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生是怎样普及的
作者：张瑞生
新中国成立初，陕北延川革命老区，由于长期战争的人财物消耗，以及本地有文化而参加革命的人才随着国家的统一，奔赴到全国各地担任更重要的任务，这就让当地的文化卫生事业更加落后。那时全县只有两所完全小学，大部分老师也是从外地分配而来。延川县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才建立了县上第一所公立延川县人民医院。一九五六年才有了第一所初级中学，因而当时凡带有技术性的人才，都是国家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第一所医院的医生人数不多，只有七八名医生，却没有一人是本地人。他们中有的是陕西关中大中专学毕业，有的甚至来自于上海广东河北等地。好在当时政治环境好，大家都为能为老区群众服务感到荣幸。医院成立时，规模很小，设备比较简陋，各区乡都没有医院，国家只好把散落的民间游医组织起来，进行必要的扶植和改造。后来随着国家的进步，一些大的公社也建立起公立医院。但是人员较少，一般都只有五六个人，根本不可能为农民上门服务。在五六十年代，农民有病，很少去医院，个别有点医疗技术的游医，患者要赶着牲口，付出十分昂贵的药价，才能请来。那些贫穷人家只好找巫婆之类的搞些迷信活动。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一直持续着。一九六五年，毛主席老人家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主席的这一决策很快在延川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一九六五年延川县在县城和永坪镇同时举办了两个学习班，（当时还没有出现赤脚医生的名称，叫半农半医）。每个学习班有五十人，共计一百人。全县当时有三百多个大队。也就是说，每三个大队将会有一名乡村医生。加上原来一些会看病的医生，实际上在文革前，基本上实现了每个大队都有一名医生。
最近我曾走访了曾经担任过赤脚医生的王学明、张雄、郝清源三人。他们的回忆有些可能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有些事情不是特别准确，但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指示确实给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
张雄和王学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在当时农村已经算是高学历的了。他们回忆说，永坪的情况不太清楚。在延川县城学习班的这五十人里面，只有四个人上过初中，但都没有毕业。其余有的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当时不仅是学员文化程度低，而且办学条件也异常简陋。县医院设备也很有限，但为了支持这项事业，职工腾出自己的住宿窑洞作为他们的教学和住宿。没有教室，就在一孔窑洞内放些砖头或石头或者椽子作为座椅。没有桌子，学员就用自己的膝盖当桌子做笔记。他们回忆说，国家当时对这些学员还是很照顾的。除过每天要交一斤粮食外，什么费用都不要自己负担。学习用品和伙食费一律由国家负担，生产队每天都给记工分。虽然办学条件简陋，但是老师还都是延安大学医疗系的。他们每人来讲一个礼拜，除给学员发放免费的固定教材外，每讲一个科目时，有些老师还带来自己刻印的讲义。这样有的学员没有记清楚时，还可以下去再仔细复习。除过上课外，每学习一个科目，便有延川县医院医生带领他们具体实习。这种边学边用的办法十分管用，使学员很快将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没有礼拜天，每天上课自学加上跟着医生实习，查病房，工作量都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讲课的老师要求他们，要用八个月时间，学完卫生学校两三年的课程。学习内容包括内外科、儿科、妇科，以及如何打针和针灸。主要以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为主。这些学员虽然文化程度低，但是非常刻苦。有的是觉得不参加村子里劳动，还拿着工分，如果学不好，实在无法向村上交代。因为在他们动身时，父老乡亲觉得村子里有了医生，以后看病就方便了许多。