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饥荒

幸好一夜无梦。

我以为会做噩梦的，昨晚睡前读了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那里面太多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恐怖故事。

夹边沟在甘肃，位于沙漠边缘，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反右斗争中，成为关押改造右派的劳改农场。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记述了当年劳改犯们劳动改造和挣扎求生的故事，几乎每一页，写的都是饥饿，对饥饿的恐惧以及与饥饿的斗争。斗争的本质不是政治，而是生存。饥饿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可能只有真正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理解。说实在话，我最多只是接近过饥饿的边缘，嗅到过一点饥饿的气味，窥见过一点饥饿的迹象，离真正的饥饿还有很遥远的距离。所以，杨显惠所描绘的情节，很多于我是真正的匪夷所思。因为饥饿的威胁，一个人可以放弃尊严，出卖人格，可以将自己降格为畜生一样的存在，这对我来说是不可理喻的。

饥饿就是因为缺乏粮食而引起的紧张。这种紧张首先是生理上的，进而会深化为心理和精神上的。最终，会表现为整个生理和心理系统的紊乱，使人生理系统崩溃，进而死亡。在杨显惠的描绘中，死亡这种事情在夹边沟司空见惯，走路走着走着有人就倒下，就起不来了；干活干着干着有人就睡着，就醒不来了。最常见的是睡觉睡着睡着，就永远醒不来了。早起点名的时候有人没有回应，人们自然想到是睡过去了。挨着死人睡了一个晚上，在杨显惠的记述中并不鲜见。在五十年代末的劳改农场，死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件。死人太多的时候，尤其是冬天，尸体就像柴禾一样堆在房前屋后，等到天气转暖再掩埋。

因为死亡是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对死亡似乎不是那么特别的厌恶和恐怖。谈论死亡，似乎就跟谈论生病住院或者回家探亲一样，不会引起特别大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舒服。不过，在夹边沟，死亡是一件比回家探亲还要寻常的事情。真正让人恐惧和厌恶的，其实是饥饿；是那种因为没有尽头的食物匮乏和营养不足引起的生理和心理的恐惧。有时候，人们会给饥饿导致的死亡附加一些意义——一旦饿死就不能恢复工作，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等等，但人们真正害怕的不是死，而是饿。饿是一种你无可奈何的折磨，而死则干脆利落。有时候，与其忍耐没完没了的折磨，还不如干脆一走了之。

每天只有七两粮食，还要干活，而且是体力活。那么点粮食，只够喝稀粥；就是躺在床上也会腿脚发软，眼睛发花的。饥不择食，同时也不择获得粮食的手段。只要能缓解饥饿，没有什么不能吃，也没有什么不能做。补充粮食供给的最体面的途径——在那个时代，在劳改农场，体面已经成为极端的奢侈品了——就是接受家庭和朋友的接济。但是，因为普遍的缺粮，也因为劳改犯与社会及家庭一定程度上的脱节，这一途径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杨显惠的故事中，有的人被打成右派之后，就同时被社会和家庭抛弃了。获得粮食的其他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捡拾秋收后田里落下的粮食也算是体面的途径。有些块根植物，如土豆红薯和白萝卜胡萝卜等，本来就长在土里的，不容易收割干净。在集体化时代，人们对集体劳动不怎么尽心，土豆等残留田中的情形时有发生。也存在故意残留的情况。白天收割的时候故意不收割干净，晚上再收回来归自己所有。但这种情形本质上是盗窃集体财产，属于犯罪。在文革期间，社员在集体土地上捡拾的粮食，是要缴纳给集体的。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因为粮食供给不足，出台了允许社员捡拾田里的残留粮食的政策，社员在收割过程中故意残留粮食的情形变得普遍起来。后来又出现修正性的政策。规定不能捡拾自己村里的残留粮食，于是又出现了村与村之间相互残留的情形。杨显惠的故事，故意残留的情形没有出现。但集体劳作中不尽心工作导致粮食残留从而给劳改犯提供获得额外食物补给的机会就出现了。能捡到土豆、萝卜、红薯这样的好东西固然不错，能捡到玉米粒儿，小麦或者豆荚也不错。有时候只能捡到一点点萝卜缨子，或者红薯藤子，这也不错。因为大家都跑到地里捡东西，一块地被无数次翻过之后，粮食的影子都不见了，就只能瞎耽误工夫。放羊的许霞山有个优势，他可以利用灵敏的羊儿去探查土里的残留粮食，然后自己去刨出来。

