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供给侧问题的源头是要素供给扭曲，土地垄断在政府手中，资金垄断在银行手中，水、电、油、气、运输、通讯等基础性生产要素垄断在国有企业手中，不打破或优化这些领域的垄断状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渠道不改革，即使一时去产能、去库存取得成效，日后还是会出现供给侧方面的问题。供给侧方面的根本问题是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国家经济逐渐丧失竞争力，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反垄断、降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而国有企业、房地产业和政府是扭曲资源配置最为严重的主体或领域，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是供给侧改革重点推进的领域。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业

 

 

近几年我国经济形势一路下滑，自信满满的“新常态”被证实并不是一个稳健的发展状态，长期被滥用广泛受抨击的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犹豫观望中被欲拒还迎地实施着，但显然这次经济衰退病已不在腠理，于是新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出并寄予厚望。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原因

我国此次经济衰退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矛盾的集中爆发，委婉的说法是“供给与需求相互不匹配”。这种不匹配既有数量上的不匹配，也有质量上的不匹配。数量上的不匹配主要是指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外贸产业和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当前提出的主要对策是“三去一降一补”；质量上的不匹配是指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甚至是被市场淘汰的产品，提出的对策是推进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或研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状是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宏观统计指标持续恶化，有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激化社会矛盾的隐忧，而同时需求刺激政策难以见效，这也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依据。导致我国此次经济深度衰退的原因，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直接的重要的原因，是导火索。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到新兴经济体经济衰退，此起彼伏的危机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外需，并且长期难以摆脱，输入性紧缩效应明显，进而形成了长期悲观预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自身素质不强健，要素供给和产品供给都存在严重的扭曲，企业不重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竞争力日渐衰退，在产品和产业的生命周期转换中逐渐丧失竞争力，供给换代显著落后于需求升级，遇到经济衰退容易陷入困境，造就无效供给和僵尸企业。从更宏观层面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困境也是我国长期以来靠扭曲资源配置推动的几种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结果。

首先是我国长期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模式遭遇了天花板效应。在多重鼓励政策刺激下，我国的外贸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种战略在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大国之一，容易受到外部经济风险冲击。从我国的外贸结构和外贸竞争力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占比重接近一半，外贸企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开展价格竞争、恶性竞争，不重视创新，利润空间微薄，抗风险能力薄弱。天花板效应决定了我国外贸不可能长期保持过去那种20%~30%的高速增长，抗风险能力弱决定了外需一旦疲软我国外贸企业立即陷入困境，加上国内资源配置扭曲，外贸企业遭遇融资难、民工荒、租金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倾覆并一蹶不振。

其次是我国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引发了严重的荷兰病效应。“荷兰病”是指某个产业异常繁荣，成为暴利产业，这个产业会强力吸引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从而影响其他产业的投资和资源集聚能力，逐步走向衰落。“荷兰病”的说法来源于荷兰由于北海石油业繁荣引发的制造业衰落的经历。我国房地产业从2000年至今，房价和房地产投资一步步走向狂热，地王频出，螺旋上升，成为我国最大的投机市场。投资房地产的都赚了大钱，没投资房地产的都后悔不迭，开工厂和养猪的收益都远不如炒房，导致各路资本和个人争先恐后涌入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公司联手推波助澜，使得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屡屡失效。房地产业的暴利和盲目发展显著抬升了我国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抽取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资本人才要素，严重削弱了我国的基础竞争力。

再次就是我国长期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削弱了消费的经济稳定器的作用，长期服用速效药导致全身性器官衰竭。我国自建国以来走的就是政府主导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子，劳动在社会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很低。自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1997和2008等几个特殊阶段政府投资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经济高涨时国有企业大肆扩张产能，经济衰退时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大力投资“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虽然具有一定的产业引导功能，但是政府大规模投资会挤占市场投资，扭曲资源配置，发生大量低效重复投资，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为了维持社会投资主地位和强化投资能力，会维持和强化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导致企业税费负担沉重，自主投资和自主研发能力薄弱。高强度的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居民的消费能力，社会消费难以很好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最后是垄断盛行严重扭曲我国的资源配置。我国一直维持着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队伍，并且国有企业在很多重要行业占据垄断性地位，对资源配置的流向和效率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诸如石油、电力、银行、电信、运输等战略性基础产业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这些产业为国民经济其他产业提供基础性生产要素，这些行业的效率而不是效益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处于垄断地位的这些国有企业把效益和利润作为首要考虑，其往往会凭借垄断地位而不是主要通过提高效率来提高经济效益，那么会大大提高各个行业的运行成本，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釜底抽薪的消极影响。近些年水电气企业通过各类听证会变着花样涨价；银行嫌贫爱富，导致中小制造业贷款难贷款贵，失血严重；物流运输收费罚款层出不穷，壁垒重重；地方政府直接垄断土地供应，几乎只对房地产开发开放，资源配置已扭曲到空前程度。