有人还算过账，一个村子里因为外出治病的时间折算起来，是要耽误好几个劳动力一年的出勤，另外他们觉得这里生活不错，而且不用自己花钱，内心感激国家对他们的关照，丝毫没有半点怨言。当然还有些有一定基础的学员，则暗自希望学习好了，以后可以四处看病，起码能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谁家看病，碰上光景好的人家，还能吃一顿饱饭，也有的则幻想进入公家医院。当时的医生社会地位较高。人们编写的顺口溜说；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当然这些想法，他们深藏于内心而化作无穷的动力。冬天很冷，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手都冻僵了，脚冻麻了，自来水笔有时会被冻住，写不出字来，就用热气哈一下。这些学员由于在农村劳动时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并不觉得有多苦，相反他们觉得比在大寒风中的山上劳动要好得多。
课堂上听课只能学习理论知识，如何进行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每讲完一个科目，便由县医院的医生领着他们去在门诊或者住院部进行实际诊疗。县医院的医生为此要增加很多工作量，并且还要和讲课的老师紧密配合。好在那时的社会风气好，人心向上，从不向组织讨价还价，更没有现在的所谓加班费或者奖金之类的事情。加上这些来自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内心没有歧视这些山里的农民，反而认为这是领导提供机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实际行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农村缺医少药做出贡献。正是由于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学习班从来没遇到什么难题，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就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他们完成了八个月的课堂学习。以后又进行了两个月在县医院和其他公社的地段医院的具体实习。到六六年文革快要开始时，他们抢先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半农半医医生。在他们结业时，国家还发给每人一个出诊箱，里面有听诊器、体温表、注射器、血压器、针灸针等基本医疗用品。在那个时代，背着这个小皮箱，着实让人羡慕。现在看来，这些东西无足轻重，但在那个比较困难的年代，可以说是弥足珍贵了。经过八个月的学习，加上两个月的到各个医院实习，他们中绝大部分基本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回到各自的村庄，为广大农民服务。全县一下子能有如此规模的医生，在当地历史上确实是空前绝后的壮举。他们仍然是农民身份，不要国家负担工资，却成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成为农村的医疗骨干。其中有两人因为户口在城市，便留在公立医院干临时工，后逐步成为国家正式医生。其中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后来成为县医院业务骨干，退休后被反聘回来，坐镇专家门诊。还有一位叫白如川，小学没毕业，招工到外地一家制药厂，三年困难时期被精简回家，由于接触到许多药品原理，学习起来也很快。学完后经常有人请到外村看病。成为周围的红人。后来通过招工调入其他单位，干了几年后，还被组织任命为乡长。也有几个被借调到公社卫生院后转正后又成为基层医院的领导。这时让人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学习过后，他们回到自己的生产队便开始了为农民治病。文革后又称为赤脚医生。其实名称改变只是上层人物的政治需要，对于底层群众来说，没有什么实质变化。从三个人的经历，大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农村赤脚医生所做出的贡献。
王学明是马家河公社王家河村人。六二年因困难初中未上完，辍学回乡务农。他参加学习班后，因为文化程度较高，学习起来进步很快，颇受老师的器重。延川县原来打算抽调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员进入县里卫生系统。只可惜六六年文革开始，便失去了机会。
