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想起那个读《通论》的小孩

2016年9月10日星期六。

我一早就在阳台上读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缪尔达尔是我从精神上很敬畏的经济学家——我的这种表述意味着对某些卓越的经济学家我只是从学术上敬畏。在我看来，缪尔达尔思想中，有某些继承自亚当·斯密的精神传统，而这种传统，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抛弃了。读“导论”的时候，缪尔达尔让我想起了《大转型》的作者波兰尼。缪尔达尔说，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说新古典经济学对欠发达国家缺乏充分的解释力，理解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需要制度的思维。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讨论方法问题时也说到，不存在孤立的经济问题，也不存在孤立的经济学；经济问题总是嵌入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理解经济学需要联系经济学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本周一给一五级研究生讲经济思想史，还讲到“嵌入和脱嵌”，我想可以在下次课讲一点缪尔达尔。于是思绪转向了下次课准备讲的一些细节。下次要讲古希腊的经济思想。我想用某个主题将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起来，这就是在供给约束下的需求治理问题。其实，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初始考察，就集中在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上。某个大人物说过，人类最初的经济行为就是食物探索行为。一时脑洞大开，想到马尔萨斯，进而想到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政策含义，归根到底是试图控制人口以平衡食物的供给和需求。马尔萨斯的这种思想，其实是对那个时代食物供给问题的一种反应。这样的问题，以及类似的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他之前的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表面上反应的是教会与竞争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在食物供给有限条件下上层社会试图消灭劣势阶层来平衡食物供求的一系列滥杀行为。据说，在十四五六世纪时，欧洲经历过一个小冰川期，因为气温下降，粮食供应下降。所以，这种观念的冲突，阶层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自然条件变化的一种反应。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节制需求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思想，也是对那个时代现实经济问题的反应。

沉浸在这种迷思中，让我感觉时间在舒缓地流动，感觉充实而安逸。看一看手机上的时间，却发现了一串短信。原来今天是教师节。祝福声中，一时间仿佛有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可爱的脸庞。所有的教师节祝福都是真诚的。一则则地看，一次次地回忆、回味和回复。看到了这一则短信——“今天是教师节，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心中最美最好的老师，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昭瑞恭祝赵老师节日快乐❤❤”——我的心化了，我的思绪被带到了十多年前。那时候昭瑞还是本科生，是经济系02级的。昭瑞很聪明，又很刻苦；很文静，又很大方。他是班长，还是“老大”。大一我给他们上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对这孩子有深刻印象。个子小小的他，似乎有着无限的精力。学习刻苦认真，什么问题都要搞清楚都能搞清楚；课余生活很丰富，不放弃任何获得快乐的机会；社会工作很积极，担任学院和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并做得很出色。上课的时候总是一副专注而投入的样子，下课铃一响，就开始活跃起来。他总是那种笑眯眯的样子，总是那种真诚地愿意与人接近同人交流的目光。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这个小孩的。

不过，我真正认识昭瑞并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从大三我给他们上经济学说史开始的。那时的课堂气氛非常非常好，我每上一堂课都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我的经济学说史课堂，前面三分之二的时间主要是我讲，后面三分之一左右时间，安排学习小组研究并讲习。昭瑞带着他的第一小组准备的是“凯恩斯革命”。我的要求，讲一个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经济学流派，需要读一读相关的经典，需要获得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而且会受到我的批评。话是这样说，我并不抱有完全的希望。说实在话，像《通论》这样的著作，即使以经济学为生的研究者，又有多少人完整阅读并全面领会了呢？就以我本人而论，我读懂《通论》的时候，已在而立之年了。其实，我是在了解了凯恩斯思想之后才读懂《通论》的。

昭瑞和他的学习小组，一直很积极，很配合我的工作。我对他们提出一步步的工作程序及时间要求，他们总是能按时完成。一次检查工作时，我询问他们阅读《通论》的情况，昭瑞的组员向我反映，说《通论》实在费解，昭瑞下了很大很大的工夫。因为要向我汇报阅读情况，头天晚上昭瑞裹着被子在走廊路灯下，读到半夜两三点——那时可是冬天！我一时诧异而感动，同时那样一副画面又是多么美啊！昏暗的路灯下，一个少年在半夜两三点在走廊上苦读——而且读的是《通论》!这个印象太深刻了。以后每次讲到凯恩斯的时候，我都会用个故事来激励大家。昭瑞是那样一个认真而刻苦的孩子，每一次作业都要下很多很多功夫。有时候我真想对他说，孩子，不要那么刻苦了，小心读成个书呆子。最终，昭瑞也没有成为呆子。他总是那样可爱，那样敏锐而洒脱。可是，那一次他们准备的讲习，却谈不上成功。原因就在于，可能用力过度了。