综上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的背景是我国经济发展遭遇空前困难，是我国诸多结构性矛盾在外部冲击下集中大爆发，需要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度反思和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任务是优化资源配置，恢复和提升国家和产业竞争力。从长远看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是提升企业和产业的创新能力，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多方面降低企业成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核心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指出“供给侧改革”包括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金融风险、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

整体上看，提出的这些供给侧改革的措施偏重于治标，政策效果难言乐观。目前应树立明确的短期和中远期政策目标，分清轻重缓急，推出系列可操作的政策组合措施，切忌空喊正确但远大的口号。就像大饥荒蔓延，当务之急不是埋死人，而是想办法不让更多的人饿死。供给侧改革的救急措施应包括减税、水电油运等方面降费、加大政府采购、加大对制造业和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必要时可以成立政策性制造业银行或中小企业银行）、放松制造业用地限制、降低制造业用地成本、适度控制人工成本上升、增加出口扶持力度等。鉴于当前的经济困境有很大的周期性因素，不宜匆忙定义僵尸企业，切忌短期内大面积摧毁所谓过剩产能去适应衰退后的需求，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过剩产能都是相对的，当经济周期转换之后，一些暂时困难的过剩产业可能会重新焕发生机。所谓过剩产能都是由过去巨大的投资形成的，形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如果在经济景气上升时期鼓励这些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可能会发挥一些余热。只有经过科学的中长期评估确认属于没有存在价值的僵尸企业可以在社保政策支持下进行妥善清理。而对于暂时陷入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以通过允许其降薪、加大政府采购或信贷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

当前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强调“扩大有效供给”，这几乎是一句正确的废话。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或收入预期下降，导致需求下降，抑制了消费意愿或消费能力，很多商品供给显得相对过剩，扩大有效供给说法没错，但往往“远水救不了近火”，或者是把个别现象普遍化了。因为扩大有效供给可能需要靠创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培育新需求，这不是一般企业有能力或等得起的，或者个别企业发现某个被忽视的市场机会，但市场容量不足以容纳大量企业涌入。一个个这样的市场机会被大量企业涌入也很快变成悲催的产能过剩领域。就像现在物价上涨之后，大家觉得吃一碗豆腐脑10元太贵，于是在家里自己做早餐吃，而早餐店觉得是产品创新不够，高薪聘请厨师开发了新口味豆腐脑，每碗卖20元，估计早餐店倒闭更快。“扩大有效供给”长远看是供给侧改革重要内容之一，但要考虑政策措施的时效性。

从长远看，供给侧改革不可回避的“硬骨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一）改革国有企业考核导向 破除或优化国有企业垄断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无差别的盈利导向和垄断地位导致了国有企业对我国资源配置发挥了巨大的扭曲作用。几乎当前所有的困境都有国有企业的巨大贡献。首先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占垄断或主导地位的行业，例如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和水泥等。其次推高房价制造“地王”的主力也是国有企业为背景的地产公司。再次，助推行业产能过剩、房价上云霄的主要推手是国有商业银行，属于金融类国有企业。第四，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是在想办法涨价，挖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墙角。第五，国有企业分流了大量的信贷资金，占据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但是贡献的税收、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对GDP的贡献远不如民营企业。第六，国有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赚取大量利润，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抬高了社会工资水平，客观上提高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源成本。第七，垄断国有企业凭借高福利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但用人机制上难以人尽其才，浪费人才。第八，垄断国有企业凭借巨大的规模和垄断地位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内部人控制，形成了利益集团，影响、抵制或阻碍改革，阻碍社会公平的实现。第九，多年死而不倒的僵尸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浪费了大量经济资源。总之，垄断国企在和其他企业争夺资金、劳动力和土地中居于优势地位，并且全面推高了这些生产要素的成本，削弱了我国整体竞争力。