实在受不了饥饿的折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粮食，各种野菜，野草。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次级食物”，实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用来替代。虽然人的消化系统与牲口可能不同，但牲口吃不死的东西，人慢慢吃一点，也许不会就要了命。在艰难的应对饥饿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下丰富的探索食物的经验。但是，人的消化系统毕竟不同于牲口，牲口能够顺利消化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可能完全消化不了。进化确实使人的消化系统退化了。野菜可以充饥，营养却很成问题，而且，吃多了拉不出来。很多人就因为吃野菜被撑死了。避免死在这个方面，一是要少吃，还有就是要使用勺子将其从肛门挖出。如果能够获得野兽，可以算是天赐。那时候吃肉，就跟吃唐僧一样困难。其实，不仅人缺乏粮食，野兽也没有粮食，而且它们的粮食供应要更加紧张一些。野兽不仅是人的粮食竞争对手，有时候还将人作为他们的粮食来源。许霞山就曾经在夜间值班时险些被狼吃掉。是他的队友王朝山催他起来干活才无意中救了他的。那时候有一种肉不是那么紧缺，那就是人肉。因为死人很多，而且因为这种事情本身是大忌，所以这里面的竞争不是很激烈。但一个人一旦沾上，就会被周围环境完全隔离开来了。人走到这一步，其实跟畜生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社会性存在对这样的人已经没有多大价值。所以，一个人作出这样泯灭人性的决定，足以证明饥饿的力量的强大。

能够在垃圾中找到可以吃的东西，也要谢天谢地了。食堂扔弃的垃圾中，有时候可以捡到烂菜叶，或者菜根头，当然不卫生，甚至还有毒，但毕竟可以充饥。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会有很多人盯着厨房倒出的垃圾，而且在垃圾倒出来之前，可能已经被捡拾过一次了。劳改犯们私下里吃东西，总是做贼一样偷偷摸摸，或者野兽一样狼吞虎咽。在他们吃生玉米或者谷粒儿的时候，很容易囫囵吞枣。吃进去不消化，会有整粒儿拉出来的。这样，犯人们有时会在野地里找到夹杂在粪便中的玉米粒儿或者小麦粒儿，捡拾回来冲洗干净，又可以充饥了。还有一种获得粮食的情形，那就是偷。杨显惠讲到一个叫做俞兆远的右派分子，就是一个“贼骨头”。只要是粮食，什么都偷，谁都偷。偷集体也偷个人，偷朋友也偷仇人。生存是第一要务，粮食是亲生父母。可以不要脸，但要肚子；可以不要尊严，但要生存。偷最终还是改变了俞兆远的命运，他看着一个一个体面的难友离开了人士，而他的苟且偷生让他见到了自由。在夹边沟的“偷生”生涯中，他总是生吃粮食，回家之后的他，每天晚上不生吃一把粮食就睡不着，睡着了也要做噩梦。

饥饿使人失去尊严，变得险恶，变得疯狂。王朝山因为担心被送往条件比夹边沟还槽糕得多的另一个农场而向许霞山求情，要许霞山想办法将他调到放牧队。放牧队的活计比较轻松，还有许多额外获得粮食的机会，比如许霞山熟练掌握的利用羊儿找粮食。许霞山帮了王朝山的忙。一来，王朝山曾经无意中救过许霞山的命，二来，王朝山说一旦离开夹边沟不久他就会死去，就无法对六十多岁老母尽孝——王朝山的孝心感动了许霞山。可是，王朝山事后对许霞山似乎没有一点感激之情。他有家里寄送过来的一箱子棉子儿面，他一直吃独食，连许霞山看到也不分他一口儿。王朝山不仅小气，而且险恶。许霞山放牧的羊丢了几只，调查来调查去就只有王朝山和许霞山两人有嫌疑。一旦查实，将会被调出放牧队，送往更艰苦的农场下田干活。王朝山好不容易得到放牧队的好差事，担心查不出许霞山的问题会拿他做替罪羊，于是主动检举了许霞山私藏粮食的问题。许霞山是请他吃小麦粒儿的时候透露了自己粮食的秘密的。王朝山的险恶用心被许霞山的朋友知晓，他们决定背着许霞山对王朝山进行报复。他们偷走了王朝山棉子儿面，过不多久，王朝山就因为短缺粮食而饿死。

杨显惠描绘的情形，发生在我们的父兄一代身上。现代中国人的饥饿记忆，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五八年大跃进。夹边沟的事件，可以看成是五八年灾难的一个构成部分。在我们记事的时候，老人们还经常说起饿死人的这两个时代。在我们乡下，饿死人的情形应该不多，毕竟那时候山上还有很多政府无法控制的食物来源。据说在城里，有时候一车一车的死人被拉到城郊掩埋。怎么会粮食缺乏呢？大地孕育了生命，也会准备基本的供养生命的生活资料。有土地在那里，有阳光、空气和水分在那里，怎么会没有粮食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人既是粮食的消费者，又是粮食的生产者。作为消费者的人总是要吃粮食的，而作为生产者的人可能没有去生产粮食。干什么去了，搞政治斗争去了。五八年明显的就是这种情况。粮食播种下去了，但在秋收的季节，社员们被要求去大炼钢铁。粮食就这样烂在地里。

在我记忆深刻的七十年代末，也有过粮食紧张的时候。那时候城镇居民的粮食供给出现严重困难，有一半左右的食品供给，采用的是红薯片。曾经一度，因为粮缸被清空了，家里已经在为晚饭准备野菜了。但最后一刻父亲还是用马驮回了玉米。那时候的情形跟五八年没什么不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将社会资源转移到非生产的领域。人有吃饭的口却没有干活的手，粮食短缺怎么能避免呢？

2016/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