由于在医院进行了两个月的实习，王学明对于一般常见病都可以独立处理。回到村子里后，当然很受大家欢迎。但究竟能不能为大家治好病，谁也心里没数。恰巧这时有位小孩子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情况危急。王学明诊断清楚，马上进行针灸和药物处理，病情得到控制。于是村民便喜笑颜开，觉得以后不仅看病不仅方便了许多，而且对于这样的大病都能处理，着实让他们高兴。因为这种病在过去农村叫“羊毛疔”，是一种无法医治的要命病，一旦发作，在缺医少药的偏僻乡村，只能等死。首战告捷，王学明在村子周围逐步有了点名气，别的村子人有病，为图方便，也来就诊。
在学习的时候，他学过带电针灸。可是在当时农村，没有电，王学明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晚上利用当时农村有些广播播放节目时，把针灸接到广播线上，产生一定小伏电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王学明觉得，农村人没有钱，能针灸的就不要吃药打针，能用偏方治病的就尽量使用。
除过已经掌握的针灸技术，延川县在七十年代中期还办过四十多天的赤脚医生针灸学习班。当时来了一名外地游医，针灸技术不错。县卫生局决定让他去培训农村赤脚医生。现在回忆起来，王学明觉得在这起学习班上，收获最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农村医疗卫生的重视，真正把把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逐步变成各级政府的实际行动。现在看这件事，有人会提出质疑，让一个游医去培训大家，没有身份证和资质证，那不是违法的吗？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学明在针灸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深受群众欢迎。村子里人和附近的人有病大都选择针灸。原因是不用花费一分钱，大部分人利用晚上工余时间，也不耽误生产劳动。村子里两人患慢性阑尾炎，在七十年代，群众对于做手术存有恐惧感，加上去县城吃饭等问题难以解决。王学明就给他们针灸，有两人最后还是治好了。还有的人患风湿性关节炎，吃药也不见效果，给他们扎针后，便能下床走路。十几年前随着农村空壳化，他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便离开农村，居住在县城，没有经过批准，自己开设诊所，每年净收入三四万元，给在宁夏打工的儿子买房子资助了二十多万元。后来他又去宁夏偏远农村给回民针灸，颇受他们的欢迎。这样客观上增进了民族团结，一些治好病的回民都对他的针灸颇感神奇，甚至问他，你的针上还带着什么药吗？近几年他又回到县城，由于年过七旬，不再给人打针开药，专门针灸，每天还有不少人前来就诊。一些干部不去医院，专门要到他这里针灸，他们觉得，虽然正规医院的医生都是大学毕业生，但实际疗效并不见得比这位农村医生高明。千条理，万条理，疗效才是硬道理。
随着名气的增大，一些外地患者也来就诊，一位延长县妇女患有脑梗，，完全瘫痪在床，王学明为其针灸后，一个礼拜后，手指头就会动了。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基本上能生活自理。为此家属还给他送了旌旗。同样，县城里一位小孩患有气管炎，无论怎样治疗，都不见效，王学明利用针灸和单方治疗，没花多少钱，病就好了，家属也给他送了旌旗。王学明说，王家河村有八个因患脑梗而不能下床的，经过针灸后，都可以做到生活自理。最近，县城里有两名妇女不能生育，虽然在各地经过治疗，还是不见效果，无奈之下，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王学明那里进行针灸，结果都生下小孩。
