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川人民的贡献
作者：张瑞生
过去，我一直认为，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人没有越过黄河，使陕北人民民免遭了战争的蹂躏。另外从当地的历史资料上看，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也没有在大革命和解放战争中的烈士多。因而片面认为在抗战中我县对战争的贡献似乎稍逊其他地方。今天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给我讲述了战争中的一些逸闻趣事，让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这位老人叫杨定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从解放后一直担任大队书记直至年龄大了才离开岗位。他是全县比较先进的队干部，此人向来不会胡吹冒撂 ，说话的可信度比较高。他说抗战时期，他已经十五岁了，许多事情记忆的很清楚，有时有些事情他自己还亲自参与。他给我讲述了当年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更进一步了解到那段峥嵘岁月中民间的历史真相。
关于交送公粮。从有关资料中我得知，三七年，全县公粮为一千一百石，而到四一年猛增到两万石（按照现在计量单位计算，每石约为四百斤左右）。也就是说，五年时间延川人民负担增加了将近二十倍。除此之外，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青壮年外出工作和参军的人数与日俱增，这部分家属占到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除给交送非常沉重的公粮之外，每五户人家就要负担一户军、工属的生活。当时叫代耕制。具体方法为，这些失去劳力的家庭，必须由本村的农民负责他们的农田种植作务和收割晾晒，还要为他们负责烧柴和担水等家务劳动。客观一点说，这部分劳动量还是蛮大的。因为这样等于普通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当然最让群众负担不起的是那交公粮。当时为了支持战争，边区实行率进税制度，你的收获越多，征调的公粮就越多。县志上记载，当时最多的一户一年上缴十八担公粮（约合五千四百多斤）。杨定兴告诉我说，他们周围最多交了十石粮食。按这个比例计算，农民大部分粮食都被机关和部队消耗掉了。他说最难的是如何才能把粮食交进去。以他们村为例，谷子要在碾子上滚成小米，品质要达到吹米不见糠。最为困难的运送。他们村距离交粮地点甘谷驿镇有七十华里。那是生要素落后，主要运输工具是人背毛驴驮，而且道路也不是很平整，中间还要翻一座大山。每天交粮食都要鸡叫时动身，到完成任务后，太阳已经下山，返回的路相对比较轻松，但是无论牲口和人都处于极端疲劳状态，走上一半路程后，必须在有水源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割些草，让牲口吃一会儿，喝点水。同样人也是一样，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也要吃点干粮，喝点山泉水。那是没有污染，山泉水虽然冰冷，但喝下去不会生病。正因为交粮如此麻烦和劳累，因此一些光景好的人家直接拿着钞票在距离交粮较近的地方，去买别人的小米，然后交给政府。这样光交一次粮食就需要二十个小时左右，其中的劳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当然，也有比较方便的时候，如果正遇到部队路过当地，就可以就近交完了事。
