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一个休养期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为什么需要休养？从世界经济形势看，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带动的潜力有限；从中国经济自身发展趋势看，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成就巨大，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客观需要有一个休养解决阶段。经济休养的时间可考虑5到10年左右，也就是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应主要体现休养精神。如何休养，主要任务是消肿、固本、强基。另外，在修养期，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调整到5%左右即可。另外，经济休养需要成本，这成本需要全民承担，因为政府负担最终也是群众负担，但富人应多承担一些。为此，建议在修养期提高财产类税收和高收入人群类税收。
关键词： 中国经济 休养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面对增速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下一步如何走，有悲观论，也有乐观论。笔者认为，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乐观，但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中国经济目前应进入一个休养期。进入休养期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发展方式，通过休养为未来更快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为什么要休养
（一）从世界经济形势看，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带动的潜力有限。
首先，世界人口的快速膨胀对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严重挑战。从1804年到1927年，全球总人口从10亿增至20亿，期间花了123年；到1959年增至30亿，期间花了33年；到1974年增至40亿，期间仅花了15年。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70亿大关。目前，地球人口增长速度，大抵每12年增加10亿，按照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预言，2100年全球人口将达100-150亿。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基地更预言，2050年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92.02亿。全球人口增速越来越快的原因，包括战争减少、生育率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和人类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等。由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明显更高，且越贫穷越高，导致大量新生儿诞生于贫困地区，造成严重人道灾难，而人口的继续膨胀也给资源和环保带来压力。随着人口增长，人类活动和污染导致的极端天气频繁出现。森林、土地、蓄水层和资源被毁使许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更加难以让人生存。当土地不能再养活农民时，他们大量拥入城市，导致贫民窟数量激增。另外，人口增长带来食品价格飞涨，也导致许多国家不断发生抗议和骚乱事件。另外，发达国家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愁人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在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30至34岁的女性中，43%没有后代。到2050年，德国新生婴儿数量为现在的一半。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在有关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韩国超低生育率如果持续下去，2029年起韩国经济可能转为负增长。韩国官员也称，韩国有可能因为缺少人力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失败。俄罗斯大力鼓励生育。一些俄议员还呼吁征收“不生育税”，要对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无论其成家与否)收取2%到3%的不生育税。
其次，世界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对世界经济均衡稳定发展提出了严重挑战。世界贫富差距拉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世界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在殖民统治时期，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从3∶1扩大到35∶1，部分原因在于欧洲列强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形式从南方国家掠夺了大量财富，而现在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将近80∶1。根据乐施会一份研究报告，目前全球最富有的85人的财富总额，相当于世界上35亿最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在印度，少数精英掌握的资产在印度全国所占的比例由2003年1.8%上涨到2008年的26%。同时该报告指出：经济资源很大程度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给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造成威胁。人类并没有共同向前，而是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作用下愈加分离，不可避免地加剧社会紧张，令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更高。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评估了31项全球性风险的严重性、发生概率和潜在影响力，认为长期的贫富差距扩大将是未来十年最可能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的风险。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正期盼新重大科技革命的出现。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是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首先发生在英国，并以英国为主体，以轻工业为主导，以蒸汽动力为主要标志。第二次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电力的广泛应用。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是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使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也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也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学家熊彼特就认为，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是创新。根据重大创新，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波：1）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时期；2）1842—1897年为蒸汽和钢铁时代；3）1898年以后为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世界科技也在不断快速创新，比如系统科学的兴起，以及电子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以及生物工程的重大突破等，有人甚至将以上科技创新归为第四次、五次、六次科技革命。但笔者认为，目前，真正影响世界的重大科技革命应是前三次，而后面的革命，只是前面革命的进一步延展而已。目前，世界正期盼更重大的科技革命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更重大的科技革命笔者认为应属于循环经济范畴，也就是世界科技应在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方面应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同时，这种突破在经济活动中要有大规模运用，才构成经济发展的真正推动力。从重大科技革命产生的时间间隔看，大体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产生，都需要百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第四次重大科技革命出现的时间，笔者估计应在本世纪50年代左右，或提前一二十年，或推后一二十年，都有可能。目前，我们正处在重大科技革命产生的前夜。