尽管国有企业有这么多罪状，但也不能全怪国有企业，问题在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和考核导向有问题。一些重要公用领域的国有企业就像人身上的重要器官，我们的健康与否取决于全身器官功能协调，如果比哪个器官大、哪个器官肥，那么全身就不会协调。如果心肺截留大部分血液和氧气，肠胃截留大部分营养物质，则会引起其他器官和四肢的萎缩。处于水电油运和银行、电信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相当于我们身上的心肺、肠胃等功能系统。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很不健康的人，因为国有企业截留了太多资源，尤其是像血液一样重要的资金总是滋润不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级，出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困扰，出于对效率的重视，鼓励国有企业改善治理，赋予其自负盈亏的盈利导向是可以理解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该破除垄断实行公平竞争的规则，但国有企业历史上形成的垄断地位不仅没有破除，在某些领域反而有所加强。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应该为全体国民的利益服务，应该成为国家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工具和助手，而不应该成为国家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阻碍和掣肘因素。国家应严格防范国有企业成为少数人控制的集团，成为一小撮人牟利并剥削大多数人的工具。尽管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员工主观上并没有这种意图，但客观上却形成了这种结果。如今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必须把社会公平和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放到高于国有企业盈利的位置。

国有企业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企业，其首要职责应该是贯彻国家政策意图。从其占据的领域看，国有企业应该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提供各种基础性战略资源，发挥铺路架桥的保障作用。国有企业占据的行业众多，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考核目标应该是不同的。国有企业根据所处行业大致可以分为公用事业类、战略资源类和竞争类等几大类。

对于竞争类和某些战略资源类（如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国有企业应破除垄断，让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平等竞争，在竞争中提高效率和效益。如果这类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长期不如民营企业，不能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国有企业就应该退出。但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些领域也要严防外资或民营资本形成垄断，唯利是图的外资或民营资本的垄断带来的结果可能更差，对人民和国家竞争力的伤害可能更大。这需要国家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并严格执行。

对于某些规模经济效益明显、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领域，以及具有公益和民生属性的公用事业领域，可以保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但是要突出强调公用事业类和战略资源类国有企业的首要使命不是盈利，而是以保本或微利状态向其他行业提供基础要素或服务。考核导向上，要看同等条件下谁能把其所生产的要素或服务价格降得最低，谁才是最优秀的。在这种状态下，要严格加强考核管理，对国有企业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进行管制，不能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太多，加大国有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流动性，对于考核业绩差、服务态度差的领导和员工进行定期清理，不能让缺乏社会责任感、不思进取、消极怠工的人占据国有企业工作岗位^[1]。

建议在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务或纪检部门安排侯任企业领导，这些人专门监督在任领导干部的工作，如果能够挑出现任领导班子的重要毛病就可以凭规定程序取而代之，或者实行国企领导班子竞争上岗，哪个班子能够承诺并且能够最终实现产品或服务价格最低，哪个班子就赢得下一个聘期的领导企业的资格。要建立一种国有企业向管理、向创新要效益，而不是通过垄断、通过涨价要效益的机制和导向。

鉴于不同领域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同，同时受经济周期影响明显，建议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平稳运行调节基金。理论上国有企业利润都应该上缴国家，但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积极性，国家只是对有盈利的国企征收少量的红利，建议国家提高红利征收比例，否则这些利润很可能变成危害国家竞争力的国企高福利。从盈利的国企征收的盈利可以汇集成国有企业平稳运行调节基金。对于那些企业决策没有失误、管理效率考核合格的、受周期性因素影响而亏损的企业给于适度补贴，同时应提出限期整改要求。确保国有企业整体上都是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服务，而不是都尽了最大努力还是严重苦乐不均。

鉴于资金对于企业而言就像血液对于人体一样重要，缺血严重必然导致组织萎缩坏死，一个手脚都烂掉的人注定强大不了。因此资金循环通道务必打通并保持畅通，我国应完善和提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覆盖面和服务水平，加强对制造业、中小企业、农业、外贸投资业务的信贷资金支持，切实发挥政策信贷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应容许政策性金融机构有较高的坏账率。为此，应提高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红利提取力度，建议提取国有银行盈利的80%，用于补贴支持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或其他民生领域。

