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六十余载光阴流连中，尘缘飞絮，留有痕迹，踏迹追踪，一些故人故事犹如小草拔节般，在不同情节中，演绎出一节是一节的时代印象。
我所经历的凡尘俗事显示的时代印象是：
五、六十年代之交 饿
六、七十年代之交 斗
七、八十年代之交 乱
八、九十年代之交 忙
跨世纪之交 惑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惰
流年尘缘 一根草根的生长记实（上）
五、六十年代之交饿
我的初始记忆可追索到4—6岁，记得幼儿园中班做游戏，大班学拼音识字，可我只读了中班就5岁半了，妈妈咨询老师，老师说5岁半可以读小学了。不过进中心小学要考试，考不起的孩子只能读民办小学，这个假期妈妈买来拼音图，让两个哥哥教我读拼音。
语文和算术的是同一个老师来考我，拼音识字大小多少，天地太阳小鸟觉得一个字都没拼错，考算术我快速的背数字，1234567……刚刚背到67，老师就说行了，行了不要再数了。老师喊了停，可我不知道究竟考得行不行，一直到中心小学张榜贴出新生名单有我的名字后才安心下来。
那会儿幼儿园、学校、街道到处都有宣传画，画面上有农民伯伯开拖拉机耕地、有阿姨在棉田采棉花，有工人叔叔举起铁锤在打铁，有解放军手握钢枪站着岗，画面上无论是农民工人解放军他们的头顶上都高高的飘扬着三面巨大的红旗，后来逐渐明白那三面红旗代表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就是城镇公司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人民公社是农村集体化，大跃进指钢铁产量要在五年期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经过五六十年代三面红旗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工人、商人，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文化艺人，总之一切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几乎都被组织进了各种“单位”。我家所在的街道辖区内，除了街边摆小人书、挑担子卖“糖关刀”类收分分钱为生的个别“无正当职业者”以外，基本没有其他人单干为生。
我的父亲在菜店，母亲在百货商店上班。菜店、商店都属于一个城市街道的公私合营的“商业单位”管辖。家中共五兄妹，除老五出生在60年代初，其他几个兄妹均经历过这个时期。
记得六、七岁那会肚子一直是饿着的，从没有吃饱过。
我们积极撬锁砸锅，把家里制造的废金属交给学校，送交到野苗溪的阀门厂去大练钢铁之后不久，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用的火柴，烧的煤球等等一切生活所需都要凭票定量供应了。父母拉扯着五个吃长饭的孩子，只能过紧巴巴的日子。
小时候，总喜欢屁颠屁颠跟着大哥跑，哥和他的同学有时候放学并不直接直接回家，而是拐道去城郊附近菜农的庄稼地去捉蚂蚱、蜻蜓，抓泥鳅、黄鳝，运气好还能用弹弓弹到麻雀。然后躲进街边某个角落，聚在一起做烧烤。有大哥的同学，从书包里面掏出小玻璃瓶，抖几颗用菜油炒得焦黄焦黄的盐巴，撒在蚂蚱、泥鳅等食材上，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为此撵路，没少挨大哥的揍。每当知道哥哥他们将要行动，我就埋伏在必经之路上，悄悄等他们经过后就跟在队伍后面。哥哥发现了，难免作拳打脚踢状，要轰我走，我撒腿就跑，并不跑多远，又厚着脸皮跟上去。“算了算了，来都来了，让小弟娃一起去吧”总有哥的同学出面劝说，我便总能遂愿。
我家在南岸玄坛庙牛草坪，临街一排，彼此相连的穿枓房排成四、五个门面的街面。
以前，这里是一个大草坪，人们在草坪上放牛，故此得名。现在牛草坪被改建为中心小学与滨江中学共用的大操场了。操场两侧有水溪，溪上有石桥，水溪穿过石桥就被层层相连的吊脚楼遮掩，家的后院能听见潺潺水声，却不见溪流，溪流往下经过玄坛庙正街汇入长江。
隔壁是一间街道商店的粉坊，后院有一个坝子，没外人过往相对安静，这里既是毗邻几家孩童嘻戏的乐园，也是商店粉坊晒粉的场所。
粉坊的电磨整天嗡嗡响，胖叔叔在这里不停的将泡得发涨、闻起来发酸的豌豆从硕大的瓦缸里面舀出来，倒进木漏斗里面，让豌豆顺着滴水，自动滚进电动石磨，磨成豆浆。
后院坝子垒有一个煤炭灶，上置一口大铁锅，只要不是下雨天胖叔叔会生火提粉。
提粉的主要工具有：灶台、大锅、木桶、两尺长短的竹棍，凉晒粉条的木架。
