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确认识库滋涅茨及刘易斯的收入分配学说

（一）库滋涅茨及刘易斯的收入分配学说的运用有严格的外部条件约束

 总体来看，库滋涅茨及刘易斯的收入分配学说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化初期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由居民在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的。根据这一理论学说，只有在工业化初期居民在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占有上出现较大程度的不平等，才会导致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主导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居民之间形成较大差距，从而出现该理论所推导的工业化初期会进一步拉大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结论。

2．根据这一理论学说，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使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就要求国家一方面通过加强教育投入的方式，提高居民基本素质，以进一步提高居民未来可能获取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累进税制的设计，平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此达到随着工业化发展，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目的。

3．要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目的，就必须使经济发展进入新兴工业化阶段，使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得到大幅提升，由此进一步缩小其与资金、资源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4．该理论学说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得到验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分工，摄取了大量发展中国家财富，一方面通过增加发达国家内部居民补贴的方式，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消费品，保证了居民的消费质量。因此，未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能否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能否复制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5．农业人口基数较少。根据这一理论学说，只有在一个国家农业人口相对较少的背景下，才有可能通过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通过工业化的发展，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农村人口数量庞大，那么，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很难出现刘易斯拐点。

6．根据刘易斯经济拐点的理论学说，一般而言，只有在国家保持了自己独立的经济运行体系，国家城市与乡村之间充分实现了物资的互相流动，由此实现了农业劳动率与工业劳动率的相对均衡时，才会实现刘易斯拐点。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发展对外贸易的方式，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且农村人口主要是以出卖青壮年劳动力的方式进入城市，则很难出现所谓的刘易斯经济拐点。

以上六个条件，是笔者针对库滋涅茨及刘易斯的收入分配学说所提出的模型特征进行的总结，从上述六个条件的运用情况来看，全球只有为数不多的少数国家才能符合这一条件。

（二）以上理论学说所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满足情况

1．目前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资金、资源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由此导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理论上而言，中国在工业化阶段所出现的资源、资金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特征符合库尔涅茨的理论学说，但是，从实践中来看，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我国工业化发展中，一些拥有资源、资金的市场主体多数为国有企业，既然是国有企业，财政完全可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平抑这种由于资源和资金占有不平等而出现的居民之间收入不断扩大化的差距。而从财政再分配的实际效果来看，由于受资源定价不科学以及企业内部财务约束乏力影响，财政并没有较好地发挥其再分配职能，国有资源、资金性企业将这种生产要素分配优势转换成了企业内部职工的福利，最终使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中国目前的发展更多地是基于相对优势的贸易理论，通过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方式来推动自身发展的，这种发展方式存在着以下两种弊端：一方面中国的加工贸易处于低端环节，价值增值很少；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所取得的货币为国际信用货币，其自身存在不断贬值的趋势。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不能通过税收的方式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平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居民也不可能通过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提高收入水平，大量的利润被外商及中间贸易商获取。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如果不转变目前的发展模式，我国不但很难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全球贸易分工的方式来平抑居民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而且在既有贸易分工格局下，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拉越大。

3．理论上而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财政收入总量必将大幅提高，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再分配的方式，去平抑居民之间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但是，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受经济发展层次较低影响，地方政府在国民收入增量中占有的比重较低，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卖地等存量资源货币化的方式取得财政收入，由此决定了政府很难通过持续的财政支出方式，去平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4．与库尔涅茨和刘易斯理论所提出的假设条件不同，中国农村劳动力多数是进城打工的，劳动力素质较低，多数劳动者主要以出卖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并且这部分劳动力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前的人口培育，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负面影响的逐步呈现，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正在不断降低，“人口红利”正向“老龄负担”进行转换。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与劳动力真正地参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由此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只是进城打工而已，由于其工资水平较低，多数农民工很难实现就地城市化。

5．我国的经济结构更多地是建立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之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更多地是为贸易出口服务的，而不是服务于相对独立经济体系下城乡之间的物资互流，由此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下的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之上，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目前发展模式下的城市化，不可能在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相对均衡的基础上顺利实现。

6．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大量外资成份，由此决定了每年有一定比例的国民收入将流出国外，此点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摄取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不同，由此决定了我国财政很难在收入增量规模大幅扩张的基础上，通过财政再分配的方式，平抑居民之间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

7．我国通过贸易出口的方式取得的信用货币不能转换为使用价值而且还面临着贬值风险，由此决定了这部分收入很难转换为居民的福利。当前我国通过贸易出口的方式积聚了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这些外汇储备不能通过与国外进行贸易互补的方式，进口国外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以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外汇储备主要表现为信用货币，在美元等信用货币不断滥发的背景下，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还面临着贬值的风险。由此决定了我国很难通过贸易出口的方式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也很难通过财政再分配的方式,将巨额外汇储备用于改善民生，用于平抑居民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

8．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大起大落，由此决定了我国农村人口供给在未来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将对目前我国工业化模式形成挑战。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现阶段进城的农民工多数是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在人口出生率大起大落的背景下，城乡之间人口未来如何流动？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一方面给现有工业化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也给现在推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带来了不确定性。

9．理论上而言，居民之间收入水平可以通过其所拥有的流量形态货币收入和存量资产的货币化形态来进行衡量。从实践中来看，在经济货币化条件下，居民取得的信用货币正面临着贬值风险，而居民之间在抗通胀的能力上存在着显著差异，由此决定了目前居民以流量收入为代表的收入总量，并不能成为衡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程度的依据。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一些依靠流量收入生存的居民，其实际生活水平将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一些拥有资源和能够带来稳定收益的存量资产的居民，将受益于通货膨胀。由此可见，在信用货币条件下，居民之间由于资产结构和收入渠道的不同，其实际收入水平受通货膨胀影响也会出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