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
这是本人在4年前给一个自己主持的财经杂志做的城镇化专题写的一个评论稿子，当时“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在本届政府的第一个规划中被正式确认。4年过去了，这个战略因为种种原因，已逐渐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势，倒是其子项目“特色小镇”开始被热炒。其实目前全国被确认在实践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也就127个，按照相关规划，直到2020年也不过是1000个，这样的“试点”无论如何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趋势相媲美。
所以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城镇化战略还需被重新唤醒，毕竟，一个经济总量已雄踞全球第二位的大国，实际才30%多的城镇化率是偏低的。
也许是宿命相同，这个稿子做成后杂志也停刊了，文章并未公发，本人对城镇化的关注也停止了四年。但这三个观点，业内外基本也喧嚣了好多年。
城镇化的三个关键点
文/潘国尧
城镇化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或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具备足够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引导一部分农村人口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同时，经过移民，这部分进城农民的乡村生活方式开始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镇化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的形象，也有利于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人口迁徙
人口的迁徙是城镇化一个重要的标志，美国建国的历史并不是很悠久，但是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底特律、亚特兰大、波士顿等都是当今全球叫得响的特大城市。可以说，美国的城市化是国际人口大流动的产物。英国资本和人才对于美国的城市化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北美殖民地是英国商业扩张的直接产物”并不为过。19世纪初，欧洲移民以每年10万人的速度迁入，到19世纪中期，移民速度增加到每10年200万人。从1800——1920年，有3000万人移居到美国。与此同时，与美国毗邻的墨西哥，先后有4000万人口以各种方式移民到美国。
不同的财富时代，人口迁徙一直遵循着三个基本规律：第一，人口迁徙总是从资源贫乏国家流向资源丰富的国家；第二，人口迁徙总是由人口稠密的国家流向人口稀疏的国家；第三定律就是迁徙的人口主体都是迁出地最具有创业能力的优秀人口。
源自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城镇化运动注定是一场立足于国内的人口大迁徙，这种迁徙既有别于19世纪英国等西方国家向美国输出掌握有先进科学技术、创业资本和生产工具的优质人口资源，也有别于孟买、墨西哥城等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无序流动造成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中国的城镇化既是国内产业转移引起人口迁徙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各地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集聚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人为结果。由于中国早期的城镇化更多的关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开发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少地方借城市建设之名，人为推高土地和住房价格，造成一部分城市人口的相对贫困化。同时，也由于盲目开发，相关配套设施没法跟上，不少城市成了一座又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地方政府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计划在若干年以内，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实际上，中国正在实施中的新型城镇化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工业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经历了70-80年的时间。英国的工业革命对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业、林业和渔业所占用的劳动力，由原先占总劳动力的40%以上，到1901年降为8.7%，而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从1801年的29.7%上升到1901年的46.3%。城市就业机会增加，把大批农村人口吸引到城镇和工矿区，随着工业集中化趋势的出现，一大批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在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英国25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1911年达到78.1%，而农村人口则从一个半世纪前的75%降至21.9%。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新型的工业区出现了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这样的大城市。
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样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广东东莞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从改革开放初期，东莞一直是港资和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出口加工制造基地。工业的发达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前来定居和创业，只有170万本地人口的东莞目前成了接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家电工业的集聚发展，广东顺德就不可能多次名列中国百强县十强行列；没有钢铁工业的规模发展，就没有江苏张家港的名声在外；没有轻纺工业的块状发展，仅有百万人口的浙江绍兴县就不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城市……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比比皆是。反观中国内蒙的鄂尔多斯“新城”，除了把政府大楼迁到“开发区”外，没有任何工业基础，没有贸易的支撑，没有人口的集聚，连商业氛围都没有形成，就大肆造城，这样的城市不成为“鬼城”才是奇怪的事。
中国两年多年的封建统治者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近代以来才出现包括陶瓷工业、纺织业、沿海造船业、开矿业在内的工业文明的萌芽，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化程度，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949年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封锁，从工业革命到科技革命的这一步始终未能如愿地跨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育，在商业文明的带动下，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从东向西由南而北次地展开，产业布局基本形成，工业化充分激活了中国城乡劳动力的需求，两亿多农民离乡背井，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旅途，这也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口基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工业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实力足以支撑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铺开。
农业产业化
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德国农村的做法值得借鉴。德国农民最初也是只会种地，但不一定会销售。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增长，德国农村拥有为农民服务的各类合作社。面对无情的市场风险，单个农户的力量极其微小。德国农户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产生合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德国的农业合作社种类繁多，经营领域很广，体系也非常完善。在行业和地区性合作社的基础上，还有跨地区性的合作社，乃至全国性的协会。合作社大体分为3大类：一是加工和流通类；二是配套服务类，如种子鉴定、饲料、化肥、农机设备和技术培训等；三是金融类。德国农村合作金融很发达，有各种形式的信用合作社，农户可以得到低于普通银行利率的优惠贷款。
德国农业合作社如此完善，是与政府有力的支持与提供保障分不开的。政府承认这些农民组织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地位，在制定涉及农民、农村和农业等方面的政策时，积极与这些组织协商沟通，以减少政府与农户的误解和矛盾，共同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
德国合作社的成功经验表明，合作社有力地改变了单个农户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分享到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和销售等各环节的利润，切实提高了收入。
德国小城镇的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比差异很小，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而在法律上，德国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要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可以参照德国农民的这种做法，现在全国组建农业合作社的模式也正在推广中，但是把农业合作社与推进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关键是要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转变思想观念上下工夫。一般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对城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把农民赶进楼房的阶段，顶多为进程农民在城里或者镇上找份保安、清洁工之类的“岗位”，任由农民自生自灭。“离土不离乡”，这是近年来中国有的农村地方官探索的另一条路，就是进城农民依然在农村拥有一部分土地，他可以自己回去种植养殖，也可以转租转包给人种养。但这显然只是一种小打小闹的改革，难以真正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切身利益。
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明白，在产业的层面，实际上完全没必要人为地界定“工业”和“农业”，农民的土地就是不动产，等同于工厂的厂房等；农民的生产成果既是产品也是商品。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最需要做的工作是把离土后的农民组织起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细分农产品门类，实行订单农业规模化经营。相对而言，中国农民的知识素养和经营能力等与德国农民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寄望中国农民自发地组织合作社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寄望市场自行调节农民的生产也是不现实的，去年北方农村大白菜、萝卜等农产品丰收伤农的现实告诉人们：中国农民在生产销售环节更需要政府部门支持的不是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而是更全面的市场信息服务，更科学的生产指导，更精细的技术和经营能力培训。
农业的产业化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涉及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城镇化的难点就是农业的产业化，因为只有把农村当成一个工厂化生产的目标进行指导和管理，农村和农民才能脱胎换骨，农民才能不出村也能领略到城镇化的真正内涵。