第四，目前，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就是意味世界经济周期进入低谷的新表现。“新常态”，是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在2009年初一次论坛中提出。在2010年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新常态”成为大会主题词。一些与会者普遍认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尽管“新常态”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世界经济从最初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国际金融危机，这种多米诺模式，引起全球经济前所未有分化。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攀高。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不同程度经济减速，甚至衰退。这一切都表明，全球经济原有运行模式难以为继，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需要寻找新的动力。
（二）从中国经济自身发展趋势看，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成就巨大，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客观需要有一个休养解决阶段。
首先，产能过剩构成经济进一步发展一大制约。产能是生产能力的简称，产能过剩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在79~83%之间都属于正常状况，如果超过90%就认为产能不足，若低于79%就属于产能过剩。目前，我国主要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基本在70%至75%之间，2012年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2013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产能利用率为78.7%。另外，我国一些新兴产业方面也有不少产能过剩。据报道，风力发电机组制造业目前产能闲置逾40％；光伏产业产能也严重过剩，据工信部下属的光伏产业联盟对所属160多家企业的统计，产能己经达到了35吉瓦，全国光伏企业总产能在40吉瓦上下，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装机量还多。中国的产能过剩不仅制约中国经济均衡发展，也制约世界经济均衡发展。严重的过剩产能使中国成为贸易制裁的第一大目标。据总部位于伦敦的贸易研究机构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向《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The Wall Street Journal)表示，在钢铁、铝、水泥、平板玻璃、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组件这六个中国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自2009年1月份以来的所有贸易制裁案例中，有75%的制裁目标是中国。OECD发现，总体来看，中国在同期有大约46%的时间被列为国际制裁目标。美国的比例为34%，欧盟为43%（数字之和大于100%，因制裁措施通常针对多个国家）。另外，由于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是原材料消费大户，国内的过剩也传导给了全球。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全球有60%-70%的铁矿石被中国进口，其中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是中国铁矿石主要进口国，澳大利亚80%的铁矿石出口给中国，由于中国需求的放缓导致全球铁矿石价格大跌50%左右。不仅是铁矿石，包括石油、铜、贵金属等大宗商品也大跌35%-40%左右。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的的增长放缓是推动石油等大宗商品下跌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国内贫富差距拉大亟需政策缩小。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虽然连续第6年下降，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另外，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会对一个国家发展产生诸多危害。一是由于资本赚钱更容易，劳动赚钱更困难，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二是会进一步固化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贫富差距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容易通过代际转移形成阶层，导致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三是有关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四是会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五是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六是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曾警告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改革财政体系并推进政府改革，以缩小这一差距。
再次，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大。我国人口多、资源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弱。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约40%，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我国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近1/5，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近年来水污染事件频发、雾霾天气增多，不少地区的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第四，人口老龄化日益成为重要问题。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同时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从2001年到2020年是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从2021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一是在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国家将面临巨大压力；二是在增加老服务设施方面国家也将面临巨大压力；三是代际冲突加大，将进一步加大社会管理压力。为此，需要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