战争年代，延川老百姓还有一项更为沉重的负担，那就是支差。据县志记载，有的村民每年要无偿支差一个多月，牲口大约有十八天之多。杨定兴告诉我，他们村在抗战时期，平均每天常有四五个精壮劳力去为部队服务。有时会更多，即使按这个比例计算，也就占去总劳力的八分之一。他回忆起一次由山西抗日战场转运伤员的一件事时说，当时他们归禹居区管辖，区下面还有八个乡，乡政府所在地每天要有一名招待员，实行轮流制联系各村的工作。乡里一旦要某村派人支差时，就由招待员通知下面村长，村长迅速派遣劳力，完成任务。杨定兴说一次他们村一下子接到要派十个人去运送伤员。村长接到命令，立即跑到山头动员人力，一位农民正在种地，隔着山头喊道，我刚刚轮流过，不应该由他去。村长大声喊道，任务重了，已经轮到你了，耽误了要由你自己负责。这位农民使劲赶着牛，将尚未犁完的地快速下种。临近下山时喊着自己的妻子，赶快烙上两张饼子。回家后干粮已经做好，他喝了一大碗凉水拿着干粮去追干别的人。走了十里路才赶上人家。他们的任务是要把伤员从禹居送到六十里的甘谷驿。杨定兴回忆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西与日本人打仗，受伤的战士先由山西送过黄河，进入陕西境内延川县，然后分行政区域有农民抬着送到延安。这样算下来，光一名伤员，群众要抬三百多里路程，方可送到延安治疗。当然要送到延安的是重伤员。其实在离延水关不远处有个收容站，专门收治伤势不严重的轻伤员，在哪里疗养一段时间后，马上又返回抗战前线，那些中度受伤者，在离延川县城十华里处，还设立一个八路军总医院。也曾收治过不少伤病员。在这些医院里，专业医务人员比较少，大部分是从学校抽调青年学生，让他们一边实习，一边进行简单的救治。这些人在学中干干中学，很快就能胜任工作。由于伤病人员较多，一些包扎救治后，需要回复的，县政府组织群众，安顿在老乡家里。曾经有伤员叫李密，他在后来回忆了在永坪一家老乡家里，昏迷不醒，医生受到当时条件限制，已经对他判处死刑。这位老乡无微不至，省吃节用，给他做最好的食物，硬是把他从死神那里拉了过来。这些伤病员运送护理康复以及医院一些开销，包括吃饭烧柴，都要当地群众负担。加上当时没有电话，好多上级指示，要通过书信传达。一位老先生回忆说，那时大人劳动支前人手不够，就让小孩子送信。一些七八岁的孩子成了传替信函的主力军。特别是当时信上如果有三根鸡毛，那就是最重要的了，丝毫不敢耽误，必须以跑步方式送下一个村庄。他回忆说那时晚上特别害怕碰到狼路上稍有个黑影，便心里紧张，头发就会端竖起来。这些儿童团还要站岗放哨，村上来人要进行盘查，如果没有路条，就要交来大人进行审核。还有一位老先生回忆了一件事，至今听起来让人感动。他说他叔父是村长，一天晚上要送伤员，已经无人可派，只好将他这个十二岁孩子派去抬担架。由于年龄太小，跟不上大人步伐，加上路况不熟悉，他便跌倒在地，伤员也从担架上跌落下来，疼得直叫唤。大人一看闯出大祸了，举手就要打他。这个伤员倒也通情达理，对他们说，他还是个孩子，千万不要打他，都是我受伤了，把你们害成这样。大人们说，你是为了打日本人才受伤的，都是日本鬼子把我们害得。就这样一晚上他来回走了八十华里路程，才把伤员送目的地。
当然抗战时期群众负担远不止此。延川人民为防止日本人渡过黄河，在黄河两岸修筑大批军事设施，以供河防部队使用。除此而外，群众还要协助八路军进行昼夜巡逻。妇女还要做军鞋和衣服。当时日本人利用一些汉奸打入到部队和政府机关，窃取情报、策反根据地部分人员制造事端、杀害领导。当时在陕北，日本人扶植起来一个反动组织，叫黑旗军，曾经策反个别军人叛变，给革命队伍造成很大损失。针对这些情况，当地党组织也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打击。
我问过杨定兴，当时群众真有那么高的觉悟吗？他说，除过平常教育之外，当时许多干部为完成任务，动辄就会问你是不是要革命。如果你敢说不革命，立即就要按反革命论处，轻则受到批判和劳动教育，严重的可能有杀头之罪。当然大部分群众还是害怕日本人打进来，破坏安定生活当了亡国奴。不管当时采取啥形式，各级党组织总会认真完成任务。总之，作为延安革命根据地一部分，延川人民曾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在这期间牺牲的延川籍八路军战士约一百多人。至于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在抗战时期究竟牺牲了多少人，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抗战中英勇事迹，都值得我们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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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4 日。zhangruis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