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三年），楚威王击败越王无疆的进犯，“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国从此而灭亡。从楚灭越至前223年秦灭楚100多年的时间，长沙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虽然在前278年，位于湖北江陵的楚国都城郢城被秦攻占，楚王室全部东迁至安徽的寿春，但因为秦军主要是追击楚的王室，无暇顾及楚国南陲的长沙，所以长沙的发展和繁荣，并未由于楚都城被占领而受到影响，反而因郢城不能随王室东迁的大批工匠和商贾纷纷南下而更加繁荣，他们偏安一角，在滨临湘水的这块沃土上建设起了古城长沙。 距今1500多年前的北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关于长沙城，《水经注·湘水》中说：“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所筑也。”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这是现有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长沙城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记载，千百年来，人们所争论的是长沙城的具体位置、规模等，对长沙城产生的时间，从无异议。1988年上半年，在湖北江陵召开的楚文化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一篇《战国长沙楚城初论》的论文，首次提出长沙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取得了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以后，长沙城始建于战国的观点，逐步被从们所接受。根据长沙近50年来出土的实物资料，参考有关文献记载，长沙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应该是可以确认的。 首先，从楚国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来看。从春秋时期楚人入湘，至战国末年近500年时间，楚人对江南的扩张，史籍记载甚多，楚共王时“抚有蛮夷，奄征南海”，楚悼王时“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等等。并且楚人在所到之处筑了不少城，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城在河南、湖北和湖南共有约40座，其中在湖南有14座，都分布在湘西北的常德和湘北的岳阳地区，主要有汨罗县城西的古罗城、桃源县城东的采菱城、慈利县城东的白公城、临澧县西南的申鸣城、岳阳市东的麋子国城，平江安定城以及石门、临澧古城等，或有文献记载，或有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战国时期就已成为楚国粮食基地和军事要地的长沙，筑城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从汉初吴芮筑城的情况分析。据《汉书·舁姓诸侯王表》：“（高祖）五年二月巳末，王吴芮始，元月薨。”吴芮这个长沙王仅做了5个月时间。西汉初年，经过战国时长期的战争，秦始皇的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困顿，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牛车，齐民无藏盖。”天子找不出4匹一样的马来拉车，老百姓都没房子住，在这种形势之下，吴芮刚刚由衡山王徙封长沙王，5个月时间内筑好长沙城，恐怕有困难。在楚城的基础上稍加修整作为王国都城是非常可能，也比较现实的。《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并未到过江南，当时也没有考古发掘资料，自然搞不清西汉长沙国都城和战国长沙古城的关系，从而使长沙楚国古城2000多年以来不为人知。 第三，从长沙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现象来考察。40多年来长沙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约3000座。这些墓葬非常集中，基本上都是成批地分布在长沙旧城区的附近，除楚郢都湖北江陵的纪南城外，其他各处楚城的所在地，都没有如此墓葬密布的现象。除墓葬外，近10年来，在长沙旧城区还发掘出了多处战国时期的遗址，主要是水井。1987年底至1988年初，建设五一广场地下通道和商场时，清理了一批古代水井和文化遗物堆积。文化遗物堆积层厚达2米，内涵十分丰富，有战国至明清各个时代的遗物，最下层为战时期日用陶器，有鬲、钵、豆、罐等多种。古水井16个，其中战国4个，汉代7个，魏晋唐宋共5个。战国水井中出土大量的取水用具绳纹圜底陶罐和鬲、钵等日用陶器残片，其中一口井底还出战国铜削1把。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还有1989年发掘五一广场西南侧的中山商业大厦工地和1994年发掘五一广场以东的省供销社工地，以及1996年发掘的平和堂大厦工地，共发掘了战国时期的古数十座。中山商业大厦工地还清理残存的战国陶器作坊遗址1处，作坊地面有竹席痕迹，贮泥池内尚有陶泥，地面有遗弃的陶鬲、陶豆等残片，这些水井和作坊的遗迹、遗物证明，此地为战国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城内有水井的现象在楚都江陵纪南城最为突出，纪南城内虽有龙桥河流过，但仍发现水井300余个，有的是水井，部分则作冰窖，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冰箱。 第四，关于战国长沙城有重要文献记载。据东汉应劭所著《汉官仪》：“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可知秦以前长沙就有城邑。 综合以上几点，战国时期长沙已建城应无疑问，至于城的具体位置和规模，根据发掘出土的资料不难作出判断。参考楚郢都纪南城出现大批水井的情况，我们可推定现五一广场一带当时应在城内，并以此为基础，列举部分考古发掘资料来划定城的四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