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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正常情况下，人脑的思维方式是“大概齐”的直观推断（heuristics）而不是更花费脑力的精密的抽象逻辑思维。这个结论其实并不令人特别吃惊。但是，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塑造了“超级能干”和“苦逼”的“全知全能理性经济人”。严格地说，这种东西是一种高精尖机器人，不是和你我一样的肉身。

对于这样一台精密准确的机器，完全可以假设它们具有足够的计算和思维能力，就像一个“黑箱”，一边输入所有信息（假设它们完全有能力随时获得充分的信息），另一边就可以作出完全理性的行为。如果我们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机器人”，那还真会有高效市场和完全竞争了。然而，那是一个多么单一和让人感觉枯燥乏味的世界啊！幸好我们真得不是那样的，那是一个距离我们还很遥远的“机器人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行为经济学终于让经济学里的“超人类”回到了这个充满人情味的世界。

作为经济生活的主体的正常人，有七情六欲，有认知盲点和误区，有学习和纠正能力，还会重复犯错，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更贴近这样真实的人。所以情绪、认知、甚至下意识领域的神经反应就应该进入到经济学研究范畴。这就是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路径。

行为经济学诞生前的思想家

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和心理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实用科学。更具体地讲，人是先进行认知判断和决策，然后采取行动。

行为经济学诞生之前，新古典经济学是不考虑人的认知问题的。这种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而且具有充分的信息可供决策。这样就导致了将人类理想化和抽象化的问题，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套用一般的高等数学方法，将人的经济行为构建为一个可微分、可积分的连续凸函数，进行推导演绎，得出漂亮的数学模型。这值得称赞，至少从美学角度是这样的，简洁就是美。

遗憾的是，传统经济学这种类似牛顿力学的处理方式和方法论，却没有取得牛顿力学的实践解释能力和指导力。由于人并非是传统经济学家眼中的那样“全知全能和理性”，所以在行为上出现了理论无法解释的复杂现象。同时，用这样一个简洁优美的理论，确实也无法预测复杂的人类经济活动。从这个角度讲，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不太成功的。

认识到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并不总是理性的，而他们的经济行动所造成的市场行为也不是理性的，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古典经济学家中，马克思很早就指出“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和资本所有者是非理性的，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投资。”凯恩斯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认为市场参与者都是非理性的，投资者具有动物精神，时而亢奋，时而忧虑，投资忽高忽低；消费者也是非理性的，尤其是那些储蓄很多的消费者。这两位思想先驱由此得出了不同结论，一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取代，另一位认为政府应该在调节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不理性方面有所作为。可见，如果我们抽出人性中的不理性因素，把人理想化，得出的结论就会很“理想”，甚至带有机械色彩，似乎一切经济行为都可以和谐并存，自动调整到位。即便有个别“非理性”的市场参与者，也会逐渐被淘汰，不会影响到最终达到均衡的结论。[1]而一旦引入“非理性”考量，结果就变得五花八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经济学理论的整齐秩序似乎就被打破了。

最早重拾“动物精神”概念的经济学家是乔治·阿克洛夫[2]，首次论证了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于阿克洛夫是从信息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因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而阿克洛夫本人仍被视为“行为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

在行为经济学正式成为一个被了解的学派之前，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学术探索之路。幸运的是，经济学的这一革命性的创新火种，在主流经济学界一直没有熄灭，尤其是一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都应算作“行为经济学”诞生的“催生婆”，其中至少包括西蒙（1978），阿莱（1988），阿克洛夫（2001），卡尼曼（2002）[3]，希勒（2013）等人。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蒙打响了向“完美理性人”假设的第一枪，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假设。他提出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一个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尝试达到某个令人满意结果，但不一定能使成果最大化。有限理性突出了决策中的认知和学习的角色，这大概是由经济学家第一次提示研究决策问题的表述和信息处理的心理过程的重要性。这是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一次思想偏离。而阿克洛夫提出人在任何时刻都无法掌握全部信息，信息是不对称的，又对完全信息假设发起了挑战。

真正启发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好问题是阿莱提出的。由于在几个机会选项中引入了一个确定的选项，导致人们发生前后所做的选择不一致情况。这个问题是阿莱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通过一系列可控实验提出的，被称为“阿莱悖论”，挑战了微观经济学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关键理论基础--期望效用理论。当然，这些努力在那个时代是无法突破人们的传统认识界限的。所以，这三位先行者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却并不是因为这类研究得到了承认。

真正让行为经济学获得突破的进展来自经济学之外，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喧嚣声中，似乎颇不和谐。一直都有人非议经济学的手伸得过长，介入了其他学科领域。但这一次却是两名重要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把手伸进了经济学领域，甚至从此松动了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基础理论模型。

心理学侧重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为，认为内在激励是人的行为产生的决定因素。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阿莱质疑理性预期理论的同时，开始有人尝试把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开始研究人的判断选择和决策行为。但是这些研究依然比较零散。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看到了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缺陷，并把心理学的内在激励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提出了能更好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的“前景理论”。[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