即使在过去，王学明为村民健康也付出了一定的心血。笔者的父亲在七一年大口吐血，他来之后看了说，赶紧去县医院，随后大家抬着病人，他也冒着风雪，紧跟其后，徒步往返六十华里。笔者的两个小儿子小时候经常得病，有本村医生，看病打针方便了许多。试想如果当时村子里没有医生，每天打几次针，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医院，那是多么不方便的事啊！王学明说在七十年代，本村一位妇女患卵巢囊肿，在县医院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医生诊断为怀孕。王学明立即反驳说，绝对不可能。后经诊断确实是王学明诊断的囊肿。这位医生也感到惊讶，两人还在一起交谈多次。实际上不是他有多高明的技术，而是大家经常在一起，相互了解，愿意坦诚交换内心想法。医生和患者之间没有隔阂，诊断起来便伸长了许多。关于他的评价，村民褒贬不一。最主要是有个别人埋怨他行动迟缓。客观说，晚上给社员针灸，上午休息时打针，牺牲的是自己休息时间，没有任何报酬，难免会让人产生厌倦情绪。也许当时在制度设计上应该予以考虑给予适当报酬。对于农村医生的评价，可能有多种说法，但他们为广大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会提出异议。
马家河公社贯头村有位赤脚医生叫张雄，也是参加六五年培训的农村医生。他回忆说，六零年完小毕业后，考取了延长县卫生学校。当时延川和延长合并为一个县。可惜的是，他只上了一年多，因为当时国家困难，学校下马了，回家当了公社的小社员。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对于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来说，他算是人才了。当时马家河公社连个医院都没有。于是每到打防疫针和种牛痘时，县上和公社就抽调他去完成这些任务。公家给他的报酬是每天算一个劳动日，由生产队记工分。在哪个村子打针，就在那里吃饭，也不出伙食费。公社为平衡队上的利益，在抽调民工时，把他外出打针算作一个民工。这份工作在当时农村还算是体面的。吃饭不要钱和粮票，为自己家里节约了口粮，劳动强度不大，还能认识好多人，有时连公社领导也对他礼遇有加。自然而然，张雄喜欢上这份工作，便开始给群众治病。当时国家对于这方面没有具体政策，那个社员有病需要他看，如果在劳动时间耽误了，那么，生产队扣除的工分则由患者负担。后来随着制度健全，则不要患者负担了。
六五年参加培训后，他算是学员里面基础最好的，自然学习起来进步较快，也得到医生的器重。回到村子里后，自然他的技术得到较大提高。农民对他的信任进一步提高。张雄回忆说，当时他们村里有三百多人，在全公社来说，算大村子了。一开始，为保险起见，他只看伤风感冒的小病，生怕出现意外。后来群众鼓励他说，你就放开胆子看吧，都是自己人，即使出现什么差错，谁也不会怪罪你的。就这样，在大家鼓励下，他逐步总结经验，不仅在本村看病，四周围的群众也找他，外村人因为耽误了他的劳动时间，有些经济实力好的人家会给予一定报酬，而一些贫穷人家，即使要给，他也不会接受。这样他的口碑逐步好起来，每天几乎常有人看病。随着用药量增加，批发和零售之间的收入也在增加。按照规定，这部分收入要交给生产队。但由于当时他们集体收入还算可以，便决定将所有收入在返回给他，用于购置一些设备。当然生产队每年要进行一次核算，并公布于众。张雄除增添一些设备外，便提出将这部分收入拿出一部分补贴给本村村民的药费。开始只给一些经过大家研究的困难群众和烈军属，后来逐步变成所有群众只要吃药，只负担一半的费用。社员们在医疗上得到这样的实惠，自然对于张雄是心存感激的。由于看病来的周围群众逐步增加，有些还要输液滞留，村民们便提议再修两孔窑洞，作为村子里合作医疗站的办公地方。到七十年代，虽然每个生产队都建立了合作医疗站，但由于各个村庄技术水平差别较大，有些人便舍近求远，专门跑到他们村里来看病。张雄回忆说，最多时外村病人就有十三四个住在他们的医疗站。后来合作医疗站人数增加到四人，还是忙不过来。外村人来看病，不收取床板费，还要给他们提供做饭的器具，这样也减轻了患者不少开支。
张雄回忆说，群众信任他，生产队领导支持他，这让他更感觉到自己要加倍努力。首先，他保证从不在别人家里吃一口饭，无论早晚，只要谁家有病，总是做到随叫随到。另外就是努力学习。他觉得自己知识太少，与医院里的医生差距太大。于是他利用每次赤脚医生的培训时间，认真学习。他还自学中医，广泛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单方验方，并且整理记录。他是农民，深知农民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在治疗中，凡是能扎针的，就不吃药，能用偏方治疗的，或者能用当地山上药材治疗的，就不用别的药。这样患者的负担就大大减轻。
