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哪种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或较小，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作的分析，他的分析已经通过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按其一贯说法来看，斯密作品的主要其他结论都是依据劳动分工基本原则推导而来。
斯密的结论对经济所有层面带来重要影响。正如施本格勒（Spengler）在其所著的《国富论读书笔记》就劳动分工的说法指出：“用庞巴维克（Bohm Bawerkian）的话来说，生产变得更为迂回。”迂回生产，即劳动分工细化，让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日益增加。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间接投入相对直接投入有所增加。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00年前，会计只使用笔、纸和简单的计算工具，所需的生产人数相对较少。现在，会计要使用电脑、软件和互联网，总共所需的生产人数成千上万。另举一个例子，一个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可能包含一个庞大的生产部门，但仅占价值15%的汽车生产过程是在此产生，另占价值85%的汽车部件和其他中间投入生产则是在别处产生。
而且，这占价值85%的汽车生产过程所需的中间产品并不是一次性外部劳动分工就能解释的。这些部件生产是通过数以万计的研发人员和科学家的工作加以改进，而这些研发人员和科学家是数十万教师、大学讲师所培训的。这种劳动分工细化的过程，完美演示了斯密的分析。
马克思则把同样的过程概念化为“劳动社会化”。马克思得出此结论的过程与斯密如出一辙。但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述这些结论，或者甚至区分斯密的“劳动分工”与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化”说法——这两种说法可谓异曲同工。仅仅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统计学已完全证明，斯密与马克思的结论是正确的，从而确定了何谓经济供给中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