昭瑞特别重视那一次的讲习，还为讲这次课特意借了一套西装。我说你这是何必呢，我也很少穿西装的。昭瑞说，对他来说，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经历，他要高度重视。课前，我还交代他，要注意控制时间，把握节奏，不要慌，不要乱。在讲台上的昭瑞，看起来还算镇定，他毕竟是班长，有过很多在班级上公开讲话的机会。他讲凯恩斯生平的时候，我发现他确实读过一些凯恩斯的传记，对凯恩斯的生平的了解进入到细节的程度。可能是因为对凯恩斯太崇拜，对凯恩斯的人生太向往，很多东西都希望跟大家分享，都舍不得放弃。于是，本来只准备讲十几分钟的内容，一个劲儿讲了一节课。大家都听得很开心，很轻松，可是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要用两节课时间介绍“凯恩斯革命”，其中核心和重点是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政策主张及其中体现的革命性质，以及凯恩斯革命的历史影响。可是，一节课过后，还没有进入主题。课件休息的时候，我没有对昭瑞提出批评，只是要求他后面的时间好好准备一下，作适当的删节，基本上要保证内容的完整。可是，时间实在有限，第二节课实在是容不下那么多的内容，所以讲起来就只能是走马观花，匆匆而过。

其实我知道，是我本人的讲课风格害了昭瑞。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对一门课只有一个大致的规划，很少完整按照教学计划进行。上课的时候，常常会信马由缰，任意驰骋。我甚至经常要学生提示，才能从遥远的地方回到原来的路径。不过，我讲什么都不会离开我的课程，我信马由缰的时候只是在深化或者广化原来的话题。我的讲课方式不适应昭瑞他们这样讲习的地方还在于，他们需要在两节课里完成对一个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流派的介绍；而我有的是大半学期的时间，我这次课没完成的内容，可以顺延到下次课。课后我将昭瑞留下来讨论问题，才说两句，他就哭了。我大约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伤心。一来，他带领大家辛苦准备了将近大半个学期，花了很多心血，费了很多工夫，最后呈现的大家，远远不能反映他们的工作成效；二来，他可能觉得有点对不住我。因为我对他及他们小组寄予很大希望，也在他们的准备工作中有过很多指导，但他们最后呈现的，却没有达到我的希望。我了解他们的工作进程，了解他们为这项工作所作的努力，也了解他们从这项工作中获得收获，所以我倒是没有感觉太大的失望。其实，我从昭瑞表面上看起来的失败中，倒是了解到他可爱的一面，比如他的执着，比如他因为阅读而产生的对凯恩斯的崇敬，等等。这一次的“失败”，倒更让我觉得昭瑞的可爱了。

昭瑞后来留下来读研究生。我有什么聚会，尤其是外地同学回母校的时候，经常会叫上他。有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有时候他会让我分享一些他的经历和思考。再后来，昭瑞毕业了。他考过很多次公务员，国家的，省市的，据说有几次他考了第一名的，最后还是被刷下来了。可昭瑞就是这样的，他总是笑眯眯的，总是乐观向上，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愤世嫉俗。后来，他到了苏州一家证券公司，再后来还是考公务员回了他老家河南。

今年六月份发大水，武汉很多地方被水淹。昭瑞打电话来询问我是否受影响，我说我家住在山上，没有什么问题。说着说着，昭瑞说，想不到当初跟我学经济学说史还真的有用。他说他在原来单位跟领导一起吃饭，席间说到领导的女儿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昭瑞顺口说起斯密，说起与格拉斯哥大学有关的某些东西。那领导很有兴趣，对昭瑞留下很好印象。后来昭瑞要离开那个单位的时候，领导理解他，没有阻拦。昭瑞讲的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很受用。

看着一则则教师节祝福短信，我再一次想起那个深夜读《通论》的小男孩。我还没有进入到靠回忆来打发时光的年纪，不过，这些美好的回忆还是让我感觉温馨和充实。

谢谢我所有的学生，你们的存在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