是如何实现的？您如何看待东西方管理哲学的共性和差异？
阎雨：中西方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管理思想。从人性假设这一共性出发是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理论前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人性假设以“性善论”、“性恶论”、“有善有恶论”和“性情论”为代表。西方以“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假设为代表。其中，“性恶论”与“X 理论”、“性善论”与“ Y 理论”、“性有善有恶论”与“复杂人”假设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主体假设的指向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两种不同管理文化的演进方向。
西方管理诞生于外向型海洋文化，哲学基础是个体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研究方法重视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出管理科学的主线，主张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工作流程、管理模型等手段来提高管理的效率，促进人与物的最优结合。将管理放在技术层面，强调用制度、法理、工具实现对组织的控制，表现为刚性管理，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见物不见人”、“重利轻义”等局限性。工具理性的偏颇也引发了巨大的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等，西方管理的目标已经发生偏差。
中国管理哲学诞生于农耕文明，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研究方法强调经验性、基础性。主张“义”重于“利”，追求社会的稳定、组织的和谐。人性假设倾向于强调人性的性善论、可塑性，主张通过价值规范协调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人的内在潜力得到释放，表现为以柔性管理为主。
中西方管理思想主要遵循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两条线索展开，互补与契合是两者的内在逻辑。构建新的管理理论，必须站在中西管理文明的优秀基因基础之上思考，推动管理文化与管理技术的融合创新。
中国C管理模式是东西方管理哲学融合的产物。七家文化整合为管理模型奠定了价值论、思维与方法。中国文化自身具有动态性、开放性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将中国价值理性所彰显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社会责任等伦理因素渗透到西方管理工具的各个环节中，实现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统领，管理表现和谐、可持续等基本特点，同时工具理性也使中国管理呈现出可量化、应用性强等特征。中西方管理哲学的融合实现了追求组织利润与伦理的统一。
价值中国：很多传统中国企业的领导是一个命令者，采用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您认为如何通过C式管理来优化此类管理方式？
阎雨： 权力结构作为组织结构的核心，决定了组织的运行效率，进而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管理活动应与组织所处的具体环境相适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人员结构变化都会对企业的权力配置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对集权文化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儒家的“仁政”思想强调“内圣”与“外王”，强调领导者个人在领导活动中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对于领导者个人素质提出很高要求，并形成了选贤任能的机制，这样的一整套人才选拔与激励机制对于现代企业同样适用。但如果抛开“仁政”的内核与人才选拔激励机制，则无法保证领导行为的理性化、有效性，极有可能滑向权威主义。
在现代社会，环境复杂多变，过度集权或过度分权都难以有效提升组织整体绩效。传统的人才管理理念可以进一步与西方治理理论相链接，在企业文化统一的前提下，适度发展集权与分权、激励与监督模式。以集权保障组织战略及文化的统一，以选贤任能和分权应对动态复杂的外部变化，两者的结合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促进组织绩效提升。
价值中国：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开展，越来越多业态发生改变，甚至形成了倒逼改革的机制，例如《专车管理办法》的出台，那么您认为政府在互联网+时代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阎雨：我国处在新旧产业和动能转换时期，“互联网 +”是转型的核心动力所带动的经济和社会的升级改造，使整个产业的生态、甚至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角色在于塑造环境、制定规则，提供良好的基础研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政府定位必然面临一次系统性的调试。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手段也当然要与“互联网+”相适应，向信息化转变。
价值中国：为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政府管理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具体方向是？
阎雨：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这一关于“互联网 +”的顶层设计明确未来三年以及十年的“互联网＋”发展目标，提出包括益民服务、便捷交通、普惠金融、协同制造等 11 项重点行动，即涵盖了制造业、金融等具体产业，也涉及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方面。从国家层面推动部署，显示了国家战略的前瞻性，将开一场技术性革命。但也对政府信息化假设提出了较高要求，例如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尚未畅通整合，存在“资源共享难、互联互通难、业务协同难”等“三难”问题，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将是未来突破方向之一。其次在民意关注与网络舆情监管方面还可以加大力度。
价值中国：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促进创新创业，政府应怎样发挥其职能？
阎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比较直接的方式是利用税收政策减轻企业总体税负较重等问题，例如研发减免税收、扩大高新技术企业范围、促进企业增加职工培训和实施股权激励等。政府还可以提供科技企业孵化器、公共服务平台、普惠金融建设。创造创新创业环境，以简政放权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助力中小企业迅速成长。
价值中国：您对于价值家的商业模式及资源优势，有何评论？
阎雨：价值家是线上线下互动的柔性化价值链，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有效整合、配置数百万专家学者资源并实现资源共享、随时激发头脑风暴模式促进知识流动、思想创新，并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持续跟踪知识路径及学习行为特点，实现自主学习的路径分析，促进个性化学习与专业服务，是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有效工具，具有显著的专家优势、技术优势。大规模共享与个性化定制完成了商业模式的平衡，增强了用户体验，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价值家是信息文明成果之一，具有巨大的时代特质、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其模式的创新性，价值再造性，知识经济转化性，无疑将引领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