张雄回忆说，离他们村很近的牛木塬村，有位老人腿疼多年，他家经济条件较好，先后去过县城、延安、西安等地，但都没有见效。后来找他来治疗，他用了一个民间偏方，立马就给治好了。七十年代郝家塬村一位农民大腿骨折，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要去县城做手术，一系列问题都难以解决。家属找到他，问有没有办法。张雄回答说，我有个方子，但是没有经过试验，不知敢不敢用。家属深知去县城治疗的费用以及吃住等问题，依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便一口答应下来，并保证即使治不好，也不会埋怨他。张雄便杀了一只乌鸡，给里面添加了几味中药，进行外敷。一开始家属和患者也觉得靠这种办法恐怕难以见效。可是过了两天，病情就得到控制，一个星期后，就能下床走路。家属算了一下，所花费的钱，只相当于在县医院一天的开支。这个事情在四周逐步传开，张雄的威望逐步提高。本公社和张家河公社的两位病人都被正规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而拒绝治疗。张雄仔细诊断后认为是腹水，最主要的是清理腹水。他收集的民间偏方中说，玉米棒子上的胡须加上其他药品，能治疗腹水。经过治疗后，腹水完全被排除，而且花钱很少，只用了二十多元。
诸如此类的事情，枚不胜举。由于张雄居所住的村子，位于两个乡镇公路的中间，很多群众不去公家医院，专门找他治疗。一位被公社医院诊断为脑膜炎的病人，久治不愈，后来找到他。张雄经过诊断认为是神经性头疼，经过扎针和药物治疗，病情就得到好转。还有一位本村的女子嫁到外村，一天晚上在下雨时，突然病情发作，本来他可以去镇上的医院，路程比较近，但他信任张雄，舍近求远，结果还真的看好了。
群众对于他的信赖，没有让他头脑发热，反而更加谨慎。他自己说，治好一百人，不一定有一百人说好，但是治疗中出现一个人的事故，说坏话的人可能有一百人。所以，他从来不敢有任何疏忽。为学习白求恩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他利用一切时间看书学习，遇到老中医，更是虚心求教。每次治疗一个病人，都加以记录整理，以作为下次诊断参考。实际上也在不断丰富和积累经验。对于他的医德和技术，在四周是公认的。前两年，曾担任过马家河公社书记的北京知青蔡玉珠回到延川后，还专门提起张雄，说他是个好赤脚医生，希望能见一下。但最终因诸多原因未能谋面。
张雄为村民做出的贡献，大家都能记在心里。大家总是想寻求机会加以报答。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张雄家里的种地，无论需要牲畜或农具，村民都会自愿给予帮助。用村民的话说，黑天半夜的，不知人家为咱的病，操了多少心，节省了多少钱。人家给咱干过十天，咱主动帮这点忙，实际上等于给人家只报答了一天。还不要说去外地看病的花销了。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患者知恩图报的意识，才是最主要的。而张雄至今仍然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能干出点成绩，受到群众好评，主要是村子里的领导非常支持，只要他提出来，有条件的会立即去办。而群众由于受到药品一般价格的减免的实惠，自然也热情很高，只要他开口，为合作医疗方面的问题，有能力解决的，都毫不犹豫。有的社员自己挖的药材，不去拿到药材公司卖，而是直接无偿给了他。他们村里的中药基本上群众采集的，当然最后又无偿为社员服用。这样的良性循环，使得合作医疗不断发展，最后增加到四个人，都忙不过来，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比当时的公社医院还要多。张雄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时至今日，他老是说其实自己当赤脚医生，也没有吃亏，满年四季从不上山劳动，一天都不误地拿着工分。自己有技术会看病，给本村和周围人服务，这都是应该的，因为自己的本事，也是生产队和公家培养的，自己就应该好好为他们治病。他的这些想法，其实就是一种高尚医德的具体表现。患者的感恩和医德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杜绝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
经过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之后，农村的卫生事业逐步发展，除过国家正式培训外，各基层医疗单位也担负起培训赤脚医生的任务。曾担任稍道河公社武家山村赤脚医生的郝清源回忆说，他在六零年，考入延长师范（当时延川、延长两个县合并，学校设在延川），至上了一年多，由于国家困难，学校被迫撤销，大部分年龄大的学生都回家，只有个别同学因年龄小而转入就近中学。这样，郝清源被迫中断学业，回乡当了农民。由于自己虽然初中没毕业，却是村里的第一个有文化的，很受大家尊重。村子里凡是需要有文化的事情，都由他去办理。