第五，政府债务成定时炸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冯兴元研究，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负债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层次众多，结构复杂。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最近数年各项改革措施所积累下来的。二是透明度较低。从财政分灶吃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债务主要是拖欠、发债、向银行借款等显性债务；《预算法》实施以来，大多数债务转为隐性或者或有债务，但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三是债务规模庞大。据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8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财政部测算，如果将后两类债务按近年来政府实际代偿比例折算，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有12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借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超过4万亿元。四是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以开发支出为主，但各地区各层级有所差别。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债务中用于经常性支出的比例更大。从政府层次来讲，省、市两级和条件较好的县级政府更多以融资进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而形成的主动负债为主，而条件较差的县级政府则虽有前种需要，但更要顾全农村经济建设的需要，主动负债和被动负债并行。五是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可能危及财政与金融稳定。欧盟对其成员国政府设置的债务警戒线是债务余额占当年G D P的比重不超过60%，财政赤字占当年G D P的比重不超过3%。尽管学界对具体比例仍有争议，但这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债务参照系。中国公开的政府债务尚未超越这些警戒线，但地方政府及其所属公共企事业单位举借的民间隐性债务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甚至本级权力机关的统计和监管之外，处于失控半失控状态，是诱发和加剧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大隐患。
第六，粮食安全成重要问题。现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源自上世纪70年代初的全球粮食减产，当时全球粮食储备由18％下降至14％，粮价上涨2倍，导致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为应对危机，1974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下称“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首次提出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的定义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证世界谷物年末最低安全系数，即当年末谷物库存量至少相当于次年谷物消费量的17％－18％。一个国家谷物库存安全系数低于17％则为谷物不安全，低于14％则为进入紧急状态。1996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对这一概念作了新的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可谓实现了粮食安全。这其中包括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世界各级均要实现粮食安全。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已成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农业日报》报道，2014年我国谷物净进口达1874.7万吨，同比增38%，其中高粱大麦进口猛增。按我国传统粮食定义和口径，2014年粮食进口总量达1亿吨，其中大豆进口7140万吨，谷物进口1952万吨，薯类（主要是干木薯）进口867万吨。若将541万吨玉米酒糟作为玉米制品纳入粮食范畴，粮食进口量达1.06亿吨。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已从粮食净出口大国转变为粮食净进口大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粮食生产，决不能建立在依赖进口的基础上，保障粮食安全意义尤为重大。否则，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得出的结论就会真变成现实。另外，我国粮食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历经近十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对比“七五”时期，全国表层土壤中无机污染物含量增加比较显著，其中镉的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到40%。工业污染、城市污水、过度使用化肥……在种种污染源侵蚀下，土壤安全正岌岌可危，土壤污染问题正严重动摇我国粮食安全根基。
第七，精神道德问题日益严重。一是精神焦虑抑郁越来越普遍。据统计，我国15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17%，其中抑郁症约为5%，焦虑症约5%，药物、酒精等物质依赖症约5%，重度精神疾病患病率为1%。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约1000万人，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人。有调查显示，我国职业人群中，超过50%人群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症状。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负担的排名中已超越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位居首位，占总负担的五分之一。二是道德滑坡严重。诸如：毒奶粉问题、地沟油问题、恶性案件问题、贪污腐化问题、坑蒙拐骗问题等等，类似问题层出不穷。
二、如何休养
（一）休养时间。
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中国经济休养正当其时。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休养的时间安排可考虑5到10年左右，也就是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应主要体现休养精神，按照休养原则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经济发展方案。
（二）休养期主要任务：消肿、固本、强基。
消肿，主要是消除过剩产能，为经济瘦身。但瘦身不能太急，需要平稳缓慢，否则，经济震荡太大。另外，在瘦身的同时，要大力提高经济素质，要大力发展高素质产业。
固本，主要是要为经济发展培植元气。经济发展的元气核心是创新。为此，需要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如何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一是要建设公平制度。有公平，创新就有合理回报，自然就鼓励创新。二是要注重人力资本建设。人力资本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知识建设、心理建设、身体建设多个方面，不能仅注重知识建设。另外，资源和环境也是经济之本，固本也包括保护环境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强基，主要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为此笔者建议国家资本直接进入农业领域，大力发展一批国营农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体现“新”的特点，更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特点，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另外，城镇化建设，更要注重农村本身的城镇化，而不是原有城市自身的扩张。要以现代农业为主动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不能再建设一批产能过剩企业，或盲目扩张房地产。
另外，在修养期，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调整到5%左右即可，不要追求过高增长率。
另外，经济休养需要成本，这成本需要全民承担，因为政府负担最终也是群众负担，但富人应多承担一些。为此，建议在修养期提高财产类税收和高收入人群类税收。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
2.[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 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3.宋圭武：《大国路径：中国发展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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