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4）：“斯密之手”还是“弗里德曼之手”

市场的自发运行导致效率的改进和国民福利的增进，这就是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斯密之后经济学的发展，也大致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的，那就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以致现代的“德布鲁-阿罗模型”，都可以看成是斯密理论的延续和发展。不过，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概括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却是斯密之后很晚的事情。在斯密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对斯密贡献的概括总结中，没有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出版一百周年之际学术界举办的各种研讨中，也没有人提及“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斯密的经济思想被提及，来自十九世纪末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不过，他们是从反面来认识和评价“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约翰·克尔斯·英格拉姆认为，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一个“一半神学的，一半形而上学的”体系，这样一个建立在“神秘基础”上的体系，危害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

在斯密的时代，以自由放任为宗旨的斯密经济学就产生了一定影响。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的前夜，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适应了工业革命开拓市场的需要，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拓展利益空间的愿望。《国富论》的出版恰逢其时，在斯密在世的时候，国会就有关经济政策辩论时，就经常有议员引用斯密的著作。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小皮特甚至将斯密视为自己的导师，将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斯密的时代还有一位英国首相也把斯密奉为思想导师，他就是威廉·配第·莫里斯，即谢尔本伯爵二世。莫里斯是威廉·配第的后代，他的弟弟是斯密的入室弟子。莫里斯信奉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有所应用。

斯密对历史的重要影响是在思想和学术领域。说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国富论》的出版有关。按照默瑞·罗斯巴德的说法，1776年之后，再没有什么新思想进入经济学。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不是在恭维而是在讽刺斯密。他想说的是，斯密全部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对前人的继承，他自己没有任何独创的东西。罗斯巴德的一家之言显得偏颇而不厚道，姑且不讨论斯密是否就真的没有独创性，单就从他卓越的综合工作而言，从他建立第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斯密的贡献也是卓越的，至少是前无古人的。就历史影响来讲，斯密无愧于经济学第一人的称谓。这样的判断，与主观好恶无关。即使是不喜欢斯密，或者对斯密的贡献持挑剔态度的学者，也无法忽视斯密在经济学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我们知道，在斯密之前，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零散的，非专业的。威廉·配第尽管写过很多东西，但主题零散，体系残缺。从斯密开始，经济学才一步步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结构。而斯密之后，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们，大多是在《国富论》的影响和启示下进入经济学领域。斯密之后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李嘉图，是在阅读了《国富论》之后才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并逐步深入研究的。萨伊也是因为阅读《国富论》才开始他的经济学研究历程的。还有西斯蒙第及李斯特等人，尽管他们最后走向了斯密经济学的反面，但他们的经济学启蒙老师，都是斯密及其《国富论》。

在整个古典经济学时代，斯密及其《国富论》都是经济研究是源泉。约翰·穆勒1848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总结。穆勒的经济思想，直接受到李嘉图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归根到底来源于斯密。进入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步发展起来。就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观念而言，斯密的影响在渗透中得以保留和发展。再往后，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及边际学派经济学加以综合，建立起第一个微观经济学综合体系。马歇尔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将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结合进边际学派经济学的现代解释之中。这一工作的核心，还是论证斯密论证过的自由市场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只不过，在斯密那里更多体现为思想和艺术的东西，经由马歇尔的工作之后，更多具有了形式上的精确和严谨。当然，就形式化问题而言，马歇尔主观上所做的工作和客观上所发生的影响是不一样。马歇尔对形式化所持的保留态度，在后来经济学的发展中没有得到体现；他所不赞成的形式化，反而经由他的著作的传播而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那些核心的东西还是得到了传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内涵的对自发市场作用的信任。从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到“萨伊定律”再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再到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经济学对自由市场有效性的信任是一脉相承的。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经济学就是自由放任经济学，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学。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似乎注定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自由市场秩序是和谐的，而且似乎会一直这样和谐下去。尽管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但怀疑和批判并没有对乐观主义经济学产生影响。那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被粗暴地理解为坏心恶意和居心叵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有效的，上帝就站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边！

1929到1933年的大危机还是到来了。大危机并没有毁灭资本主义，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丧钟却被敲响。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也就是凯恩斯意义上的从威廉·配第以来一直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既不能对大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任何治理方案。自由放任经济学失效了，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失效了。起而代之的，是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学，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经济学切合时代的需要，既能对大危机的产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对危机的治理给出有效的配方。一时间，凯恩斯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就连后来凯恩斯经济学最重要的反对者弗里德曼也承认，那时候，“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危机。就在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在发展，军事统制在扩张。在自由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罗斯福在实施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政”实验。自由市场的理念似乎被抛弃了。经由启蒙以来上百年的观念发展，自由市场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以市场选择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抛弃市场就意味着放弃自由，就意味着选择一种完全背离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逃离纳粹统治来到伦敦的几位经济学家哈耶克、米塞斯、波普尔等对自由市场的衰落和干预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兴起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即使以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衰落了，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没有价值了，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不再值得追求了。出于对干预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纳粹主义的恐惧和排斥，出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复兴自由主义的目的，他们著书立说，聚会宣传，兴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以哈耶克1944年《通往奴役的道路》为重要工具，以1947年成立的朝圣山学会为主要机构，在二战之后逐渐开展起来。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这段话意义深远。“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力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 ”[2]凯恩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他所处的那个世界。不过，在赞成者认为是拯救世界的思想，在反对者看来却是毁灭世界的思想。在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是相互关联的。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思想，虽说直接影响和破坏的只是经济自由，但这种影响会渗透到政治领域，最终会损害人们的全面自由。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学会的目的，就是要在干预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为自由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一个空间，保留一些种子。