郝清源回忆说，他回去后就开始给人看病。原因是在上小学时，他的启蒙老师会治病，不仅教书还经常给周围群众扎针。有一次一个学生肚子疼，老师用盐开水加上小男孩的尿液就给治好了。当时回家务农时，稍道河公社有个地段医院，负责周围三个公社的医疗卫生事业。医院要经常抽调人员去给群众打防疫针，郝清源自然名列其中。他没有经过县上的正式培训 ，只是每年春秋两季在公社医院学习半个月左右。伙食费由生产队支付，每天计一个公分。培训教材是医生们上学时用过的课本。一切都非常简陋，经过短时间学习，便开始给村里人看病。如果是劳动时间给看病，照样拿着公分工余时间，则就没有报酬。村子里当时规定，如果外村人请他去看病，仍然是按出勤记工分，但必须要外村人给他们生产队交一元二毛钱。如果外村的病人来到村上找他看病，时间不长，则不需要缴纳误工费。生产队仍然给自己记工分。村民有一种朴素情感，认为人有了病，处在难处，大家都是十里八乡的，不是亲戚，就是熟人，应当对人家宽容些。村子里的这些规定，客观上也加深了邻村间的信赖和友谊。
郝清源回忆说，他们村子里药品批发价与零售之间的收入，每年清算一次。这部分收入一年大概是几十块钱。生产队经过研究，把这部分收入留在合作医疗站，用于购置一些设备和器材。还有个别家庭十分困难而病情严重的，经过全体社员大会研究，给予少量药品减免。当有人问到，那你会不会从中贪污时，郝清源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一则都是本村人，大家非常信任他，自己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份荣誉丢失呢？另外，每年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记得非常清楚，年底要算一次，如果发生差错，那么自己的脸面就会丢尽了。郝清源回忆说，一件事情对他很有教育。他说，在六四年搞社教时，某村一个队长丢失了一张票据，导致账务差错一元八角，被认定是贪污，除如数退赔外，并在全体村民大会上作了检查。此事在全公社都传遍了。那时村子里干部都要吃苦在前，根本不敢多吃多占。以此为教训，以后郝清源在医疗账务上把各类票据保存得非常仔细认真。各种药品从未丢失过一粒。按照当时规定，药品有损耗部分，可以不计价。但郝清源从没有任何损耗，多收入的损耗部分都如数留给集体。
郝清源回忆说，在他担任赤脚医生的几十年里。基本上做到随叫随到。自己会针灸，一般都是利用晚上给社员看病，这样不耽误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些吃药都不见效的疾病，采用针灸，则既能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又能见效快。例如，象牙疼、疔疮之类的常见病，有时扎一次针，就可以立竿见影。由于扎针没有成本，也就不收取任何费用，社员觉得很划算。当然大家心里清楚，赤脚医生晚上本来可以干一些家里的零星事情，由于自己治病，把人家的好多事耽误了。社员都有一种淳朴的感恩回馈意识，他们看到赤脚医生家里有事需要帮忙，不用说，大家都会主动前来。也有的人在自己吃好的时候，给他送上一碗。
郝清源回忆说，刚开始担任赤脚医生时，国家也给了很大支持。给他们配备了出诊箱，里面有听诊器、注射器、体温表、血压器等之类的必须器械。对于这些器械，赤脚医生是非常爱护的，从来没有损坏过一件。因为他是农民，深知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如何减轻社员的负担，是他们这些赤脚医生思考的主要问题。当然为达此目的，包括郝清源在内的农村医生，颇费了一番心机。这些赤脚医生尽量收集民间的偏方，充分利用当地的药物资源，治疗各种疾病。农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能针灸的就不吃药，能用山上的草药就不用西药。这样患者的负担就会大幅减轻。
郝清源回忆说，那时，一个注射器能用十几年。只要不被打碎，就一直用着。没有消毒设备，就用开水消毒，或者放在锅里煮一会儿。看似违背医疗原则，但从来没有发生交叉感染。他直至现在还坚定认为，农村治病，不能照搬大医院的办法，要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以治好病为原则。他说，那时农村人传染病少，好多现在的病，当时只是在书本上知道其症状如何，在实际治疗中，像现在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疾病，连见都没见过。