（二）斩断房地产绞索 重振实业竞争力

房地产行业的暴利暴富模式像鸦片一样让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普通民众上瘾，作为个体的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逐利行为是理性的，认为自己的行为对国家来说影响不大，别人都这么干自己不这么干就亏了，但正是这种从众心理把国家推向了危险境地，就像每一滴雨水都觉得自己不会造成洪灾一样结果却造成了严重的洪灾。

如前所述，房地产行业导致中国患上了严重的“荷兰病”，不断自我强化的高房价像绞索一样越收越紧，像“悬河”一般高悬在中国人头顶，泡沫越吹越大，随时会破裂。一旦破裂将引发系统性风险，银行将背负大量坏账，地方政府税收缩水负债累累，大量房奴变成“负翁”，一夜回到革命前。大量优质资产可能被外资扫荡，完成“剪羊毛”既定程序。

戒毒难，斩断房地产绞索更难。各类个体很难在房地产问题上达成一致，都认为自己看好的地方是价值洼地，应该涨起来。多个主体联手哄抬房价，架空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因此，房价软着陆似乎没有很有效的办法。

鉴于地价在房价中占有比重太大，所以首先应该改变土地供应机制，不宜再搞轮番加价的土地拍卖模式。建议土地出让价格在综合考虑区域原有房价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确定一个价格之后，不得随意提高出让价格，并逐步有序降低土地出让价格。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某地块所在区域的平均拆迁整备成本基础上适当加价对外转让，加价幅度应该由中央政府做出限制，地方政府也不得从中获取暴利。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监管，确保用于基础设施领域或民生领域，提高资金流向的透明度，防范并严厉惩治相关的腐败。

在相对确定的出让价格基础上，转让给开发商的时候，根据商品房预售价格高低实行荷兰式拍卖，不是让报价最高者得到该地块，而是把报价最低的几家列入考虑对象，经过评估这些投标者的资信、实力和资历之后确定中标者，那些为了中标盲目报低价，报价不合理的也要剔除。在这种模式下，要强化建筑质量技术监督检查，对于任何质量事故都要给予重罚或禁入制裁。让开发商在保证质量基础上向管理要效益，想办法降低成本，获得一个相对合理而不是暴利的利润空间。

开辟新的税源削弱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即征收房产税，是当前的一个主要舆论导向。在房价平稳甚至下跌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会锐减。房产税将是一个主要的替代税源。征收房产税的话，鉴于在土地出让和房屋购买环节已经缴纳了不少税费，房产税的税率不应该很高。就像拔羊毛一样，从每只羊身上拔三五根羊毛对羊本身没有太大伤害，由于羊数量众多，也可以汇集足够多的羊毛，但如果一开始就税率很高，想一次拔光一只羊一条腿上所有的毛，则会伤害很大，阻力很大，难以长期持续。房产税如果普遍开征，可考虑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第一套房应免税，第二套房按面积大小差别化征收不超过一个月房租的房产税，第三套年征收相当于三个月房租的房产税，第四套年征收相当于六个月房租的房产税，第五套年征收相当于一年房租的房产税。房产税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很容通过房租转嫁出去，可能会提高整体房租水平。

目前房价上涨压力比较大的城市都是一些人口资源聚集能力比较强的热点大城市，上涨的主要原因还是供求矛盾，应适当加大房产供应。可以运用前述的荷兰式拍卖，在转让土地时及敲定房价，让房价在稳中趋降，改变房价上涨预期，削弱投机性购房需求。在新房价格稳步走低并且有稳定供应的预期之下，会带动二手房价格逐步走低。当前越是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越是收紧土地供应和房产供应，导致供求矛盾更加突出。担心房价持续上涨而收紧房地产供应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出于囤地目的等待房价地价更高再供应更是政府不应该有的投机想法。