提粉的主要工序为：沉淀、搅拌、漏瓢、过水、捞粉、晾干。
提粉的工具、工序、说起来简单，但手工作坊制作过程让胖叔叔们精湛的手艺、熟练的工艺演绎出来，就舞蹈般的十分耐看，看起来十分精彩。
胖叔叔是个大力士，那沉甸甸装有上百斤粉浆的大水桶，他一手提一只，轻轻松松就从粉坊提出来，双手一抬，大水桶便稳稳当当的落在高过我头顶的灶台上。
他跃上灶台站定，一只手拳握漏瓢，另一只手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在漏瓢上拍打，就流出排列有序的生粉条，淌入大铁锅沸腾的开水中煮熟。
胖叔叔一边操作，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不停的指挥另外两个阿姨用竹棍从大铁锅里面捞粉条，随着他“起了”的一声喊，一个阿姨就把竹棍往锅里一捞，串起一排粉条，转身，然后晾在旁边的木架上。通常有二、三个阿姨，配合胖叔叔工作，几个阿姨随着胖叔叔“起了、起了”的吆喝不停的在灶台与木架之间穿梭。
现在想来，之所以让我觉得提粉耐看，提粉精彩，其实并不是劳动场面的动态感、节奏感、音乐感，那个年代我身心里面全天候充斥着“饥饿”的感觉，哪能产生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现代审美感呢。完全是因为胖叔叔和阿姨们提粉，有可能，不好意思，我是说有可能能获得充饥的机会。
阿姨们在灶台和木架之间一颠一颠来回穿梭，刚出锅的粉条弹性十足，挂在竹棍上滑不溜秋的，稍不留意就会掉下一束，阿姨们要捡起来重新回锅，遇到这种情况，毗邻几家的顽童就冲过去，抢那些摔成寸钉长短，不能回锅上挂的粉节子往嘴里塞。
尽管那时的顽童时常饥饿，但无论什么游戏都玩的很听话，很自觉，很讲规则。大家从粉丝往下掉的那一刻就盯着地上的粉丝不眨眼，但在阿姨继续走向木架挂上粉丝，再转回来捡起掉在地下粉丝离开以前，儿童们是不会冲动的，只能是阿姨返回到灶台，把掉地下的粉丝重新回锅，并确定了不再回头捡第二次以后才开始争抢。
因为排行老三，有人叫我“三胖”，自然灾害那几年多数人都瘦骨伶仃的，于是也有人说我的胖是饿成的”虚胖”（浮肿）。不管是三胖还是虚胖，胖叔叔和三胖都有不合常态的“胖”这个共同点，就凭这点，我有点逗胖叔叔喜欢。
有一次站在灶台边看胖叔叔提粉，跟往常一样随着他的一声“起了”，身旁的阿姨手中的竹棍就往锅里一撮，串起一挂粉丝转身就走，我明显的见胖叔叔胳膊肘一抬，碰到阿姨的竹竿上，一串热气腾腾的粉丝掉在了灶台边，阿姨继续走，她得将端在手上的粉丝挂上木架上才会回过头来捡掉在地下的。胖叔叔轻喊“三胖”，然后冲我眨眼，我瞬间明白了胖叔叔的意思，说时迟，那时快，双手捧起滚烫的粉丝往嘴里塞，全然不顾嘴里火烧般的烫，三两口狼吞虎咽的把足有半斤多的一堆粉丝吞进口中。
这次吃粉充饥，烫的我满嘴水泡，痛了好久好久。
小时候除了饿与充饥这件事情外，还有件事情记忆很深。
大概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医务室选了几个儿童卫生员，我是其中之一，医务室的校医老师带我们去培训，郊区学生进城参加市少年宫培训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为此妈妈用缝纫机给我打了一件白衬衫，我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再系上红领巾就有一套标准的少先队队服了。
在玄坛庙乘轮渡过江，走一段沙嘴码头的沙滩，坐缆车到朝天门就算进城了，又步行到解放碑附近一所小学集合，全市这次参加培训的大概有50多名少先队员，公交车把我们从这里送到了少年宫，培训一周，学习简单的伤口消毒，伤口包扎，人工呼吸等内容，这一周，是我第一次离家过得集体生活，我们学校几个小卫生员都很守纪律。返回路上，走到朝天门沙嘴码头，见沙滩上围了一圈人，挤过去看，沙滩有红线拉出一个小范围，约双人床那么大，警察用相机对桌范围中的沙子照相，在仔细看原来被红线隔离的沙滩上有字体，书包般大小四个字“胡风千古”。我们不懂啥意思，问老师，老师并不多解释，只说这是“反动标语”。
六、七十年代之交 斗：
一九六六年的儿童节，照例要举行庆祝活动，我是中心小学的小鼓手。已经连续三年在庆祝活动时敲着队鼓走在全校师生的前列，接受校长和少先队辅导员的检阅。就要小学毕业了，这是最后一次敲鼓，敲得特别的专注，随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少先队队歌声、队伍的脚步声、鼓点“哒、哒、哒—哒”的敲响，节奏明快，令人振奋。
六一节庆典上校长要对全校师生讲话，讲一些勉励的话，凡是校长讲话提及到班级的师生，就会在台下感到兴奋。这次校长讲话提到了邓老师
