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贪官被查时选择自杀？
官员们没有傻瓜，他们的自杀，也是权衡利弊之后的“明智”选择。自中央强力反腐以来，官员自杀的消息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闻。说到官员自杀的原因，因为患了“抑郁症”而自杀的少之又少，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腐败问题暴露了，是一种畏罪自杀。因此，可以说自杀是一些官员“明智”的选择，因为选择自杀，可以给自杀的贪官们带来不少“好处”。
一,为了保名节,中止调查。
大多贪官平时都是赫赫有名的领导干部，社会地位高，影响面广，把脸面看得特别重要。如果自己觉得出了问题，心理压力大，既不想坐牢，又不想受苦，更不想丢面子，所以在案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时自杀，使之成为一件“迷案”，有的还称病而自缢，从而来保护自己的名节。自杀可以中止对其腐败问题的调查。不少自杀的官员之所以选择自杀，乃是因为他已得知自己严重的腐败问题再也掩盖不住了，如果真的把自己的腐败问题查清了，有可能也是一个死，或者被判处长刑。与其死在刑场上，死在枪口下，或者在监狱里渡过那漫长的囚徒生活，倒不如来个一死了之。那就无论自己的罪行多大，也就死无对证了,想查他的问题也无从查起了。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
二,是可以保住贪贿的巨额财产。贪官们知道，纪检机关一旦立案，接下就会对其家、办公室及他生活过的地方进行搜查，对其银行账户进行调查、查封。自己说不明的巨额财产就会暴露，就会被追缴、没收，自己几十年搜刮的“成果”也就付之东流，换来的也只能是人财两空了。与其让纪检与司法机关把自己那如山的财富收归国家，就不如以自己的死来保住攫取的财富，留给妻子、儿女们了。以一人之死，换取全家日后的“幸福”难道不是很划算吗？
现行法律规定，涉案官员是否犯罪、其钱财是否属于赃款，只有法院才能判决，纪检部门或者检察机关的认定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于是贪官只要在法院宣判前成功自杀，案件就无法进入法律程序，诉讼就要终止。这也正是贪官频频自杀的背后原因所在——中断查案线索，从而保护家人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由于死无对证，让有牵连的贪官逍遥法外逃脱制裁。
三,是可以保护更多的贪官。所有贪官的贪贿都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相互牵连荣辱与共的。自己如果被调查，那么，自己那数不清的财富是怎么来的要说清，以什么手段攫取的要说清，哪个贿赂的更要说清，自己的官是花多少钱、从哪个大官手里买的，也必须说清，如此来，自己的倒霉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让更多贪官暴露出那腐败的“真迹”。与其让那么多的人陪绑、陪死，何不来个以死掩罪，也就是以自己之死来掩盖更多贪官的罪行，保护更多贪官的官位、财富与名声。如此，自己死后还能给那些被自己掩护下来的贪官们以合理的解释，比如说什么这个官的死是因为患上了抑郁症之类的说辞，弄好了死后还可以被称为“同志”，与被拉到刑场枪毙不知要好多少倍，如此为何不去自杀呢？
四,是在位贪官的威胁。贪官们知道，如果自己被调查、被双规，那些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在职、在位的贪官们是逃不掉的。而那些在职、在位的贪官为了自保，一方面会千方百计地把落水的贪官捞出来，如果捞不出来，那就以各种方法给其施加压力，指出如果把其他贪官特别是更大的贪官揭发出来的可怕后果。在那如山的压力之下，落网的贪官只能选择自杀以保护更多的贪官，以期得到他们日后对其家人的眷顾。那些在职、在位的官员们在给自杀官员作结论的时候，往往把他们自杀的原因归于“抑郁症”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结论,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才是治理腐败,防止官员自杀的治本之策
贪官们选择自杀，是对反腐败的抗拒，是以一人之死换取更大利益的狡猾伎俩。但愿我们的纪检机关看清自杀贪官的真实目的，不能让自杀的贪官一死百了。既使他们死去，也要让人们知道他们自杀的真正原因，如此才可以做到不让他们把罪恶留给子孙与家人，不把罪恶带到阴曹地府。
对于这种越来越多贪官的非正常死亡，法律当有所应对，而不应再死守“人自杀了就不再追查”的旧规。贪官就是自杀了，也要一查到底，没收赃款，而不能让其家人或其他既得利益者钻法律的空子。
官员周围非法制生态环境,是大面积产生贪官的主要原因。贪官们自己也丧失对法律的信心,贪官们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他们更相信内部的单方面的汇报，相信内部的批示。等到他们自己犯事，贪官他们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为他查明澄清事实，请律师辩护只是演戏多化钱，不如冤枉全认,还可以从轻。成克杰、刘方仁、王昭耀，都是这样看待法院和律师的。所以他们出事根本不想请律师，请律师是根本没有用的，判决方案早就讨论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了解中国司法内幕的人，越会选择自杀来一了百了，可以避免侦查中的被折磨和屈辱，避免害了家人，避免害了亲属，避免害了朋友（中国受贿案抓证人几乎已经是百分之百），同时还可以保住赃款，保住其它的贪腐同僚和上级，为自己的家属求得一个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
因此,中国只有回归“法制反腐败”制度反腐，真正发挥检察院的独立检察作用，坚持公开的司法程序，坚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坚持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功能，坚持听取律师的理性分析和抗辩，中国司法才能回归理性，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