泡沫总是会破灭的，各级政府要有面对泡沫破灭的勇气和预案。其实房地产泡沫破灭更多的是金融泡沫的破灭，就像2015年股灾蒸发了20万亿的市值也没有造成毁灭性冲击，而2015年全国房地产销售总额也不过8.7万亿元，作为实物资产的房地产在泡沫破灭后依然存在，只不过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财富重新分配。一部分银行、企业、个人的金融资产出现严重缩水，这也是对不稳健经营的银行和机构的教训，对投机行为的惩罚。中央银行可以在泡沫破灭、资产价格暴跌之后引导重组相关银行和企业，可以大量收购作为破产处置的房产，用作危机过后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也许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在此过程中，应防范外资的大规模收购，国家可以通过特别时期处置法案，审查重大的外来收购，阻止重要资源和企业被外资大量廉价收购。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房地产绞索长期绑架，还不如择机主动给房地产降温，让其深跌后开始新一轮周期，也许可以再次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毕竟我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只是一种心理准备和预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稳妥的做法还是让房价稳步软着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应努力振兴现代制造业等实业，可以考虑成立国家竞争力委员会，切实降低要素成本，切实推进制度和技术创新，确保实业部门能够得到金融支持，宏观上要有规划和方案，不能只喊口号，微观上要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能有效解决企业实际困难，不能让企业大量破产。否则让几千万农民工回家守着半亩地，肯定无法共同实现小康，也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三）转变政府职能 瘦身减税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区竞争主义，以GDP为纲，经济建设是重中之重。这种导向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区域性垄断企业，凭借行政权力垄断着土地供应和制度供给，机构不断膨胀，触角越伸越长，为了经济建设大力敛财，为了敛财大搞经济建设。这种区域竞争格局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1）政府与民争利，支持土地和水电气油运等基础要素和服务涨价，来增加财政收入或减轻财政负担；（2）滋生大量腐败；（3）只抓有经济收益的项目，忽视改善民生和社会文化建设；（4）不重视社会公平和民主法治建设；（5）遏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6）导致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近年来地方政府则是从招商引资模式切换到了房地产模式，为了敛财大搞房地产建设，经济发展逐渐空心化泡沫化，这种模式的弊端和矛盾更加突出。

当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盛行和房价过高也都与地方政府的乱作为有很大关系。由于政府掌握强大的行政权力和众多资源，干预资源配置的能力很强。但国内外实践都证明，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并不高明，经常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减轻资源配置的扭曲，政府应逐步缩减经济建设职能，逐步让渡给市场主体去承担，相对应地政府应减税，把投资能力交还给市场主体，同时提升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如果政府始终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有很大比重，就会挤出民间投资和消费。在传统产业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的资源只能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靠在大城市里一遍遍粉刷建筑物墙面、反复刨开各种道路重新铺装、每平方公里投资1~2亿元建设海绵城市这些非生产性投资活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这些美化亮化的面子工程的必要性让人怀疑，中国还有七千万人没脱贫，地不知寒人要暖，与此同时广大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创新领域也是饱受资金短缺困扰。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经济建设收缩的同时，要更多地承担起促进社会公平、加强社会保障、完善民主法治、提高社会治理的职责。在经济领域只充当监管者和裁判员，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意识，完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加强反垄断、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就够了。

新一届政府在取消行政审批、简化行政流程、削减税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应积极瘦身，以便和减税相适应，否则只是取消收费或减税，依附于政府系统的人没有减少，这些人的收入受影响之后还会想其他办法从企业和居民那里捞取好处，寻租和腐败活动难以真正遏制。对于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撤并，政府的很多职能应主要靠法规政策去规范，形成按规则办事的氛围，靠多设机构进行管理，反而容易造成政出多门、相互扯皮，有利可图的领域都想插一脚，无利可图的事情都不愿管。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弄清楚问题的源头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否则会事倍功半。供给侧问题的源头是要素供给，土地垄断在政府手中，资金垄断在银行手中，水、电、油、气、煤、运输、通讯等基础性生产要素垄断在国有企业手中，不打破或优化这些领域的垄断状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渠道不改革，即使一时去产能、去库存取得成效，日后还是会出现供给侧方面的问题。供给侧方面的根本问题是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国家经济逐渐丧失竞争力，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反垄断、降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而国有企业、房地产业和政府是扭曲资源配置最为严重的主体或领域，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是供给侧改革关注的重点对象和推进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