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四十五）
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区别
道德教育是身教重于言教。道德教育光说不行，需要体现在行动上。比如对孩子的教育，若做父母的不身体力行，而是只表现在口头上，最终孩子也是如此，只会说，不会做。而说教对知识教育而言，应是有效的。
利己与利他有统一的一面
利己与利他并没有截然分开，二者有统一的一面。比如，对孩子的爱，就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利社会的。再比如，锻炼身体，有了好的身体，对自己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当一个人的利己与利他有统一的一面时，这样的利己才是对社会有益的。若一个人的利己行为只对自己有利，而对社会有害，这样的利己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法无禁止便自由
西方人讲法无禁止便自由，但这条法律原则对中国不一定适合。中国是一个机会主义泛滥的国家，人很聪明，若只规定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容许，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发挥空间，导致法律最后成为空壳子。对中国社会而言，应是只容许做法律容许的，法律不容许的，都不许做，这样，才可能提高法律的效率。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应是法律容许便自由。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公民的机会主义程度越高，越要强调法律容许才自由这条规则。法无禁止便自由，更适合有贵族精神的民族。
缺德的社会有趋向集权的趋势
在缺德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总体有一种集权化的倾向。主要是因为缺德，没有正义，人们干什么事都是利益导向，由于利益导向，必然会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另外，在缺德的情况下，集权会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形成中央大一统的集权。若没有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最终会形成若干个或许多个地方性集权。最终，社会演进可能是在地方性集权和中央性集权中来回折腾，也就是不断演绎分与合的故事。另外，在缺德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体制的选择只能按损失最小化的思路出牌。在缺德的情况下，国家治理是选择集权，还是选择民主，都有问题。选择集权，需要最高领导优秀，若最高领导不优秀，也会产生很大问题。而选择民主，则往往是丛林博弈，弄不好社会还会彻底崩溃。但社会选择集权，虽然社会也会问题丛生，但不至于崩溃。从某种意义看，集权也是一个丛林社会博弈损失最小化的一种均衡。但这种均衡是很不稳定的一种均衡。
文化是法治的底蕴
法治的灵魂是正义，若一个文化没有正义的基因，不把正义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实际追求，不是理论追求），而是把世俗的东西，比如权力、地位、票子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文化本质是不会有法治的，最多有法治的外壳。
宋圭武2017年11月4日写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