瘦高个的邓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他喜欢不紧不慢迈着步子朗读课文，他读课文声音洪亮、激扬顿挫，荡气回肠，感情非常投入，很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有同学误以为邓老师陷进课文不能自拔，便开小差，邓老师继续迈步读课文却掐断一小节粉笔头，准确掷向那位同学的额头“趴”的一声响，他就再不敢上课走神了。
邓老师家在市中区，平日住教师宿舍，有时，会叫几个同学去他宿舍玩，邓老师给同学们讲故事，并拿出糖果糕点办招待。
同学们喜欢吃邓老师的糖果糕点，喜欢邓老师讲的课文、喜欢听邓老师讲的故事，课文和故事中各领风骚的英雄事迹令人崇拜。几年下来，邓老师们在小小少年心中培养出了凌云大志，小伙伴聊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社稷天下的宏大题材聊得最多。
记得最后敲鼓的那个六一节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在我们那儿突然爆发了。
有一天我家门前牛草坪操场上，突然来了一些北京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从居民那里借来板凳，站上去就凑近话筒呐喊，那时的话筒是白铁皮敲打的喇叭状物体，没有电力扩音效果，学生呐喊的声音也很洪亮，普通话比邓老师还要纯正而好听。很快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小屁孩在人圈外翘首打望，却也听得明白；父老乡亲们、同学们、我们来是北京××大学学生，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远万里从首都来到了重庆，来到了重庆滨江中学，父老乡亲们、同学们，党内出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妄图推翻……
我呆在人群外围，听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只听得小心肝砰砰的跳，觉得马上就要天塌地陷了，心头很紧张。
不一会儿学校的老师来了，街道居委会的干部来了，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呐喊，他们也不敢认定是不是反革命口号，不知所措。街道书记和派出所长出面，试图与北京来的大学生沟通，话沟通无果，话筒安静了不到一分钟，就又响起纯正普通话的呐喊：同学们、同志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那天，牛草坪操场一直喧嚣到天黑。接下来的几天，表面上一切如常，我们依然上学放学，可人人表情严肃，心里不安，把担忧写在脸上。
第三天，我大哥他们班的十一中学生，也来到这个操场上，用同样的行为方式宣传着与北京大学生们同样的内容。如果说北京学生大家不认识，缺乏信任度，但十一中这些周围邻居长大的高中学生，知根知底的，不会这么不着调的打胡乱说。大家才觉得党内真的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于是，我所能见的周边，文化大革命以势不可挡之势爆发了。
中心小学高挑儒雅的邓老师，滨江中学两鬓斑白的吕校长等一些平日里颇受尊重的人们被红卫兵押上操场，与地富反坏右份子同站一台挨批斗。
操场边我家那一排门面，成为贴大字报的好地方，大字报多是来至北京的消息，打到三家村、砸碎黑帮店，深挖潜伏在中央的以某某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等，那面墙上刷大字报的频率很高，这张红卫兵战斗队刚贴上的大字报很快会被另一个战斗队的大字报覆盖。这样用不几天，墙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纸壳，比妈妈扎的手工布鞋鞋底还要厚，当厚度达到一寸多以上时，终于最里面那层纸不堪重负，整片纸板就会掉下来，我就卷起来扛回家当柴火烧。
其中有张大字报，揭露本地落网右派邓某某的反动言行，说邓某某在反右运动中侥幸落网，从市中区某中学发配到南岸郊区小学来教书，依然贼心不死，教学期间只重视培养黑五类子女，对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女毫不关心云云，并举事实为证，说进他宿舍去的学生都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读到这里我心跳加速，好不紧张，幸好进邓老师宿舍的学生没有被点名。
