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蓝幼儿园给孩子打针、吃药猥亵的负面报道铺面而来，引起舆论的普遍斥责之声。老话说的好，“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面对红黄蓝这种虐童事件之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无比强烈的寒意，这个世界上真的可能有无缘无故的恨。

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再次拷问教育体制，教育是一种全面的多维的评价体系，不能只用收费的高低来进行单一评价。幼儿园招生的时候，会刻意营造一种稀缺感，一种幼儿园难进的紧迫感。但是背后的真正落实的教育效果是怎样的，则难以评估。

孩子家长是怎样看待孩子的教育费用的，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回报又是如何看待?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怎样才算是成功，有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呢?

底线思维造就“成本中心”的问责权力结构

在自诩为一线大城市的北京，文明程度和收入程度如此之高的北京，一双手毒手伸向了孩子。我们需要问的是，究竟是这个世界变坏了，还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而我们只是无法接受而已。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媒体化的时代，我们对恶的容忍度降低了，我们对生活的安全度舒适感都提高了。我们都需要对自己的需求付费，而比较关键的是，当个人为自己超高的生活质量付费之时，发现对社会的底线却没有很大的提高。

这种底线思维，让我们很容易把孩子的教育看成是“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家长对幼教老师的要求始终是问责，很少出现鼓励的情形。

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级，安全感和生存是排在第一位的。越基本的需求越重要，而我们从没有对重要的需求进行额外的付费。越基本的需求，可能反而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幼教老师们关怀的对象是孩子，而付费的确是孩子背后的家庭。销售和客户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对多的沟通关系。由于没有主观的感受作为支撑，如何评价好坏成为了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只能根据一些客观的标准，来进行简单的对比取舍。这就造成了幼教老师很容易形成两幅面孔，给家长的是一副面孔，给孩子的是另外一副面孔。付费对象和服务对象的错位，引导了幼教老师的行为。

那些付出真心的老师们，可能做对99件好事，只做错一件坏事，对底线零容忍的行为，导致一恶遮百善。所有的好都被忘却，一件深刻的恶则被铭记。受委屈无法抒发、无法给予定价的好老师，又有谁愿意去担任呢?

最好的儿童教育是怎样的?

如何用考试成绩来评估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话，那么这一套应试教育的标准，不能用在幼教儿童身上。如果用训练的项目的多寡来评估孩子的教育成长性的话，那只是巧立了不同的收费项目而已。

在孩子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彼此之间全然信任、坦荡相待，长出真善美的嫩芽。而这棵嫩芽，在面对不完美的真实社会时能够安顿身心，保留纯真。

这种爱的教育，无法量化，无法度量，幼教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需要职业精神，需要专业能力，同时也需要个性化的情感投入。幼师们面对的不是一串串生冷的数字，一个个奔跑的小动物，而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孩子，是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关爱，有所回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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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孩子的教育看成是“利润中心”，这种利润不在当下，正如善的回报可能不在当下，善一旦坚持下去，就会持续不断的向世间扩散，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