郝清源因为当赤脚医生，无论服务态度还是医疗技术，在当时的全公社里面，算是一流的，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公社领导便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大队书记。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是，起码出去当个民校教师，也有可能转正成为公家人。如果担任大队书记，则一辈子也别想离开农村。而且他也知道，当队干部，只能吃苦在先 ，处处要起带头作用，还要因为工作，招惹来许多骂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辈子只能呆在农村了。后来他担任书记后，仍然兼任赤脚医生。由于自己是领导，不敢在个人私利上有半点占便宜的想法，只能更加积极地为群众服务。因为全村人都找他看过病，大家都信赖他，这就为担任书记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担任书记却带来更多压力，本来一些可以去参加的培训会，因为工作忙碌，有时被迫放弃。到外村去看病，本来人给你好吃好喝，还不用再干繁重的体力劳动，都因为自己走不开，有时还惹邻村的熟人不高兴。
现在，郝清源居住在县城，享受着国家一些补贴，可以满足基本生活要求，他组织了一支文艺队伍，吹拉弹唱，活跃生活。
我曾不止一次问采访的三个人，那时有没有医疗纠纷。他们一致回答说，没有。究其原因也是众说风云各有各的办法，但是最主要的几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都是经过培训的，基本的医疗知识都非常清楚。他们说从来没有给群众说过自己能包治百病。有了百分之八十的把握，才敢断定。即使这样，还要留有余地，每次看病总是力求准确而且即使诊断清楚，在治疗上都会提出几个方案，比如吃药、打针、针灸、偏方等，供病人选择。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立即通知人家，赶快到医院就诊。第二，由于病人的用药多少都跟赤脚医生没有利益纠葛，即使诊治错了，大家从不埋怨。因为病人知道，农村人为了不耽误生产，除过急性病，有些病经常会在晚上找人家，对于人家的休息和干家务活都会形成影响，自己再埋怨人家诊治方面的技术水平，或者诊断上的失误，良心上也过不去。这样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第三，当时国家政策透明，全国药品一个价，无论在药材公司医院或者农村的合作医疗，价格都是一样的。药品生产企业属于微利型的。某些药品调价，国家会在报纸上或者广播里公布。这样无论任何偏远地方都会知道国家政策。第四，当时各个公社医院也承担着农村医疗卫生的业务领导，除开会研究情况外，公社医院的医生也会专门或利用下乡出诊时间，搜集有关情况和群众反映。对于表现好的给予表扬，差的则批评。有时隔两年县里也会召开表彰会。在那个追求道德精神完美的年代，这些农村的赤脚医生也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声誉。有的因为表现良好，进入国家医院成为正式职工，有的还被人民日报加以报道。中央和省上都给予用于治疗器械物质方面奖励，这样大大增强了这些赤脚医生的上进心。
从这几位赤脚医生的叙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国家并不富裕的年代，在中央的关怀下，农村的基本健康还是有保证的。它的运行模式是生产队这个集体负担着医生诊疗的误工和培训所花费的资金，不收取挂号费出诊费注射费等，个人则只负担药费。，当然，如果遇到大病住院费用较高时，国家每年还有农村医疗补助。各公社根据患者支出多少和家庭具体经济条件体情况，决定救济多少。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对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还是尽其所能的。
各个历史阶段，情况千差万别，但在那个集体化时代，也许会有诸多弊端，但在农民享受医疗方面，这种体制具有很大的优势。它与后来推行的医疗市场化的改革，而引发的种种争议和弊端来看，过去的赤脚医生制度，明显是把广大群众健康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因而，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在怀念那个并不富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