大字报还揭露邓某某竟敢公然污蔑伟大领袖，胡说一件衣服无领无袖就不成体统，不成其一件衣服（那时尚没出现跨时代的胸罩吊带背心类的时髦服饰）可见领袖对服装以及对人类服饰文明发展之重要性。邓某某还说一件衣服衣领和衣袖最容易脏，真是在放似可忍孰不可忍的狗臭屁，打到邓某某！火烧邓某某！这个红小兵战斗队用红笔把大字报中邓某某这个名字都打上了大大的×。
我猜，写这张大字报的红小兵战斗队里混进去了一个我一样出生有问题的子女，因为那次在邓老师宿舍，邓老师讲解领袖一词时，只有四个同学在场。我们四个同学中究竟谁是告密者呢？
再联想到邓老师平时的行为，心想邓老师的板书字体似乎与前两年朝天门沙嘴码头“胡风千古”四个字有点像。心中这些质疑久久不散，难以澄清。
文革爆发时我的两个哥一个读高二，一个读初二，都参加了红卫兵，他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
五六年级的小学生领到了红小兵袖章，停课前，老师要求红小兵们跟着红卫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红小兵领不到去外地的火车、轮船票，但可以在市内免费坐公交、乘轮渡。
开始，我们要参加中学红卫兵战斗队用油印机印传单等活动，后来红卫兵们分派了，各派之间争斗，架起高音喇叭争斗不休，再后来武斗了。红小兵跟不上文革发展的大好形势，掉队了，但学校已经停课，小屁孩们就自己找乐子玩。
停课闹革命三年多时间里面，我们在市内各地，市中区沙坪坝、杨家坪、江北嘴等闹热的街区到处跑，疯玩。
我的两个哥哥分别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他们都把时间投入到火热的运动中了，很难同时回家，偶然回家相遇，两兄弟会在饭桌上争吵起来，争得面红脖子粗，这让本来出生有点问题的父亲更加惴惴不安。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被烙上了阶级烙印，非无产阶级出生的人，血统不正，难免低人一等。哥哥们不常回家，也许当时并不知道，我家原定为“小商”的出身成分出现了新问题。
我偷看过父亲压在床头的申述材料和一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检查，主要内容是他在抗战时期国民党队伍里任的什么职务、当了几年兵，抗战胜利后回家作生意，证明人有哪些等。组织上派人外调，证明属实，可还是不信任，参加过国民党的人必须继续接受改造。我真担心父亲会象其他人那样承受不了压力随时自杀。
我亲眼看见活人自杀的全过程。
一次，几个同龄伙伴相约，从菜园坝步行，沿铁路去动物园去玩。
小伙伴们东倒西歪，蹦蹦跳跳的比试谁一次性的在铁轨上走得更远。走到黄沙溪与谢家湾之间，嘻嘻哈哈的超过了一个在铁道上的步行人，孩童们的欢快情绪引得到了步行人回应，当我们超过他的时候他冲我们微笑，原本沉重缓慢的步伐也快了一些，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离得并不太远。
一会儿，身后传来轰隆轰隆火车的声音，步行人从后面大声喊：小鬼快下去，下去，危险！小伙伴们笑着拥上了轨道旁的人行道，突然，有同伴发现步行人还在在轨道上走，于是调头高喊：叔叔下来、下来、火车来了危险。我们万分惊讶的看到叔叔向我们挥挥手，却继续朝前走。轰隆轰隆，火车头从弯道钻出来离步行人百米，他继续朝前走并冲着我们笑。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他还是继续朝前走并冲着我们笑。火车离步行人很近了，不足十米了，他忽然转过身去立定，同时高举双手面对巨大的火车头，像是欢呼着迎接死神的到来。
刹那间，我停止了呼吸，眼睁睁看见火车头一闯，步行人的身体分裂成几大块在空中飞，最大那一块抛在距轨道四、五米远的人行道上。一摊人肉，摆在我们面前，那是步行人被强力扯碎的下半载肢体，可以明显看见摊在地上的腿部肌肉在抽缩跳动。
眼见活生生的人瞬间死在面前，我们被惊吓得哭了起来。
各派红卫兵为捍卫伟大领袖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不知不觉间，几年过去，我们从少年变身为青年时，终于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学校进驻军宣队、工宣队、武斗平息，复课闹革命了。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本应读三年的初中只读了两年（其中有数月时间在学工学农），两年后我们都去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七、八十 年代之交 乱
