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的一片质疑声中，食药监总局4月6日针对上海公安部门破获的1.7万罐假冒名牌奶粉案再发公告表示，国产奶粉品牌贝因美也卷入此次假冒奶粉案中。食药监总局方面还表示，此前之所以公布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的信息，主要是提醒消费者不要恐慌。专家质疑，“非婴儿奶粉”冒充“婴儿奶粉”是如何符合国家标准的？符合的是哪一项国家标准？媒体追问，从上海检方公布的信息来看，1.7万罐假冒奶粉涉及“多个品牌”，但之前仅公布了雅培一家，如今总局方面又公布贝因美卷入，那么“多个品牌”是否还有其他品牌没有公布？（据2016年04月07日京华时报）
http://news.ifeng.com/a/20160407/48378561_0.shtml
往孩子奶罐里掺毒使假，三鹿三聚氰胺事件时登峰造极，总以为经过了那次国际教训，痛定思痛的监管层会痛下决心，但上海1.7万罐假冒名牌奶粉案后食药监总局一个蹩脚的安民告示，再次把监管缺位的软肋暴露在世界面前。
这不能不让人回想起北京奥运之年的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同样是奶粉问题，同样是掺杂使假，当年，丑闻被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北京奥运为幌子掩盖，最终揭开丑闻的是三鹿最大海外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根据新西兰政府的说法，恒天然公司在2008年8月份得知奶粉出现问题后，马上向中资方和地方政府官员要求召回三鹿集团生产的所有奶粉。不过恒天然公司经过一个月多的努力未能奏效，中国地方官员置若罔闻，试图掩饰，不予正式召回。恒天然只好向新西兰政府和总理海伦·克拉克报告。2008年9月5日新西兰政府得知消息后下令新西兰官员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此次事件，中国政府才严正对待此事。
监管者面对食品药品问题，应有的态度是立即昭告天下，让危险暴露在阳光之下，第一时间切断危险传导链条。同时，面对不法经营者拍案而起，立即启动法律程序，砸掉掺杂使假者的饭碗，真正“罚就罚他个倾家荡产”。
然而，一次次食药品安全事件后，地方政府选择了息事宁人，以维护地方声誉形象为由屏蔽真相。甚至有地方监管者披露食品安全事件后，被地方政府领导严厉批评。试想，当地方脸面重于人民生命健康权时，百姓成为率先被抛弃的一方，谁来守护社会安全底线！
从三聚氰胺事件到1.7万罐假冒名牌奶粉案，监管者置国人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不惜以权力撒谎的方式，掩盖监管缺位的真相，试图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表现的行政冷漠，正是底线失守的社会根源。
某奶制品企业卷进危机事件时，有关企业到港危机公关，以供港产品生产标准比内地严格的说辞，试图安抚香港消费者，一时间舆论哗然。
国人赴日本抢购马桶盖的新闻，曾让我们反省日本市场的另一面，即最好的产品留在本土，优先供应本国国民。与之相反的是，中国长期以最好产品出口境外，以歧视国内消费者的双重标准，暴露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尴尬。待许多人走出国门，看到同样的中国制造，中国价格比外国价格高得多，心底的屈辱再次升腾起来。
分析中国式监管缺位的成因，可以从大量监管者赢家通吃的典型案例中找到。被执行死刑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广东商人行贿东莞2名环保局长超5000万，其中吴湛辉有“亿元贪官”之誉。2015年“8·12”天津爆炸案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栋梁被任命为国务院调查组组长，3天后即被替换，当年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靠药吃药、靠环保吃环保、靠安全吃安全，这样的监管牟利，让他们以权力寻租的方式公权私用，与被监管者沆瀣一气，监管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向了利益集团一边，上演的必然是贼喊捉贼的闹剧。
我们在社会失信的岔路上走得太远，陷入了底线失守的社会恐慌。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到了信用治国的文明境界，有的人切实体会了失去信用寸步难行，绝大多数人像爱惜生命一样呵护自己的信用。于是，我们看到，未成年人不能买酒，不敢让人知道喝了酒，因为卖酒者不敢违法，房东会举报违法；中国在美8000留学生被退学，学习表现差、学术不诚实成为热议话题。
在信任危机日趋严峻的当下，一个互害型社会正在威胁我们的生存环境，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无法逃避又无能为力。
中国信用重建请从公权力不撒谎开始！
2016-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