二战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是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最春风得意的时代。思想和观念的传播也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在潮流影响之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者大多成为凯恩斯主义者，所有“异端”的处境都变得异常艰难。但哈耶克及其同道一直坚持着，努力为自由主义保存着火种。弗里德曼也加入了维护和发展自由主义的阵营中，他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发表过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进入六七十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影响者，由哈耶克逐渐过渡到弗里德曼。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运动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在哈耶克那里，新自由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或经济学的运动，而是一场综合有关人类自由的维护和扩展的运动；而在弗里德曼那里，新自由主义运动逐渐发展演变成经济或者经济学主导的运动。就以朝圣山学会参会人员构成而言，在哈耶克主导的时代，吸引了很多非经济学家参加，而到了弗里德曼主导的时代，参加者几乎都是经济学家。就维护市场经济的纯粹性而言，哈耶克时代似乎要宽容一些，可以接受某些关乎国民福利的非自由市场的观念，而到了弗里德曼的时代，则要求更加纯粹的市场观念。

接着上面那段话，凯恩斯说：“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在25岁或者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所应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3]最终摧毁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力量，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期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播下的种子。在凯恩斯主义春风得意的日子里站在异端的立场上默默耕耘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终于等到了时代风向的转变。进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以及一系列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资本主义陷入滞涨之中。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凯恩斯经济学对此也无能为力，既提不出解释的理论，也找不到治理的政策。凯恩斯主义就此衰落了。因为此前几十年的努力工作，自由主义的思想种子得以保存，当时机来临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会。萨缪尔森说过，新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战胜旧的思想，是因为维护旧的思想的人们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思想的准备是重要的，但新思想得以显现，还需要一个适当的舞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新的困境，就为处心积虑引起世人注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舞台。

1974年和1976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当然是经济学思潮变化的反应，更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反应。总的来讲，干预主义的时代结束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开启了。再往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成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思想导师，尤其是弗里德曼，他的经济理论取代凯恩斯，成为美国和英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也就是在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走向胜利的关头，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人祭出了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旗，在这面大旗上书写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几个大字。斯密再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只看不见的手”获得前所未有的学术影响，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造势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其说是“斯密之手”，不如说是“弗里德曼之手”。当然，这里的“弗里德曼”，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泛指。

艾玛·罗斯柴尔德的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她说在斯密的著作里，“一只看不见的手”并不特别显眼，斯密只是在论证自由市场作用时顺便或者随便使用了这种表述。确实这样。如果斯密活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看到他的名字在学术界甚至公共舆论中如此火热，看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成为热门词汇，也许他会感到诧异。“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用来概括斯密关于市场机制的思想，但这种表述在斯密的著作中确实不显眼。这种表述现在成为经济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观念，并用以概括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走向最后胜利之前为自己宣传造势的一种手段。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对西方政治的影响，是经济思想影响政治进程的一个范例。经济思想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一般要经过几个过程：1，新思想的提出；2，新思想在信奉者中间的传播和深化；3，新思想对公共舆论的影响；4，公共舆论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政治生活的过程，已经进入到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政治进程的阶段。就经济理论研究而言，需要严谨的逻辑，坚实的论证。这个工作，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之前二三十年就一直在坚持做。在制造公共舆论进而影响政治进程的阶段，所需要不是严谨的理论，而是生动的形象，形象的口号。最好还有一点神秘感，能够唤起人们的某种美好神秘的想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实际上，斯密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影响，从来不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伟大而卓越。对经济学来讲，斯密当然重要。但是，无论作为经济理论家还是作为经济政策规划者，斯密的重要性应该没有达到新自由主义者赋予他的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将斯密及其“一只看不见的手”捧上了天，其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策略，一种需要。他们吹捧斯密及其“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目的，根本在于塑造并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也在于塑造并提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基于这样的目的，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新自由主义者塑造的斯密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斯密已经有了偏差。弗里德曼及施蒂格勒手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不同于斯密手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斯密的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斯密虽然主张市场机制，但不排斥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行使经济职能。或者说，在斯密的观念里，“一只看不见的手”与“一只看得见的手”是可以相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与干预主义的对抗中，尤其是在弗里德曼那里，政府干预无论形式如何，程度怎样，都意味着对市场的破坏，意味着对个体自由和尊严的剥夺。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容忍一切形式的市场自由。在弗里德曼的经济研究中，毒品和卖淫的市场化成为一种经济学上可行的主张。弗里德曼的方法，将经济问题处理成单纯的经济变量的关系问题，一切伦理的道德约束都要服从于市场自由及效率改进。这种认识显然是谦和而善良的斯密所不能接受的。对自由市场持绝对态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很多不同于斯密的主张。比如，在弗里德曼及施蒂格勒的研究中，最低工资不仅无效，而且愚蠢；这种认识是斯密无法接受的。在弗里德曼及施蒂格勒那里，工会组织是市场制度下最邪恶的垄断力量，是市场效率最严重的破坏者，这种认识也是斯密无法认同的。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市场的自由化是绝对的，因此他们对政府干预国内市场持否定的态度。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导下，美国在七八十年代之后不断放松管制，包括为促进金融自由化而取消旨在为金融市场构建防火墙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种做法与斯密的思想是对立的。事实也证明，新自由主义者对金融市场市场的放纵成为2007年次贷危机的导火索，从而也证明了斯密关于金融市场的防火墙的理论是正确的。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解为更加绝对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对于国内经济活动而言，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市场自由，放松管制，减税，减少社会福利等等。但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他们又主张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比如新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华盛顿共识”，就要求在国际经济援助中受援国要进行结构改革，包括私有化，预算平衡等等。在这里“一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又成了“一只看得见的手”。不过，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这只手都是“弗里德曼之手”，而不是“斯密之手”。

2016年7月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