经过文革的长期亢奋后，又突然上山下乡，那孤寂漫长的时光，并没有完全消耗掉年轻人的活力，城乡之间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对自己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充斥知青生活，引人思考。
仁同学最爱思考，他是较早一个跟不上红卫兵步伐从文革中急流勇退的红小兵，小学和初中我们都同班，是个小团伙的娃娃头，那次铁道上眼睁睁看见活生生的人自杀在面前时，唯有他没有哭。
但从此后任同学开始玩孤独，不再裹小伙伴玩。爱当独行侠，在破四旧那段时间，他光顾过附近几好几个学校的图书馆。故，后来知青串门，可以在他那里借阅到市面上少见的书。
我与支边同学通过书信讨论价值观，难以形成共识，一次知青聚会，讲给同学们听,却依然众说纷纭，仁同学翻开一本大著作说，恩格斯早就批判了劳动创造价值论，还科学的证明了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任同学引用导师语录，高屋建瓴，轻描淡写的把我们的思绪和着纠结，引进到一个更高的、云里雾里的层面。
任同学长得不显眼，是个廋伶精怪的小个子，却获得了在知青们面前“提劲儿”的资格。知青相聚时，一旦逮到听众，他就犹如一只斗鸡般背着双手、昂头挺胸、来回度步、发声格格、宏篇大论、滔滔不绝，因此他获得了一个绰号叫“人斗鸡”。
我们村里有个社员闲时喜欢下河打渔，我爱搭乘他的打渔船，一叶坞蓬轻舟顺水漂流，这样去赶场，令人很轻松。
这天散场，准备搭乘渔船回生产队，远远的竟然看见任同学坐在渔船的船沿上，架起一张画板，在那里煞有介事的写生。
“人斗鸡并”不在本区落户、应该不认识我队的社员呀，疑惑间，社员边撑船边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要到我们那儿去体验生活。
哼，猪头上插根葱装大象，装嘛，我闷！但终究还是没有戳穿“人斗鸡”的谎言。渔船徐徐离岸，在被十里大石滩隔断了主流的那湾长江回水沱里面，搭回水上往回漂。
回漂途中这位“北京来的大记者”海阔天空滔滔不绝的侃大山，划桨的青年渔翁，听得一愣一愣的，“人斗鸡”郑重、神秘，又中气十足的说：你们知青马上要回城掀起第二次文化革命的高潮，这次回去不仅是文斗、还要武斗，因为军队出了问题，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从飞机上掉下来了，总理和中央文革某首长拍了桌子，连毛老人家都说了文化大革命要三五年又来一次，这次要揪出来的有某某和某某，某某想保但保不了，斗争很尖锐，你们知识青年是革命接班人，未来是你们的，乱云飞渡任从容，激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时间，流言蜚语泛滥，知青中开始流行“手抄本”的黄色、甚至“反动”的歌曲和小说。
那次与“人斗鸡”渔船相逢后，就再也没与见过面，不久有消息传来，他企图从香港偷渡出境叛国，被遣送回老家关起来了，后来听说他得了精神病被送进疯人院，再后来这一只能思考善表达会撒谎的“人斗鸡”死了，他死于26岁。
有书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滚滚红尘、时代大潮中，你这只虫子般的斗鸡呀，思考个啥呢，嚷嚷个啥啥，大局、大势、大规则、大秩序下你折腾个啥，你随波逐流就不行么。
流言泛起微波，终究卷出了狂澜，那个时代，大事件频发：
先是周恩来逝世，京城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恩来。
从京城民主墙飘出悼念恩来的诗歌夹带杂音的标语标语满天飞，引发诸多情绪，4.5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唐山7.8级强烈大地震，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受重伤。
接着毛泽东逝世，一时世人惶惶。
不久，中央揪出“四人帮”
媒体发起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
右派、走资派、历次运动中的戴帽者被平反、北京四五事件平反。
根草根的生长记实 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